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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最怕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
中南海最怕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中南海最怕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
黎安友評論文章：相較於其他政治體系（包括美國）日益加劇的脆弱與分裂，中國政權對外呈現出壹種能力強、穩定的形象——這也是北京積極塑造的印象。
然而，近期有兩本書對此提出質疑。在《中國的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 in China）中，政治學者李連江透過深入檢視調查方法，質疑學界衡量中國民眾對北京領導人支持度的方式。他認為，民眾對政權的信任比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更為薄弱。
在《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中，經濟學者許成鋼透過宏觀的比較與歷史分析，指出中國政治制度難以改革，最終將導致經濟停滯。在他看來，那種曾支撐帝制中國的威權統治，如今正扼殺現代經濟。
長期以來，預測中國共產黨垮台幾乎成為觀察者之間的壹種“運動”。但如今，很少有嚴肅觀察者認為中國顯得不穩定。盡管面臨諸多挑戰，包括自2021年以來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以及地方政府沉重債務，中國政治體系仍顯得強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牢牢掌控權力杠杆，而中國在電動車、生物科技等21世紀關鍵技術領域展現競爭力甚至主導地位。此外，多數研究也持續顯示民眾對政權的支持度極高。
李連江：無替代選項中國高制度信任具誤導性
香港大學教授李連江，是壹位長期透過實地調查研究中國政治與社會信任基礎的學者。設計良好且樣本有效的調查，可以描繪出壹個社會中態度與行為的分布。透過分析這些分布差異，社會科學家可以理解不同群體如何思考與行動，例如教育、性別與收入如何影響人們的信念與行為。然而，李連江與所有嚴謹的調查研究者壹樣，對這種方法的核心假設感到不安。
大規模搜集調查數據，必須將復雜態度簡化為單壹角度。當研究者試圖理解民眾如何看待國家時，這種簡化尤其危險。研究者通常要求受訪者以1到6或1到10的尺度，評估對政府機構（如中央政府、地方官員或警察）的信任程度，並將平均值作為“制度信任”來衡量政權正當性。
李連江認為，中國的高制度信任具有誤導性。在中國，人們信任政府，是因為“他們沒有透過自由、公平與定期選舉撤回信任的可執行權利”，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替代選項。這類似於政治理論中的“適應性偏好”：個體在可行選項的限制內形成偏好。李稱此為“嵌入式信任”，即偏好范圍被嵌入於制度之中。這仍然是真實的信任，但本質上不同於可以自由撤回支持的制度中的信任。
因此，李連江試圖提出比傳統“嵌入式信任”更有意義的政權支持衡量方式。他將焦點從制度信任轉向對最高權力核心（實際上等同於習近平）的信任，並將信任重新概念化為兩個面向：承諾與能力。承諾指民眾相信領導人願意推動良好政策；能力則指民眾相信領導人能確保官僚體系有效執行。
此方法將中國當代的信任分為肆類：
完全信任（對承諾與能力皆有信心）
部分信任（相信承諾但不相信能力）
懷疑（對壹項或兩項存疑）
完全不信任（兩者皆不信）
李的研究顯示，完全信任者僅占少數，多數人處於部分信任或懷疑，甚至有相當比例表達完全不信任。即使需謹慎解讀，這仍挑戰了“中國人民普遍支持政權”的假設。
這種細致分類也有助於解釋政治行為模式：完全信任者支持政府；懷疑者傾向政治冷漠；部分信任者較可能透過申訴、請願或網絡表達不滿；完全不信任者則更可能參與抗議。
李的分析顯示，異議可能比普遍認為的更具威脅性。壹旦經濟衰退或公共危機觸發動員，部分信任與懷疑者可能加入不信任者，抗議可能跨群體擴散，削弱政權穩定的基礎。
在習近平治下，政策包括強化監管、擴大黨在企業中的角色、控制資訊與社會監控。這些措施鞏固權力，但抑制創新與彈性。
（法新社資料照片）
許成鋼：中國經濟問題根源在制度基因
相對於李對政治支持的質疑，許成鋼則挑戰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樂觀評估。官方數據顯示約5%的成長，但許認為實際可能遠低於此，甚至接近停滯。
許指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制度結構，而非景氣循環。持續成長需要國家放松控制。毛澤東過世後，中國曾有限度開放，允許私營經濟與地方實驗，從而帶來了壹段高速成長。
然而，許成鋼認為列寧式黨國體制與持續自主性存在著根本性的沖突。隨著民營企業家與中產階級崛起，經濟活力與政治控制間的張力加劇。近年來，中國領導層選擇強化控制。
在習近平治下，政策包括強化監管、擴大黨在企業中的角色、控制資訊與社會監控。這些措施鞏固權力，但抑制創新與彈性。
許提出“制度基因”概念，指中國治理中深植的特征：資源集中、階層官僚結構、意識形態控制機制。這些特征源於帝制時期，延續至今。
因此，改革開放本質上是有限的，制度能容納暫時調整，但無法持續轉型。當前的權力再集中，是結構性結果，而非單純領導選擇。
許成鋼認為，這些限制使真正改革幾乎不可能。經濟自由化最終會與政治控制邏輯沖突，開放與收縮將反復出現，限制長期成長。
台灣視角：中國脆弱反而應成警訊
李與許的分析都指出，中國的穩定比表面更具條件性。政治信任仰賴領導人的可信度，而經濟表現仍是正當性來源。制度僵化限制了應對新挑戰的能力。
同時，政權仍具強大優勢，包括組織能力、資訊控制與壓制異議的能力。因此，“脆弱”不意味即將崩潰，而是容易受到沖擊。
這些沖擊可能來自經濟危機、公共衛生事件或地緣政治沖突。壹旦削弱領導信任，可能引發態度轉變，進而擴散異議。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制度性替代選項，使得即使發生危機，也不太可能導向穩定民主轉型，更可能出現另壹種威權形式。
盡管許多人或許希望，中國內部的脆弱性會分散北京對台施壓的注意力，但這兩本書所揭示的意涵，反而應成為壹種警訊。若缺乏足夠的政治信任與制度基因來建立壹個更穩定的替代秩序，那麼壹個後威權、更加建立在赤裸權力而非制度化共識之上的政權，對台灣而言，可能比今日這個相對紀律化且具有戰略性的中國政權更加難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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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然而，近期有兩本書對此提出質疑。在《中國的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 in China）中，政治學者李連江透過深入檢視調查方法，質疑學界衡量中國民眾對北京領導人支持度的方式。他認為，民眾對政權的信任比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更為薄弱。
在《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中，經濟學者許成鋼透過宏觀的比較與歷史分析，指出中國政治制度難以改革，最終將導致經濟停滯。在他看來，那種曾支撐帝制中國的威權統治，如今正扼殺現代經濟。
長期以來，預測中國共產黨垮台幾乎成為觀察者之間的壹種“運動”。但如今，很少有嚴肅觀察者認為中國顯得不穩定。盡管面臨諸多挑戰，包括自2021年以來房地產市場的崩潰，以及地方政府沉重債務，中國政治體系仍顯得強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牢牢掌控權力杠杆，而中國在電動車、生物科技等21世紀關鍵技術領域展現競爭力甚至主導地位。此外，多數研究也持續顯示民眾對政權的支持度極高。
李連江：無替代選項中國高制度信任具誤導性
香港大學教授李連江，是壹位長期透過實地調查研究中國政治與社會信任基礎的學者。設計良好且樣本有效的調查，可以描繪出壹個社會中態度與行為的分布。透過分析這些分布差異，社會科學家可以理解不同群體如何思考與行動，例如教育、性別與收入如何影響人們的信念與行為。然而，李連江與所有嚴謹的調查研究者壹樣，對這種方法的核心假設感到不安。
大規模搜集調查數據，必須將復雜態度簡化為單壹角度。當研究者試圖理解民眾如何看待國家時，這種簡化尤其危險。研究者通常要求受訪者以1到6或1到10的尺度，評估對政府機構（如中央政府、地方官員或警察）的信任程度，並將平均值作為“制度信任”來衡量政權正當性。
李連江認為，中國的高制度信任具有誤導性。在中國，人們信任政府，是因為“他們沒有透過自由、公平與定期選舉撤回信任的可執行權利”，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替代選項。這類似於政治理論中的“適應性偏好”：個體在可行選項的限制內形成偏好。李稱此為“嵌入式信任”，即偏好范圍被嵌入於制度之中。這仍然是真實的信任，但本質上不同於可以自由撤回支持的制度中的信任。
因此，李連江試圖提出比傳統“嵌入式信任”更有意義的政權支持衡量方式。他將焦點從制度信任轉向對最高權力核心（實際上等同於習近平）的信任，並將信任重新概念化為兩個面向：承諾與能力。承諾指民眾相信領導人願意推動良好政策；能力則指民眾相信領導人能確保官僚體系有效執行。
此方法將中國當代的信任分為肆類：
完全信任（對承諾與能力皆有信心）
部分信任（相信承諾但不相信能力）
懷疑（對壹項或兩項存疑）
完全不信任（兩者皆不信）
李的研究顯示，完全信任者僅占少數，多數人處於部分信任或懷疑，甚至有相當比例表達完全不信任。即使需謹慎解讀，這仍挑戰了“中國人民普遍支持政權”的假設。
這種細致分類也有助於解釋政治行為模式：完全信任者支持政府；懷疑者傾向政治冷漠；部分信任者較可能透過申訴、請願或網絡表達不滿；完全不信任者則更可能參與抗議。
李的分析顯示，異議可能比普遍認為的更具威脅性。壹旦經濟衰退或公共危機觸發動員，部分信任與懷疑者可能加入不信任者，抗議可能跨群體擴散，削弱政權穩定的基礎。
在習近平治下，政策包括強化監管、擴大黨在企業中的角色、控制資訊與社會監控。這些措施鞏固權力，但抑制創新與彈性。
（法新社資料照片）
許成鋼：中國經濟問題根源在制度基因
相對於李對政治支持的質疑，許成鋼則挑戰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樂觀評估。官方數據顯示約5%的成長，但許認為實際可能遠低於此，甚至接近停滯。
許指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制度結構，而非景氣循環。持續成長需要國家放松控制。毛澤東過世後，中國曾有限度開放，允許私營經濟與地方實驗，從而帶來了壹段高速成長。
然而，許成鋼認為列寧式黨國體制與持續自主性存在著根本性的沖突。隨著民營企業家與中產階級崛起，經濟活力與政治控制間的張力加劇。近年來，中國領導層選擇強化控制。
在習近平治下，政策包括強化監管、擴大黨在企業中的角色、控制資訊與社會監控。這些措施鞏固權力，但抑制創新與彈性。
許提出“制度基因”概念，指中國治理中深植的特征：資源集中、階層官僚結構、意識形態控制機制。這些特征源於帝制時期，延續至今。
因此，改革開放本質上是有限的，制度能容納暫時調整，但無法持續轉型。當前的權力再集中，是結構性結果，而非單純領導選擇。
許成鋼認為，這些限制使真正改革幾乎不可能。經濟自由化最終會與政治控制邏輯沖突，開放與收縮將反復出現，限制長期成長。
台灣視角：中國脆弱反而應成警訊
李與許的分析都指出，中國的穩定比表面更具條件性。政治信任仰賴領導人的可信度，而經濟表現仍是正當性來源。制度僵化限制了應對新挑戰的能力。
同時，政權仍具強大優勢，包括組織能力、資訊控制與壓制異議的能力。因此，“脆弱”不意味即將崩潰，而是容易受到沖擊。
這些沖擊可能來自經濟危機、公共衛生事件或地緣政治沖突。壹旦削弱領導信任，可能引發態度轉變，進而擴散異議。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制度性替代選項，使得即使發生危機，也不太可能導向穩定民主轉型，更可能出現另壹種威權形式。
盡管許多人或許希望，中國內部的脆弱性會分散北京對台施壓的注意力，但這兩本書所揭示的意涵，反而應成為壹種警訊。若缺乏足夠的政治信任與制度基因來建立壹個更穩定的替代秩序，那麼壹個後威權、更加建立在赤裸權力而非制度化共識之上的政權，對台灣而言，可能比今日這個相對紀律化且具有戰略性的中國政權更加難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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