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迷奸案 中国舆论成从轻处罚关键因素?
公众为何想知道被告人的具体身份？
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周禹含律师代理过多起性别暴力案件，她告诉《正面连接》，相比于一般的侵财类犯罪，公众对于性犯罪的道德情绪和立场往往更为鲜明，尤其是本案涉及如此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网络、药物控制、录像传播等等情节，大家对这类极为严重的犯罪更愤怒。
她认为，这种愤怒背后也有现实原因。在现实司法环境中，全球性犯罪的“犯罪黑数”都很大，许多犯罪已经发生，但未进入司法流程，得不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本案长期隐蔽运行，网络证据又容易灭失，至今仍有部分涉案人员尚未被追诉。公众希望知道相关人员身份，既来自恐惧和愤怒，也来自识别风险、提醒潜在受害者报案或作证的公共利益。
但公众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公开个人信息。周禹含指出，无罪推定要求，在司法评价层面上，未经审判的被告人仍应被视为无罪。判决作出之前，媒体报道和公共传播与评价，应当处于一种有限度的把握之中。可以关切：控方当前提出了什么主张，起诉了哪些事实，指控了哪些罪名？这些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持？辩方提出了哪些辩点，又有哪些理由来支持？法院有何评判？
至于是否公开被告人的身份，则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嫌疑人尚未到案，案件正处于紧急的、发生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公开身份是有必要的。否则公众无法躲避危险，也无法发现线索帮助警方侦查、抓获嫌疑人。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不再具有上述紧迫性，那么完全公开其身份可能没有必要了。但周禹含也提到，同系列案件中，伦敦警察厅就曾公开呼吁，鼓励邹振豪的潜在受害者报案。对于类似的情形，为查明案情、保护受害者、保护公共利益，可能也需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进行公开。
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的德国媒体《日报》（TAZ）记者Sophie Fichtner告诉《正面连接》，在德国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是否披露被告人身份，始终取决于具体个案。在Zhiting S.的案件中，编辑部决定不提及他的姓氏，但提及他的名字。被告人张大鹏的名字在法兰克福的相关诉讼中已经为公众所知，因此对该聊天群组中其余被告人的姓名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发布。
至于照片，被告人的照片是媒体在法庭审理现场拍摄的。在现场，被告人把衣服套在头上，或者拿一个文件夹挡在脸前。在德国，肖像也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受到严格保护。除非当事人本身已经是公众人物，否则媒体通常不会公开其面部。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TAZ编辑部提及了Zhiting S.的出生地、国籍以及他所工作过的大学——这些信息有助于勾勒案件背景。尤其是Zhiting S.医学工作者身份，在一起涉及药物镇静状态下强奸指控的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在 Sophie Fichtner 看来，本案最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媒体报道本身成为了德国庭审中的辩护材料。虽然这是辩护策略的一部分，但它也显示出公众舆论如何可能影响诉讼程序。在本案中，舆论主要发生在中国，而审判发生在德国；德国法庭又处于一个高度重视人格权和无罪推定的法律环境中。判决前， Sophie Fichtner 说：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反而导致 Zhiting S. 获得更轻处罚，“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本案中，柏林地方法院把中国媒体带有有罪预断性质的报道作为从轻处罚因素考虑，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裁量，而是与德国长期形成的人格权保护传统相一致。
德国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关于公众知情权与罪犯人格权之间产生巨大争议的案子，也是德国媒体法和人格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础判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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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周禹含律师代理过多起性别暴力案件，她告诉《正面连接》，相比于一般的侵财类犯罪，公众对于性犯罪的道德情绪和立场往往更为鲜明，尤其是本案涉及如此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网络、药物控制、录像传播等等情节，大家对这类极为严重的犯罪更愤怒。
她认为，这种愤怒背后也有现实原因。在现实司法环境中，全球性犯罪的“犯罪黑数”都很大，许多犯罪已经发生，但未进入司法流程，得不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本案长期隐蔽运行，网络证据又容易灭失，至今仍有部分涉案人员尚未被追诉。公众希望知道相关人员身份，既来自恐惧和愤怒，也来自识别风险、提醒潜在受害者报案或作证的公共利益。
但公众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公开个人信息。周禹含指出，无罪推定要求，在司法评价层面上，未经审判的被告人仍应被视为无罪。判决作出之前，媒体报道和公共传播与评价，应当处于一种有限度的把握之中。可以关切：控方当前提出了什么主张，起诉了哪些事实，指控了哪些罪名？这些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持？辩方提出了哪些辩点，又有哪些理由来支持？法院有何评判？
至于是否公开被告人的身份，则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嫌疑人尚未到案，案件正处于紧急的、发生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公开身份是有必要的。否则公众无法躲避危险，也无法发现线索帮助警方侦查、抓获嫌疑人。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不再具有上述紧迫性，那么完全公开其身份可能没有必要了。但周禹含也提到，同系列案件中，伦敦警察厅就曾公开呼吁，鼓励邹振豪的潜在受害者报案。对于类似的情形，为查明案情、保护受害者、保护公共利益，可能也需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进行公开。
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的德国媒体《日报》（TAZ）记者Sophie Fichtner告诉《正面连接》，在德国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是否披露被告人身份，始终取决于具体个案。在Zhiting S.的案件中，编辑部决定不提及他的姓氏，但提及他的名字。被告人张大鹏的名字在法兰克福的相关诉讼中已经为公众所知，因此对该聊天群组中其余被告人的姓名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发布。
至于照片，被告人的照片是媒体在法庭审理现场拍摄的。在现场，被告人把衣服套在头上，或者拿一个文件夹挡在脸前。在德国，肖像也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受到严格保护。除非当事人本身已经是公众人物，否则媒体通常不会公开其面部。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TAZ编辑部提及了Zhiting S.的出生地、国籍以及他所工作过的大学——这些信息有助于勾勒案件背景。尤其是Zhiting S.医学工作者身份，在一起涉及药物镇静状态下强奸指控的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在 Sophie Fichtner 看来，本案最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媒体报道本身成为了德国庭审中的辩护材料。虽然这是辩护策略的一部分，但它也显示出公众舆论如何可能影响诉讼程序。在本案中，舆论主要发生在中国，而审判发生在德国；德国法庭又处于一个高度重视人格权和无罪推定的法律环境中。判决前， Sophie Fichtner 说：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反而导致 Zhiting S. 获得更轻处罚，“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本案中，柏林地方法院把中国媒体带有有罪预断性质的报道作为从轻处罚因素考虑，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裁量，而是与德国长期形成的人格权保护传统相一致。
德国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关于公众知情权与罪犯人格权之间产生巨大争议的案子，也是德国媒体法和人格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础判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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