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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地,如同月經:中國青年為何陷入政治抑郁?
反復地,如同月經:中國青年為何陷入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經:中國青年為何陷入政治抑郁?
這件事帶給Snusa嚴重的“政治抑郁”，大約有半年時間有如驚弓之鳥。“我會隨時幻想可能有警察沖進我的房間，檢查我的手機、我的電腦。”每次離開房間，Snusa都要確認自己有沒有關掉VPN、刪掉所有瀏覽記錄，再鎖上螢幕。這壹切大大幹擾她的日常生活。
她說：“政治抑郁把我們變成壹個壹個孤島。”
Snusa靠自己壹點、壹點消化創傷。她獨來獨往，很少與人交流，總是想著躲避這個體制，還有那些會提醒她的壹切，例如黨員和警車。然而黨的政治宣傳已經滲透到了生活所有層面，不被體制沾染的“淨土”，幾乎無處可尋。
家與國、私與公的交織創傷
國家的打壓與控制，在香港反送中和疫情封控時表露無遺，但有壹些更隱微的壓迫存在於教育體系和父權體制之中，帶來另壹種政治抑郁。
日本社會學家阿古智子長期關注中國青年的“政治抑郁”。她認為，這不只來自國家政治體系，還有父權結構和家庭，包含長年的壹胎化政策對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考大學，找對象，生孩子，這樣的壓力都是跟社會制度、國家政策很有關的。”
今年中國高考，曾有媒體報道壹名山東考生在步出考場時對社會議題公開“喊話”，主張應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但微博和抖音的相關影片卻被刪除下架。有些網友把此事視為人民被噤聲的另壹個案例，在Threads平台也掀起壹波“政治抑郁”討論。
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伊凡表示：“在高考談‘政治抑郁’這個話題，我覺得是特別、特別典型的表現形式……中國大陸整個社會，它的‘政治抑郁’確實是從教育體系開始的。”
從小，伊凡被師長灌輸績效至上的價值觀，成績表現是評斷個人價值的唯壹准則。對表現好的學生，老師會說“看看你又把多少人踩在了腳下”；成績不好的，則會被斥責“不配成為人”。成長於這樣的教育體系，孩子的尊嚴被剝奪，看不到自身最基本的需求，也不懂得表達情感。由此，伊凡生出不滿與反叛，即使考上了知名的壹流大學，仍舊感到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大壹那年參加白紙運動後，高中時期的精神困擾疊加影響，伊凡曾嘗試自殺，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院，診斷出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俗稱躁郁症），也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
“首先我對警車、公權力這種東西有很強的恐懼，還有我高中時候的壹些東西。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有壹次當時病房裡面壹個音樂治療項目……有人點了壹首歌，那個MV是壹個高考應援的內容，我當場發作，到了意識不清的程度，就是有壹點被trigger（觸發）到。”
還有壹些傷痕來自跟父母的沖突，許多以“愛”為名的善意，變得像是與公權力站在壹起，加重了孩子的無力感。白紙運動時，父親的壹句話讓伊凡記到現在：“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做這事是沒有意義的？”
伊凡說：“如果所有的壓迫都只是來自於你在對抗的那壹方、都來自公權力的話，它反而是容易的，因為你清楚知道你的敵人是誰，可以把他們當敵人對待……但是如果這樣的撕裂來自於你最親近的人，或者你明知道跟你在壹邊的人，就很難說了。”
家與國、私領域與公領域，復雜的壓迫經驗交織重疊，這樣的“政治抑郁”，源頭更加難以分辨，有時連置身其中的人也未必說得清，道得明。
人文社科背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研究生雨欣遭遇過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帶來的傷害，也曾因香港反送中運動而感到憤怒與悲傷。在她身上，抑郁自始至終都是政治的。
“意識到痛苦本身是政治的，這件事情確實跟我作為女性的經驗，有很強烈的關系。”
慢慢地，雨欣發現“事情的邏輯都很像”，例如她曾因經營公益組織而遭政府施壓與監控：“國安找我的時候，有時候會在賓館見面，他真的會讓我想起被性侵犯的經驗。我在那壹刻，真的是覺得事情都串起來了。”
雨欣觀察，民族主義以及“家國壹體”的意識形態宣傳，導致許多中國人即使“政治抑郁”了，“都還是會說我對這片土地如何如何，我對這個國家又愛又恨”。如今她已經離開這塊土地，還是分不清自己對中國的感情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壹個人應該站在哪裡是對的，但你問我還有沒有感情，我其實有感情的，但那個感情，說是‘救中國’嗎……那個聽起來，對我來說好像又有點‘爹味’了。”
“政治抑郁”在中國有解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中國大約有5400萬人患有抑郁症。因應抑郁患者增多，中國國家衛健委設立了心理援助熱線電話，並把2025年至2027年訂為“精神衛生服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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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她說：“政治抑郁把我們變成壹個壹個孤島。”
Snusa靠自己壹點、壹點消化創傷。她獨來獨往，很少與人交流，總是想著躲避這個體制，還有那些會提醒她的壹切，例如黨員和警車。然而黨的政治宣傳已經滲透到了生活所有層面，不被體制沾染的“淨土”，幾乎無處可尋。
家與國、私與公的交織創傷
國家的打壓與控制，在香港反送中和疫情封控時表露無遺，但有壹些更隱微的壓迫存在於教育體系和父權體制之中，帶來另壹種政治抑郁。
日本社會學家阿古智子長期關注中國青年的“政治抑郁”。她認為，這不只來自國家政治體系，還有父權結構和家庭，包含長年的壹胎化政策對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考大學，找對象，生孩子，這樣的壓力都是跟社會制度、國家政策很有關的。”
今年中國高考，曾有媒體報道壹名山東考生在步出考場時對社會議題公開“喊話”，主張應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但微博和抖音的相關影片卻被刪除下架。有些網友把此事視為人民被噤聲的另壹個案例，在Threads平台也掀起壹波“政治抑郁”討論。
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伊凡表示：“在高考談‘政治抑郁’這個話題，我覺得是特別、特別典型的表現形式……中國大陸整個社會，它的‘政治抑郁’確實是從教育體系開始的。”
從小，伊凡被師長灌輸績效至上的價值觀，成績表現是評斷個人價值的唯壹准則。對表現好的學生，老師會說“看看你又把多少人踩在了腳下”；成績不好的，則會被斥責“不配成為人”。成長於這樣的教育體系，孩子的尊嚴被剝奪，看不到自身最基本的需求，也不懂得表達情感。由此，伊凡生出不滿與反叛，即使考上了知名的壹流大學，仍舊感到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大壹那年參加白紙運動後，高中時期的精神困擾疊加影響，伊凡曾嘗試自殺，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院，診斷出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俗稱躁郁症），也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
“首先我對警車、公權力這種東西有很強的恐懼，還有我高中時候的壹些東西。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有壹次當時病房裡面壹個音樂治療項目……有人點了壹首歌，那個MV是壹個高考應援的內容，我當場發作，到了意識不清的程度，就是有壹點被trigger（觸發）到。”
還有壹些傷痕來自跟父母的沖突，許多以“愛”為名的善意，變得像是與公權力站在壹起，加重了孩子的無力感。白紙運動時，父親的壹句話讓伊凡記到現在：“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做這事是沒有意義的？”
伊凡說：“如果所有的壓迫都只是來自於你在對抗的那壹方、都來自公權力的話，它反而是容易的，因為你清楚知道你的敵人是誰，可以把他們當敵人對待……但是如果這樣的撕裂來自於你最親近的人，或者你明知道跟你在壹邊的人，就很難說了。”
家與國、私領域與公領域，復雜的壓迫經驗交織重疊，這樣的“政治抑郁”，源頭更加難以分辨，有時連置身其中的人也未必說得清，道得明。
人文社科背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研究生雨欣遭遇過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帶來的傷害，也曾因香港反送中運動而感到憤怒與悲傷。在她身上，抑郁自始至終都是政治的。
“意識到痛苦本身是政治的，這件事情確實跟我作為女性的經驗，有很強烈的關系。”
慢慢地，雨欣發現“事情的邏輯都很像”，例如她曾因經營公益組織而遭政府施壓與監控：“國安找我的時候，有時候會在賓館見面，他真的會讓我想起被性侵犯的經驗。我在那壹刻，真的是覺得事情都串起來了。”
雨欣觀察，民族主義以及“家國壹體”的意識形態宣傳，導致許多中國人即使“政治抑郁”了，“都還是會說我對這片土地如何如何，我對這個國家又愛又恨”。如今她已經離開這塊土地，還是分不清自己對中國的感情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壹個人應該站在哪裡是對的，但你問我還有沒有感情，我其實有感情的，但那個感情，說是‘救中國’嗎……那個聽起來，對我來說好像又有點‘爹味’了。”
“政治抑郁”在中國有解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中國大約有5400萬人患有抑郁症。因應抑郁患者增多，中國國家衛健委設立了心理援助熱線電話，並把2025年至2027年訂為“精神衛生服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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