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迷奸案 中国舆论成从轻处罚关键因素?
辩方认为：提供信息不等于参与犯罪
Zhiting S. 的辩护律师主张，被告人并不知道群组成员将实施哪些具体犯罪。他在群里提供的内容，主要是药物和生理反应方面的信息，并不等于参与具体犯罪计划。辩方认为，被告人不知道未来受害人的身份、体重和身体状况，也不了解具体实施场景，因此无法预见现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或生命危险。
辩方还强调，被告人并不知道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否真的采纳了他的建议。即使群组成员后来实施了相关行为，也不能反推出被告人事先知道对方会照做。6月2日庭审中，法官曾表示考虑将张大鹏案判决书引入本案审理。对此，Zhiting S. 的辩护律师强调，张大鹏案判决书中涉及 Zhiting S. 的内容证据相对薄弱。例如，群聊中出现的“照你建议做了”“谢谢你的建议”等回复，也可能只是炫耀、附和或表达支持，并不必然证明相关建议真的被用于犯罪。
从这一系列的辩护策略可以看出，辩方由此试图切断被告人“提供信息”与“后续他人实施犯罪”之间的连接。
这种辩护策略也体现在柏林庭审的整体气氛中。德国《日报》记者 Sophie Fichtner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她说，Zhiting S.的辩护律师表现得“非常有进攻性”：他们频繁提交申请，持续提出新的证据和程序性争议点。在她看来，这与慕尼黑蒋中懿案的庭审形成了鲜明对比。慕尼黑案中，辩护人几乎没有试图为当事人作过多开脱，因为案件中存在大量罪证视频，“他也清楚自己的当事人做了什么”。
7月8日的庭审，辩护律师与被告Zhiting S.
她举例说，Zhiting S.的辩护人曾提出，涉案色情内容是否可能是由下载程序自动从互联网获取，而非 Zhiting S. 本人主动下载。在她看来，这类问题体现了柏林案辩方的策略：尽可能为电子数据和被告人主观认知提出替代解释，以削弱检方对“知情”“参与”和“故意”的证明。
6月2日庭审场外的告示板：“本案不公开审理”
控辩双方药物危险性争议
Zhiting S.的医学背景身份在法庭控辩中反复被使用和提及。对于控方而言，他的医学背景身份强化了他的主观明知：一个理应最清楚药物致死风险的人，却在群里充当"技术顾问"，指导别人如何调配和使用麻醉镇静类药物。
对辩方来说，他的医学背景在案件中扮演的作用则有着另一种解读。辩方认为：他了解药物，所以知道相关药物在常规剂量下并不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辩护律师在6月18日的庭审上宣读了一篇1996年发表在《药物电报》上的文献，该研究分析了54例单纯X（安眠类药物）中毒。辩方主张该文章称安眠药X急性中毒在剂量达到600毫克之前(推荐剂量为10至20毫克)，病程多为良性。该药物正是上述提到的张大鹏案中，Zhiting S.指导其使用的处方安眠药物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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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ting S. 的辩护律师主张，被告人并不知道群组成员将实施哪些具体犯罪。他在群里提供的内容，主要是药物和生理反应方面的信息，并不等于参与具体犯罪计划。辩方认为，被告人不知道未来受害人的身份、体重和身体状况，也不了解具体实施场景，因此无法预见现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或生命危险。
辩方还强调，被告人并不知道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否真的采纳了他的建议。即使群组成员后来实施了相关行为，也不能反推出被告人事先知道对方会照做。6月2日庭审中，法官曾表示考虑将张大鹏案判决书引入本案审理。对此，Zhiting S. 的辩护律师强调，张大鹏案判决书中涉及 Zhiting S. 的内容证据相对薄弱。例如，群聊中出现的“照你建议做了”“谢谢你的建议”等回复，也可能只是炫耀、附和或表达支持，并不必然证明相关建议真的被用于犯罪。
从这一系列的辩护策略可以看出，辩方由此试图切断被告人“提供信息”与“后续他人实施犯罪”之间的连接。
这种辩护策略也体现在柏林庭审的整体气氛中。德国《日报》记者 Sophie Fichtner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她说，Zhiting S.的辩护律师表现得“非常有进攻性”：他们频繁提交申请，持续提出新的证据和程序性争议点。在她看来，这与慕尼黑蒋中懿案的庭审形成了鲜明对比。慕尼黑案中，辩护人几乎没有试图为当事人作过多开脱，因为案件中存在大量罪证视频，“他也清楚自己的当事人做了什么”。
7月8日的庭审，辩护律师与被告Zhiting S.
她举例说，Zhiting S.的辩护人曾提出，涉案色情内容是否可能是由下载程序自动从互联网获取，而非 Zhiting S. 本人主动下载。在她看来，这类问题体现了柏林案辩方的策略：尽可能为电子数据和被告人主观认知提出替代解释，以削弱检方对“知情”“参与”和“故意”的证明。
6月2日庭审场外的告示板：“本案不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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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ting S.的医学背景身份在法庭控辩中反复被使用和提及。对于控方而言，他的医学背景身份强化了他的主观明知：一个理应最清楚药物致死风险的人，却在群里充当"技术顾问"，指导别人如何调配和使用麻醉镇静类药物。
对辩方来说，他的医学背景在案件中扮演的作用则有着另一种解读。辩方认为：他了解药物，所以知道相关药物在常规剂量下并不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辩护律师在6月18日的庭审上宣读了一篇1996年发表在《药物电报》上的文献，该研究分析了54例单纯X（安眠类药物）中毒。辩方主张该文章称安眠药X急性中毒在剂量达到600毫克之前(推荐剂量为10至20毫克)，病程多为良性。该药物正是上述提到的张大鹏案中，Zhiting S.指导其使用的处方安眠药物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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