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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德地圖"跨境定位風險:每3秒回傳位置信息
中國"高德地圖"跨境定位風險:每3秒回傳位置信息中國"高德地圖"跨境定位風險:每3秒回傳位置信息
今年4月底，中國導航軟件“高德地圖”因功能齊全在台灣迅速走紅，並快速沖上下載排行榜。有網友認為，它的導航體驗甚至優於谷歌地圖。然而，在精准與便利的背後，高德究竟收集了用戶多少數據？台灣國安局與數字發展部先後發出警告，指出該軟件存在多項風險行為，例如索取與核心功能無關的權限，以及在關閉狀態下依然對外傳輸數據等。這引發了各界對其過度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強烈質疑。
台灣調查媒體《報導者》以相同系統、相同路線以及相同網絡環境下，同步測試了高德地圖、谷歌地圖和導航王叁款應用程序。結果發現，高德地圖平均每3秒就會向中國大陸境內的服務器回傳壹次數據，其數據包中更出現了可用於追蹤和識別設備的固定代碼。更關鍵的是，這些數據包內暗藏了由中國官方機構參與研發的“CAID”設備指紋代碼；這是壹串能夠強制綁定手機並規避iOS等操作系統隱私規范的明碼，具備跨App拼湊用戶數字足跡與身份細節的潛在能力。
盡管目前尚無高德地圖直接濫用個人信息的確切證據，但真正的威脅源於中國的法律體制。中國的《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與《網絡安全法》等法規，明文強制要求企業與公民必須配合國家安全情報工作。這意味著，即便高德地圖宣稱數據僅用於商業路況分析，中國政府仍擁有隨時調閱這些龐大數據的絕對權限，能夠隨時將商業數據庫轉化為國家級的監控工具。
高德地圖的爭議，凸顯了台灣在保護數據主權方面防線的脆弱。由於該軟件在台灣未設立分公司，現行已落後於科技發展16年且未經大修的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難以對其“跨境傳輸”行為進行有效管轄與限制。面對中國將大數據視為重要戰略資源的野心，專家呼吁台灣亟需加速修法，並盡快成立專責的個人信息保護機構，填補這壹塊的空白。
以下為文章內容節選
我們從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報導者》辦公室出發，沿著中山北路右轉北安路，目的地即是國防部外圍，接著跨過基隆河，繞行松山機場、松山指揮部壹圈，再往南移動，路過大安區基信營區、法務部調查局的台北市調查處、公館蟾蜍山腳下的空軍作戰指揮部，最後前往我國行政中樞「博愛特區」。
叁支格式化的空白iPhone手機分別安裝了高德地圖、Google地圖以及國產軟體導航王3D，我們同時設置壹台筆記型電腦作為中繼站，讓叁款軟體向伺服器回傳資料前，都必須被電腦中的分析工具記錄連線頻率、流量與封包信息。從數據可見，高德地圖平均每3秒就進行壹次資料上傳，Google地圖約30秒、導航王3D則是22分鍾壹次。
近90分鍾車程，我們全程未靠近任何禁制區，只透過壹般道路移動，以Google地圖可查詢的多個行政單位正門為目標，然而它們在高德地圖上都查無此地；唯壹例外是總統府，它在高德地圖上用簡體字寫著「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場所」。
進壹步細看封包內容，搜集類似數據的叁款軟體中，Google地圖和導航王3D僅上傳必要的GPS位置至台灣、日本或新加坡伺服器；高德地圖則上傳包含位置、氣壓計、方向等所有資料，並且連線目標無壹例外，全是位於中國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阿裡雲」伺服器。
而在高德地圖的封包中，我們發現壹串名為「CAID」的固定代碼，它綁定手機出現，即使移除高德地圖再重新安裝，這串CAID代碼在本次測試條件下依舊維持不變，只有在裝置格式化之後才會產生新的CAID。這種繞過作業系統隱私規范、強行辨識壹支手機的技術稱為「裝置指紋」（Device fingerprint），受到Google和Apple兩大平台方嚴格約束。
為了實驗CAID是否形成跨App追蹤，我們接續多次格式化叁支手機，同時安裝高德地圖、百度搜尋與淘寶，並用相同方式抓取封包，分析上傳資料中是否出現相同的CAID；結果從「百度搜尋」封包中解析出完全相同的壹串代碼──這可能意味著，若有心人士希望從後台透過這串共同代碼，追蹤使用者在不同軟體上的數位足跡，拼湊出該名使用者的身分和生活細節，這些行為在技術層面「理論上」可行，但《報導者》目前未有證據顯示兩者曾經串接。
CAID雖是商用代碼，但根據中國《國家情報法》第7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同法第14條也提到，國家情報機構可以要求「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這兩項條文將「配合」定義為所有中國人民的義務。
中國《數據安全法》第2條，又將中國境外發生，但與中國企業相關的資料使用行為都納入管轄范圍，只要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都可依法追究。同法第35條還再次強調：「因維護國家安全或偵查犯罪需要調取數據時，有關組織、個人應當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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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台灣調查媒體《報導者》以相同系統、相同路線以及相同網絡環境下，同步測試了高德地圖、谷歌地圖和導航王叁款應用程序。結果發現，高德地圖平均每3秒就會向中國大陸境內的服務器回傳壹次數據，其數據包中更出現了可用於追蹤和識別設備的固定代碼。更關鍵的是，這些數據包內暗藏了由中國官方機構參與研發的“CAID”設備指紋代碼；這是壹串能夠強制綁定手機並規避iOS等操作系統隱私規范的明碼，具備跨App拼湊用戶數字足跡與身份細節的潛在能力。
盡管目前尚無高德地圖直接濫用個人信息的確切證據，但真正的威脅源於中國的法律體制。中國的《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與《網絡安全法》等法規，明文強制要求企業與公民必須配合國家安全情報工作。這意味著，即便高德地圖宣稱數據僅用於商業路況分析，中國政府仍擁有隨時調閱這些龐大數據的絕對權限，能夠隨時將商業數據庫轉化為國家級的監控工具。
高德地圖的爭議，凸顯了台灣在保護數據主權方面防線的脆弱。由於該軟件在台灣未設立分公司，現行已落後於科技發展16年且未經大修的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難以對其“跨境傳輸”行為進行有效管轄與限制。面對中國將大數據視為重要戰略資源的野心，專家呼吁台灣亟需加速修法，並盡快成立專責的個人信息保護機構，填補這壹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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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報導者》辦公室出發，沿著中山北路右轉北安路，目的地即是國防部外圍，接著跨過基隆河，繞行松山機場、松山指揮部壹圈，再往南移動，路過大安區基信營區、法務部調查局的台北市調查處、公館蟾蜍山腳下的空軍作戰指揮部，最後前往我國行政中樞「博愛特區」。
叁支格式化的空白iPhone手機分別安裝了高德地圖、Google地圖以及國產軟體導航王3D，我們同時設置壹台筆記型電腦作為中繼站，讓叁款軟體向伺服器回傳資料前，都必須被電腦中的分析工具記錄連線頻率、流量與封包信息。從數據可見，高德地圖平均每3秒就進行壹次資料上傳，Google地圖約30秒、導航王3D則是22分鍾壹次。
近90分鍾車程，我們全程未靠近任何禁制區，只透過壹般道路移動，以Google地圖可查詢的多個行政單位正門為目標，然而它們在高德地圖上都查無此地；唯壹例外是總統府，它在高德地圖上用簡體字寫著「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場所」。
進壹步細看封包內容，搜集類似數據的叁款軟體中，Google地圖和導航王3D僅上傳必要的GPS位置至台灣、日本或新加坡伺服器；高德地圖則上傳包含位置、氣壓計、方向等所有資料，並且連線目標無壹例外，全是位於中國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阿裡雲」伺服器。
而在高德地圖的封包中，我們發現壹串名為「CAID」的固定代碼，它綁定手機出現，即使移除高德地圖再重新安裝，這串CAID代碼在本次測試條件下依舊維持不變，只有在裝置格式化之後才會產生新的CAID。這種繞過作業系統隱私規范、強行辨識壹支手機的技術稱為「裝置指紋」（Device fingerprint），受到Google和Apple兩大平台方嚴格約束。
為了實驗CAID是否形成跨App追蹤，我們接續多次格式化叁支手機，同時安裝高德地圖、百度搜尋與淘寶，並用相同方式抓取封包，分析上傳資料中是否出現相同的CAID；結果從「百度搜尋」封包中解析出完全相同的壹串代碼──這可能意味著，若有心人士希望從後台透過這串共同代碼，追蹤使用者在不同軟體上的數位足跡，拼湊出該名使用者的身分和生活細節，這些行為在技術層面「理論上」可行，但《報導者》目前未有證據顯示兩者曾經串接。
CAID雖是商用代碼，但根據中國《國家情報法》第7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同法第14條也提到，國家情報機構可以要求「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這兩項條文將「配合」定義為所有中國人民的義務。
中國《數據安全法》第2條，又將中國境外發生，但與中國企業相關的資料使用行為都納入管轄范圍，只要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都可依法追究。同法第35條還再次強調：「因維護國家安全或偵查犯罪需要調取數據時，有關組織、個人應當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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