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习时代 问题仅仅是"看走眼选错人"?
(资料照片)
历史上许多掌权者在获得权力之前,都曾承诺克制、改革与开放;而在获得权力之后,又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这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道德特别败坏,也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性格天生特殊,而是因为权力天然具有扩张自身的倾向。
所以人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掌权者的善意,也不能寄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克制。因为权力几乎不会主动限制自己,既得利益也很少会主动削弱自己。真正能够限制权力的,从来不是掌权者的个人品质,而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真正能够保障自由的,也不是某种开明统治,而是公民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
分权不是为了降低效率,而是为了防止权力失控;宪政也不是为了削弱国家,而是为了给权力划定边界。归根结底,一个健康政治秩序的根本,不在于期待出现一个永远正确、永远克制的领导人,而在于建立一种即使出现最强势的领导人,也无法轻易突破的制度结构。
看错一个人,也许只是一次偶然;但把约束权力的希望寄托于权力自身,则往往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悲剧。这个版本最后已经不是“政局评论”,而开始触及政治哲学层面:权力—制度—权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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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掌权者在获得权力之前,都曾承诺克制、改革与开放;而在获得权力之后,又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边界。这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道德特别败坏,也不是因为某些人的性格天生特殊,而是因为权力天然具有扩张自身的倾向。
所以人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掌权者的善意,也不能寄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克制。因为权力几乎不会主动限制自己,既得利益也很少会主动削弱自己。真正能够限制权力的,从来不是掌权者的个人品质,而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真正能够保障自由的,也不是某种开明统治,而是公民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
分权不是为了降低效率,而是为了防止权力失控;宪政也不是为了削弱国家,而是为了给权力划定边界。归根结底,一个健康政治秩序的根本,不在于期待出现一个永远正确、永远克制的领导人,而在于建立一种即使出现最强势的领导人,也无法轻易突破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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