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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地,如同月經:中國青年為何陷入政治抑郁?
反復地,如同月經:中國青年為何陷入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經:中國青年為何陷入政治抑郁?
報導全文：https://t.co/0mWuWwSOdq— DW 中文- 德國之聲 (@dw_chinese) July 2, 2026
失望、挫敗、無力感，“政治抑郁”常伴隨這些描述，有人更把它反復“發作”的情況形容為“月經”。從新冠疫情封控，到無疾而終的公共抗爭；從教育體制，再到父權結構壓迫，6名中國青年向DW分享那些他們不能對國家訴說的“政治抑郁”故事。
今年6月初重慶爆發虐狗事件時，住在武漢的小羊在網絡上密切關注事態進展，心情也跟著示威群眾壹同起伏。
“我當時真的非常、非常生氣……在我看來，這是壓倒性的，所有人都會覺得虐狗那個男的有問題。”面對沸騰的民憤，警方卻動用武力清場，讓小羊感到不平：“本來是壹件跟（狹義）政治完全沒有關系的事情，卻非要把它變成政治問題，把所有人都噤聲。”
壹次又壹次，重大社會事件在中國爆發，民眾嘗試發聲，卻往往不了了之，憤怒與挫敗在小羊心中逐漸累積成絕望。
“我不斷在經歷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經壹樣，每個月就要來那麼壹次。”
“政治抑郁”如何在中國蔓延
壹般而言，“政治抑郁”指向壹種社會的、集體的困境與創傷，常伴隨失望、無力的心理狀態，但目前並非醫學上正式的診斷名稱。
在中國談到“政治抑郁”，媒體與網友經常引用美國臨床心理學家盧森（Robert Lusson）2017年撰寫的文章，該文的時代背景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讓部分美國人感到失望與憂郁。根據中國記者柴靜2024年對盧森的訪談，盧森認為“政治抑郁”的本質是“沒有自由成為我，沒法向他人自由表達我”。
“政治抑郁”壹詞在中國漸漸流行起來，2019年是壹個重大節點。香港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時，在中國從事精神健康倡議的草根組織“刺鳥棲息地”首次譯介
了盧森的論述，接著又發表〈應對政治抑郁：這10條建議也許對你有用〉等壹系列文章，受到關注。
學醫的亦辰第壹次經歷“政治抑郁”，就是因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念醫學院課最多的時候，但他還是壹直刷香港的新聞，“壹天會看很多很多遍”，即使看這些消息會感到難過、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點像強迫症的感覺”。
“很多時候抑郁就來自於你對事情有過高的期望，但實際上事情完全向著你期待的相反方向進行。”高中時，曾有老師在課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亦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視為中國走向民主的模范，港府對港人的鎮壓卻讓他意識到這樣的期待不切實際。
反送中抗爭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場。長達叁年多反復封控，讓“政治抑郁”蔓延更廣泛。
現在是工程師的子謙經歷過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郁”很大壹部分來自當時在學生宿舍裡跟室友壹起被關起來叁個月。“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封控）的科學來源……你就壹直被關在小房間裡面，出不來。”
解封後，有壹段時間凡事仰賴健康碼，就連買東西都要掃碼確認，人民所有動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謙說，雖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對那些特別配合官方敘事、親政府宣傳的店鋪，越來越感到不適，會傾向避開，這種影響持續直到現在。
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成了子謙排解“政治抑郁”的壹個出口。他最初並沒有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隱約感到心情不好，“因為我知道同壹座城市另壹個地方，大家是在抗議”。隔天他心想，“多壹個人會更有力量”，於是騎著腳踏車到烏魯木齊中路。“他們在抓人的時候，我就拚命地喊……‘放人、放人’，不停地喊。”
子謙說，他慶幸自己曾經在白紙的現場。他期許自己做壹個“活下來的人”，能夠不斷說出當時發生的事。
“我也沒有什麼武器，沒有太多的手段去跟他們對抗，我的方法就是，我希望讓身邊的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白紙運動期間，抗爭的消息主要透過X平台博主“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傳遞給全世界，“李老師”的賬號自此成為中國青年翻牆接收資訊的重要管道，同時也變成牆內的敏感詞。
研究生Snusa曾因為跟朋友討論到李老師，而被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裡，她被警察查手機，翻來覆去不斷訊問了4個小時，被迫做筆錄，寫保證書，聽派出所所長訓話。“感覺他如果要出現在電影、電視劇裡面，肯定就是反派……他最後說，‘你這輩子只有壹次機會，現在已經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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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失望、挫敗、無力感，“政治抑郁”常伴隨這些描述，有人更把它反復“發作”的情況形容為“月經”。從新冠疫情封控，到無疾而終的公共抗爭；從教育體制，再到父權結構壓迫，6名中國青年向DW分享那些他們不能對國家訴說的“政治抑郁”故事。
今年6月初重慶爆發虐狗事件時，住在武漢的小羊在網絡上密切關注事態進展，心情也跟著示威群眾壹同起伏。
“我當時真的非常、非常生氣……在我看來，這是壓倒性的，所有人都會覺得虐狗那個男的有問題。”面對沸騰的民憤，警方卻動用武力清場，讓小羊感到不平：“本來是壹件跟（狹義）政治完全沒有關系的事情，卻非要把它變成政治問題，把所有人都噤聲。”
壹次又壹次，重大社會事件在中國爆發，民眾嘗試發聲，卻往往不了了之，憤怒與挫敗在小羊心中逐漸累積成絕望。
“我不斷在經歷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經壹樣，每個月就要來那麼壹次。”
“政治抑郁”如何在中國蔓延
壹般而言，“政治抑郁”指向壹種社會的、集體的困境與創傷，常伴隨失望、無力的心理狀態，但目前並非醫學上正式的診斷名稱。
在中國談到“政治抑郁”，媒體與網友經常引用美國臨床心理學家盧森（Robert Lusson）2017年撰寫的文章，該文的時代背景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讓部分美國人感到失望與憂郁。根據中國記者柴靜2024年對盧森的訪談，盧森認為“政治抑郁”的本質是“沒有自由成為我，沒法向他人自由表達我”。
“政治抑郁”壹詞在中國漸漸流行起來，2019年是壹個重大節點。香港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時，在中國從事精神健康倡議的草根組織“刺鳥棲息地”首次譯介
了盧森的論述，接著又發表〈應對政治抑郁：這10條建議也許對你有用〉等壹系列文章，受到關注。
學醫的亦辰第壹次經歷“政治抑郁”，就是因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念醫學院課最多的時候，但他還是壹直刷香港的新聞，“壹天會看很多很多遍”，即使看這些消息會感到難過、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點像強迫症的感覺”。
“很多時候抑郁就來自於你對事情有過高的期望，但實際上事情完全向著你期待的相反方向進行。”高中時，曾有老師在課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亦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視為中國走向民主的模范，港府對港人的鎮壓卻讓他意識到這樣的期待不切實際。
反送中抗爭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場。長達叁年多反復封控，讓“政治抑郁”蔓延更廣泛。
現在是工程師的子謙經歷過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郁”很大壹部分來自當時在學生宿舍裡跟室友壹起被關起來叁個月。“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封控）的科學來源……你就壹直被關在小房間裡面，出不來。”
解封後，有壹段時間凡事仰賴健康碼，就連買東西都要掃碼確認，人民所有動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謙說，雖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對那些特別配合官方敘事、親政府宣傳的店鋪，越來越感到不適，會傾向避開，這種影響持續直到現在。
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成了子謙排解“政治抑郁”的壹個出口。他最初並沒有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隱約感到心情不好，“因為我知道同壹座城市另壹個地方，大家是在抗議”。隔天他心想，“多壹個人會更有力量”，於是騎著腳踏車到烏魯木齊中路。“他們在抓人的時候，我就拚命地喊……‘放人、放人’，不停地喊。”
子謙說，他慶幸自己曾經在白紙的現場。他期許自己做壹個“活下來的人”，能夠不斷說出當時發生的事。
“我也沒有什麼武器，沒有太多的手段去跟他們對抗，我的方法就是，我希望讓身邊的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白紙運動期間，抗爭的消息主要透過X平台博主“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傳遞給全世界，“李老師”的賬號自此成為中國青年翻牆接收資訊的重要管道，同時也變成牆內的敏感詞。
研究生Snusa曾因為跟朋友討論到李老師，而被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裡，她被警察查手機，翻來覆去不斷訊問了4個小時，被迫做筆錄，寫保證書，聽派出所所長訓話。“感覺他如果要出現在電影、電視劇裡面，肯定就是反派……他最後說，‘你這輩子只有壹次機會，現在已經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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