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中文舆论进入德国法庭:华人迷奸案被告获刑五年
7月8日，媒体记者与旁听公众挤在柏林法庭门外等待开庭
7月8日的最后一次庭审，法庭最终采纳辩方律师提出的从轻处罚因素。法院认为，中国的新闻制度与德国明显不同。审判长表示，必须明确指出，德国刑事司法强调无罪推定，被告人已经在中国被媒体“预先定罪”，他回国后，可能遭受重大社会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再次受到追究。“故乡对他而言已变得难以返回。”
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处告诉《正面连接》，合议庭在量刑时，将中国媒体及相关传播对被告人的身份曝光和有罪推定式报道，视为一项从轻处罚因素。法院认为被告人因此遭受了严重的个人不利后果或名誉损害。在此案语境中，“媒体”一词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传统新闻媒体，也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媒体账号及相关传播内容。
3公众知情权与无罪推定
公众为何想知道被告人的具体身份？
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周禹含律师代理过多起性别暴力案件，她告诉《正面连接》，相比于一般的侵财类犯罪，公众对于性犯罪的道德情绪和立场往往更为鲜明，尤其是本案涉及如此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网络、药物控制、录像传播等等情节，大家对这类极为严重的犯罪更愤怒。
她认为，这种愤怒背后也有现实原因。在现实司法环境中，全球性犯罪的“犯罪黑数”都很大，许多犯罪已经发生，但未进入司法流程，得不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本案长期隐蔽运行，网络证据又容易灭失，至今仍有部分涉案人员尚未被追诉。公众希望知道相关人员身份，既来自恐惧和愤怒，也来自识别风险、提醒潜在受害者报案或作证的公共利益。
但公众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公开个人信息。周禹含指出，无罪推定要求，在司法评价层面上，未经审判的被告人仍应被视为无罪。判决作出之前，媒体报道和公共传播与评价，应当处于一种有限度的把握之中。可以关切：控方当前提出了什么主张，起诉了哪些事实，指控了哪些罪名？这些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持？辩方提出了哪些辩点，又有哪些理由来支持？法院有何评判？
至于是否公开被告人的身份，则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嫌疑人尚未到案，案件正处于紧急的、发生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公开身份是有必要的。否则公众无法躲避危险，也无法发现线索帮助警方侦查、抓获嫌疑人。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不再具有上述紧迫性，那么完全公开其身份可能没有必要了。但周禹含也提到，同系列案件中，伦敦警察厅就曾公开呼吁，鼓励邹振豪的潜在受害者报案。对于类似的情形，为查明案情、保护受害者、保护公共利益，可能也需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进行公开。
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的德国媒体《日报》（TAZ）记者Sophie Fichtner告诉《正面连接》，在德国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是否披露被告人身份，始终取决于具体个案。在Zhiting S.的案件中，编辑部决定不提及他的姓氏，但提及他的名字。被告人张大鹏的名字在法兰克福的相关诉讼中已经为公众所知，因此对该聊天群组中其余被告人的姓名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发布。
至于照片，被告人的照片是媒体在法庭审理现场拍摄的。在现场，被告人把衣服套在头上，或者拿一个文件夹挡在脸前。在德国，肖像也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受到严格保护。除非当事人本身已经是公众人物，否则媒体通常不会公开其面部。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TAZ编辑部提及了Zhiting S.的出生地、国籍以及他所工作过的大学——这些信息有助于勾勒案件背景。尤其是Zhiting S.医学工作者身份，在一起涉及药物镇静状态下强奸指控的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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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7月8日的最后一次庭审，法庭最终采纳辩方律师提出的从轻处罚因素。法院认为，中国的新闻制度与德国明显不同。审判长表示，必须明确指出，德国刑事司法强调无罪推定，被告人已经在中国被媒体“预先定罪”，他回国后，可能遭受重大社会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再次受到追究。“故乡对他而言已变得难以返回。”
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处告诉《正面连接》，合议庭在量刑时，将中国媒体及相关传播对被告人的身份曝光和有罪推定式报道，视为一项从轻处罚因素。法院认为被告人因此遭受了严重的个人不利后果或名誉损害。在此案语境中，“媒体”一词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传统新闻媒体，也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媒体账号及相关传播内容。
3公众知情权与无罪推定
公众为何想知道被告人的具体身份？
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周禹含律师代理过多起性别暴力案件，她告诉《正面连接》，相比于一般的侵财类犯罪，公众对于性犯罪的道德情绪和立场往往更为鲜明，尤其是本案涉及如此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网络、药物控制、录像传播等等情节，大家对这类极为严重的犯罪更愤怒。
她认为，这种愤怒背后也有现实原因。在现实司法环境中，全球性犯罪的“犯罪黑数”都很大，许多犯罪已经发生，但未进入司法流程，得不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本案长期隐蔽运行，网络证据又容易灭失，至今仍有部分涉案人员尚未被追诉。公众希望知道相关人员身份，既来自恐惧和愤怒，也来自识别风险、提醒潜在受害者报案或作证的公共利益。
但公众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公开个人信息。周禹含指出，无罪推定要求，在司法评价层面上，未经审判的被告人仍应被视为无罪。判决作出之前，媒体报道和公共传播与评价，应当处于一种有限度的把握之中。可以关切：控方当前提出了什么主张，起诉了哪些事实，指控了哪些罪名？这些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哪些证据可以支持？辩方提出了哪些辩点，又有哪些理由来支持？法院有何评判？
至于是否公开被告人的身份，则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嫌疑人尚未到案，案件正处于紧急的、发生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公开身份是有必要的。否则公众无法躲避危险，也无法发现线索帮助警方侦查、抓获嫌疑人。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不再具有上述紧迫性，那么完全公开其身份可能没有必要了。但周禹含也提到，同系列案件中，伦敦警察厅就曾公开呼吁，鼓励邹振豪的潜在受害者报案。对于类似的情形，为查明案情、保护受害者、保护公共利益，可能也需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进行公开。
参与过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庭审的德国媒体《日报》（TAZ）记者Sophie Fichtner告诉《正面连接》，在德国媒体的报道实践中，是否披露被告人身份，始终取决于具体个案。在Zhiting S.的案件中，编辑部决定不提及他的姓氏，但提及他的名字。被告人张大鹏的名字在法兰克福的相关诉讼中已经为公众所知，因此对该聊天群组中其余被告人的姓名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发布。
至于照片，被告人的照片是媒体在法庭审理现场拍摄的。在现场，被告人把衣服套在头上，或者拿一个文件夹挡在脸前。在德国，肖像也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受到严格保护。除非当事人本身已经是公众人物，否则媒体通常不会公开其面部。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TAZ编辑部提及了Zhiting S.的出生地、国籍以及他所工作过的大学——这些信息有助于勾勒案件背景。尤其是Zhiting S.医学工作者身份，在一起涉及药物镇静状态下强奸指控的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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