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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窦文涛挨骂说起,这个世界正在失去"具体的人"
从窦文涛挨骂说起,这个世界正在失去"具体的人"从窦文涛挨骂说起,这个世界正在失去"具体的人"
但是，这种简单归类的做法，对于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它会让具体的人消失。
人们总说，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具体的人正在消失。互联网的信息过载，让大脑不得不启动“标签化”的节能程序。这样做有它的好处，我们确实能快速看见结构性的不公，比如职场歧视、家庭劳动分配不公等等，这是群体觉醒的必经之路。
危险不在于“归类”这个动作本身，而在于归类成为了思考的终点。所有的人与事，不再被细分和注视，而是被迅速归类，放置到某个大格子里。最后大家都被关进一个名叫“正确”的牢笼中，额头上是标签，身上是号码牌。
这几年，贴标签的习惯似乎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我习惯于用“微信读书”看书，这个app有个设置叫做“书友想法”，类似阅读弹幕。常常能看到有人套用简单公式，对三维世界进行二维化解读，《红楼梦》尤其是重灾区。
眼不见为净，我关掉了“书友想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自制信息茧房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诚实说，读到某些句子时，我本能地会想到，这些话将被怎样粗暴地解读，替作者捏着一把汗。这似乎成了一种新的审阅，严苛程度不亚于传统的那些。
所以当我在《战争与和平》里看到女主角——从前纤瘦机灵的娜塔莎，在婚后“没有了先前那种构成她魅力的、不停燃烧的活力的火焰”，变成了“强有力的、漂亮的和有繁殖力的女人”，甚至连她母亲都觉得她成了一个“愚蠢的”“模范妻子”时，我知道她必然在“书友”那里得到“失去自我”的评判。
关掉“书友想法”也没用，有次我直播时谈到娜塔莎这个角色，有人发弹幕说，让她变成这样，是因为作者是个男人，作者就是想把所有的“林黛玉”都变成“薛宝钗”。
先不说托翁这种伟大作家不会贸然干涉生活，不然他就会让安娜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娜塔莎从来不像林黛玉啊。非要打比喻，她一出场时更像史湘云，史湘云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大说大笑，娜塔莎呢，也是突然跑进房间，不顾她母亲——那位伯爵夫人责备的眼神，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托翁好像特别喜欢描述女性的这种蓬勃，《安娜卡列尼娜》里，伏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也是被她那种压抑不住的生机所吸引。安德烈公爵爱上娜塔莎，是因为他在娜塔莎身上看到“对他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特殊世界，其中充满了某种他所不知的快乐。”
但安德烈公爵的父亲不赞成，他认为双方地位悬殊，安德烈公爵身体也不好，这姑娘却正值盛年，他建议儿子先跟对方分开一年，如果那时觉得还能结婚再说。
安德烈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这是理性的，但理性不见得就是正确的。一个浪荡子乘虚而入，勾引得娜塔莎要和他私奔，后来发现这人没有结婚的资格，一时间弄得声名狼藉，她和安德烈的婚事自然告吹。
然后法国人打过来，娜塔莎举家逃离莫斯科，临出发时，她慨然提出丢下部分家财，带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俄国伤员一起出行。在路上她发现，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的安德烈公爵就在这群伤员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战场上总是很勇敢，而这次永失我爱，更让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是多么神奇的相遇，两个曾经爱过又分开的人，重逢于兵荒马乱之间。娜塔莎没日没夜地照顾安德烈公爵，他还是死在她怀中。娜塔莎受到极大冲击，经历过战乱与破产，经历了至爱之人一一死去，她无法面对过往，决心把旧日的自己一并切割掉。于是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将曾经照亮整个舞池的火焰，收敛为家庭炉灶中稳定供暖的火苗。她的一切热情，现在只服务于家庭。
在宏大世界的无序与不可控面前，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边界清晰、反馈直接、完全可控的微观宇宙。幸福不在于持续的巅峰体验，而在于日常循环：丈夫归来、孩子康复、餐食有序。以深度的确定感，替代了广度的风险性。躺平，就是对这无序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只有女人会低下去呢？其实在《战争与和平》里，和光同尘几乎是所有人的选择，娜塔莎的哥哥尼古拉原本是那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化身：热血、轻浮，迷恋宏大叙事，发誓要为沙皇献身，总之就是相当中二。
漫长的战争与家庭下坠将他变成了一个精明而保守的有产者：“不喜欢新措施，嘲笑有关经营管理的理论文章，不喜欢工厂、昂贵产品和种植昂贵作物……他与妻子越来越亲近，每天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精神宝藏。”
他妻子玛丽亚小姐不漂亮，托翁直言她是丑陋的，没有风情，没有灵活的眼神，她只是谦虚、虔诚而高尚，这已经足够让她有魅力，她让尼古拉看到一个低位运行的模版。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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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不在于“归类”这个动作本身，而在于归类成为了思考的终点。所有的人与事，不再被细分和注视，而是被迅速归类，放置到某个大格子里。最后大家都被关进一个名叫“正确”的牢笼中，额头上是标签，身上是号码牌。
这几年，贴标签的习惯似乎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我习惯于用“微信读书”看书，这个app有个设置叫做“书友想法”，类似阅读弹幕。常常能看到有人套用简单公式，对三维世界进行二维化解读，《红楼梦》尤其是重灾区。
眼不见为净，我关掉了“书友想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自制信息茧房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诚实说，读到某些句子时，我本能地会想到，这些话将被怎样粗暴地解读，替作者捏着一把汗。这似乎成了一种新的审阅，严苛程度不亚于传统的那些。
所以当我在《战争与和平》里看到女主角——从前纤瘦机灵的娜塔莎，在婚后“没有了先前那种构成她魅力的、不停燃烧的活力的火焰”，变成了“强有力的、漂亮的和有繁殖力的女人”，甚至连她母亲都觉得她成了一个“愚蠢的”“模范妻子”时，我知道她必然在“书友”那里得到“失去自我”的评判。
关掉“书友想法”也没用，有次我直播时谈到娜塔莎这个角色，有人发弹幕说，让她变成这样，是因为作者是个男人，作者就是想把所有的“林黛玉”都变成“薛宝钗”。
先不说托翁这种伟大作家不会贸然干涉生活，不然他就会让安娜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娜塔莎从来不像林黛玉啊。非要打比喻，她一出场时更像史湘云，史湘云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大说大笑，娜塔莎呢，也是突然跑进房间，不顾她母亲——那位伯爵夫人责备的眼神，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托翁好像特别喜欢描述女性的这种蓬勃，《安娜卡列尼娜》里，伏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也是被她那种压抑不住的生机所吸引。安德烈公爵爱上娜塔莎，是因为他在娜塔莎身上看到“对他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特殊世界，其中充满了某种他所不知的快乐。”
但安德烈公爵的父亲不赞成，他认为双方地位悬殊，安德烈公爵身体也不好，这姑娘却正值盛年，他建议儿子先跟对方分开一年，如果那时觉得还能结婚再说。
安德烈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这是理性的，但理性不见得就是正确的。一个浪荡子乘虚而入，勾引得娜塔莎要和他私奔，后来发现这人没有结婚的资格，一时间弄得声名狼藉，她和安德烈的婚事自然告吹。
然后法国人打过来，娜塔莎举家逃离莫斯科，临出发时，她慨然提出丢下部分家财，带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俄国伤员一起出行。在路上她发现，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的安德烈公爵就在这群伤员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战场上总是很勇敢，而这次永失我爱，更让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是多么神奇的相遇，两个曾经爱过又分开的人，重逢于兵荒马乱之间。娜塔莎没日没夜地照顾安德烈公爵，他还是死在她怀中。娜塔莎受到极大冲击，经历过战乱与破产，经历了至爱之人一一死去，她无法面对过往，决心把旧日的自己一并切割掉。于是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将曾经照亮整个舞池的火焰，收敛为家庭炉灶中稳定供暖的火苗。她的一切热情，现在只服务于家庭。
在宏大世界的无序与不可控面前，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边界清晰、反馈直接、完全可控的微观宇宙。幸福不在于持续的巅峰体验，而在于日常循环：丈夫归来、孩子康复、餐食有序。以深度的确定感，替代了广度的风险性。躺平，就是对这无序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只有女人会低下去呢？其实在《战争与和平》里，和光同尘几乎是所有人的选择，娜塔莎的哥哥尼古拉原本是那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化身：热血、轻浮，迷恋宏大叙事，发誓要为沙皇献身，总之就是相当中二。
漫长的战争与家庭下坠将他变成了一个精明而保守的有产者：“不喜欢新措施，嘲笑有关经营管理的理论文章，不喜欢工厂、昂贵产品和种植昂贵作物……他与妻子越来越亲近，每天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精神宝藏。”
他妻子玛丽亚小姐不漂亮，托翁直言她是丑陋的，没有风情，没有灵活的眼神，她只是谦虚、虔诚而高尚，这已经足够让她有魅力，她让尼古拉看到一个低位运行的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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