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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残疾女孩跳楼轻生,曾多次向心理老师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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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小芸对父母的沉默也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孩子遇到困难、烦恼、伤害通常会首先求助父母。”陈光辉分析，小芸直到结束生命时也未向家人求助，可能只是个假象，而更有可能的是，孩子先前多次给父母反馈或求助过相关事宜，却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回馈和有效的帮助。
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看来，小芸生前的沉默，可能是对父母缺乏信任，或是不愿意给父母增加麻烦，“比如孩子担心家长和学校沟通处理不好，会让自己处境更麻烦等”。
特殊儿童通常具有新异特征，极易引发同学的关注、好奇或者嘲笑。陈光辉指出，家长之间不当的人际沟通，可能会导致其他学生家长纷纷叮嘱孩子避免滋生事端、远离特殊学生。久而久之，特殊孩子在班级里反而也会没有朋友。
他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可以判定此事中小芸为疑似校园欺凌的受害一方，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有效证据来认定欺凌属性。“孩子选择轻生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疑似校园欺凌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不过他指出，即便在氛围开明、阳光安全、管理规范的学校，虽然学校可以保障孩子拥有平等参与学习、交友等活动的机会，但每位孩子的学习状态、友谊质量、同伴冲突事件依然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减少校园欺凌、歧视等消极事件的发生，是在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而要实现具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积极发展，则需要学校、家庭以及孩子自身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让女儿就读普通学校，逐渐回归正常的人生轨迹，是周丽和丈夫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但多位受访专家也指出，融合教育在落地执行时存在现实困难和局限。
李紫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就读，压力一方面来自可能的欺凌，同时也与周围环境和其自身适配度不高有关。例如，学校的运动会、联欢会、春秋游等活动，很多项目都是面向普通学生，“如果特殊孩子无法参加各类集体活动，长期处于班级边缘位置，内心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作为长期关注校园霸凌的公益机构，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的负责人沈旭表示，家长让残疾孩子进入普通学校的诉求合乎情理，但这也对学校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她指出，班主任同时管理几十名学生，既要兼顾全体学生的节奏和情绪，也要注意残障学生的风险管控，在给予充分保护的同时，又不能伤到其尊严，“比如一些特殊课程，让这个孩子加入会更温暖、更人性化，但确实会影响整体效果或节奏。这种情况下，普通老师可能就做不到面面俱到，需要系统的心理学、特殊教育专业的训练”。
呼伦贝尔市关于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有关文件规定，要选聘具有一定特殊教育素养、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担任随班就读学生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每学期组织2—3次随班就读辅导教师培训和教研活动，学校达到无障碍设施要求，且每学期要召开1—2次残疾学生家长座谈会等。
据红星新闻报道，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向小芸父母表示，小芸去世这一年，心理老师代老师一直陷入自责，事发前她曾想找机会跟小芸父母见面，但没料到小芸会自杀。这也给当地教育敲响警钟，事发后教育部门已联合当地医院专家及心理健康协会会员，深入各个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负责人同时坦言，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确实“太缺了”，心理老师并非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只能对孩子进行疏导，无法进行心理健康的治疗。
这应和了沈旭在实地研究中的发现。许多中小学都设置了心理咨询室，并且配备了完备的硬件设施，但并不代表心理老师掌握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很多心理老师可能只掌握了理论话术，缺乏实操训练，也无法识别和处置校园欺凌现象，“所以在面对真实案例时，只能输出心灵鸡汤，甚至无法感知学生孤独和挫败的处境，最终错过了干预时机”。
陈光辉也指出，编制缺口大、专职化率低，是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面临的突出问题。部分地区学校严重缺少专职心理教师，而在岗心理教师会因为岗位边缘化、职业发展通道不通畅，导致职业发展动力不足。此外，对于整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而言，还存在一些地区和学校“重检查、轻实效”，预防前置机制缺失，心理筛查工具难以保障科学性和适配性，危机干预不及时等问题。
采访中，沈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小芸的悲剧如果仅仅止步于追责和惩罚，不补齐机制上的短板，可能会让一些学校和教师为了规避潜在麻烦，更加不愿接受特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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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看来，小芸生前的沉默，可能是对父母缺乏信任，或是不愿意给父母增加麻烦，“比如孩子担心家长和学校沟通处理不好，会让自己处境更麻烦等”。
特殊儿童通常具有新异特征，极易引发同学的关注、好奇或者嘲笑。陈光辉指出，家长之间不当的人际沟通，可能会导致其他学生家长纷纷叮嘱孩子避免滋生事端、远离特殊学生。久而久之，特殊孩子在班级里反而也会没有朋友。
他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可以判定此事中小芸为疑似校园欺凌的受害一方，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有效证据来认定欺凌属性。“孩子选择轻生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疑似校园欺凌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不过他指出，即便在氛围开明、阳光安全、管理规范的学校，虽然学校可以保障孩子拥有平等参与学习、交友等活动的机会，但每位孩子的学习状态、友谊质量、同伴冲突事件依然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减少校园欺凌、歧视等消极事件的发生，是在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而要实现具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积极发展，则需要学校、家庭以及孩子自身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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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紫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就读，压力一方面来自可能的欺凌，同时也与周围环境和其自身适配度不高有关。例如，学校的运动会、联欢会、春秋游等活动，很多项目都是面向普通学生，“如果特殊孩子无法参加各类集体活动，长期处于班级边缘位置，内心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作为长期关注校园霸凌的公益机构，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的负责人沈旭表示，家长让残疾孩子进入普通学校的诉求合乎情理，但这也对学校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她指出，班主任同时管理几十名学生，既要兼顾全体学生的节奏和情绪，也要注意残障学生的风险管控，在给予充分保护的同时，又不能伤到其尊严，“比如一些特殊课程，让这个孩子加入会更温暖、更人性化，但确实会影响整体效果或节奏。这种情况下，普通老师可能就做不到面面俱到，需要系统的心理学、特殊教育专业的训练”。
呼伦贝尔市关于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有关文件规定，要选聘具有一定特殊教育素养、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担任随班就读学生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每学期组织2—3次随班就读辅导教师培训和教研活动，学校达到无障碍设施要求，且每学期要召开1—2次残疾学生家长座谈会等。
据红星新闻报道，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向小芸父母表示，小芸去世这一年，心理老师代老师一直陷入自责，事发前她曾想找机会跟小芸父母见面，但没料到小芸会自杀。这也给当地教育敲响警钟，事发后教育部门已联合当地医院专家及心理健康协会会员，深入各个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负责人同时坦言，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确实“太缺了”，心理老师并非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只能对孩子进行疏导，无法进行心理健康的治疗。
这应和了沈旭在实地研究中的发现。许多中小学都设置了心理咨询室，并且配备了完备的硬件设施，但并不代表心理老师掌握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很多心理老师可能只掌握了理论话术，缺乏实操训练，也无法识别和处置校园欺凌现象，“所以在面对真实案例时，只能输出心灵鸡汤，甚至无法感知学生孤独和挫败的处境，最终错过了干预时机”。
陈光辉也指出，编制缺口大、专职化率低，是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面临的突出问题。部分地区学校严重缺少专职心理教师，而在岗心理教师会因为岗位边缘化、职业发展通道不通畅，导致职业发展动力不足。此外，对于整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而言，还存在一些地区和学校“重检查、轻实效”，预防前置机制缺失，心理筛查工具难以保障科学性和适配性，危机干预不及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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