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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殺妻難償命 婚內命案"少殺慎殺"贰拾余載
為何殺妻難償命 婚內命案"少殺慎殺"贰拾余載為何殺妻難償命 婚內命案"少殺慎殺"贰拾余載
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引發的故意殺人案，法官壹般會慎用死刑。（圖片由何海寧使用AI工具生成）
壹位前檢察官稱，其辦理的數拾起殺妻案中，沒有壹個丈夫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判死緩的也很少。
“對於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壹定要拾分慎重。”
曾做過多年法官的壹位律師認為，法院對殺妻案作出判決，通常會考慮兩個因素，壹個是社會危害性，壹個是主觀惡性。
文｜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
責任編輯｜何海寧
2026年4月，山西省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壹樁23年前的殺妻案作出壹審判決，被告人王鵬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兩個月前，另壹樁殺妻案由湖北省黃石市中院作出壹審判決，被害人丈夫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這兩起殺妻案中，丈夫均未能償命。兩份判決書中均提及婚姻矛盾引發因素。
對由婚姻家庭矛盾引發的命案從寬處理，且壹般不判死刑立即執行，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視為壹個存在多年的司法“潛規則”。壹位前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辦理的數拾起殺妻案中，沒有壹個丈夫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判死緩的也很少。
在張建偉看來，贰拾多年來，對於由“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相關司法文件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的要求，“殺妻償命難”背後，有“少殺慎殺”“寬嚴相濟”等刑事政策，也有司法人員長期形成的觀念。
“民間矛盾”
2003年初的壹個夜晚，王鵬的新婚妻子、民辦教師路亞麗在校內離奇失蹤，半年後屍體被人發現。王鵬隨後被抓，他當時曾向警方供認殺妻，但後來翻供。在“疑罪從無”政策背景下，運城中院當年以“證據不足”為由判決王鵬無罪。20年後，警方重新立案，王鵬再次被抓、受審，南方周末曾兩次報道該案。（詳見《疑罪：運城女教師被殺案贰拾年後再調查》《“保命”：壹個殺妻嫌犯從無罪到再次受審》）
盡管王鵬拒不認罪，但運城中院這次認定其殺了路亞麗，判決書對此作了詳細論證，稱本案雖無直接?擊證?，但王鵬當年所作的有罪供述?然、穩定，且包含大量非親歷者不可知的隱蔽性細節，與在案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嚴密的邏輯閉環，“?以認定王鵬實施故意殺?犯罪的事實”。
運城中院查明，王鵬因嫌路亞麗不是處女，婚後與路經常吵架，案發當晚，王鵬打完麻將回到路亞麗宿舍，與路發生爭吵、廝打，致其不動後，將路扛到學校門口壹處破房子裡，因怕路沒有死，又用磚塊、水果刀繼續行凶，確認路死亡後，用摩托車轉移屍體，脫光衣服，丟棄到離學校拾幾公裡的壹口水井中。
運城中院認為，王鵬的犯罪性質惡劣，?段殘忍，後果嚴重，社會危害性極?，應依法嚴懲。
不過，在被害人沒有過錯、被告人亦沒有其他從輕情節的情況下，僅判王鵬無期徒刑，主要理由是，該案由婚姻家庭矛盾引發：
“鑒於本案發?在婚姻家庭內部，系情感糾葛激化引發，屬特定矛盾累積所致，有別於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之預謀性犯罪，在處理上應有所區別。”
類似表述，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法[1999]217號，以下簡稱“217號文”)中有提到：
“對於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壹定要拾分慎重，應當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別。”
張建偉拾多年前就曾注意到，故意殺人案當中，有很多是殺妻、殺女友的案件，同時他發現，法院對這類案件往往“習慣性”地有所區別，所依據的就是最高法217號文。
在張建偉看來，最高法217號文當年發布的背景，是長期以來刑事政策有重刑主義傾向，死刑數量偏多，為改變這壹局面，最高法提出在刑事審判中要體現和諧社會理念，強調慎用死刑，這壹理念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
但是，具體到最高法217號文中的上述規定，在他看來，“民間矛盾”本身是壹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在刑事審判中單獨作為壹個從寬因素值得商榷。他認為，如果是輕罪，考慮到“民間矛盾”，注重調解，適當酌定是可以的，但故意殺人這樣的重罪，如果片面強調和理解“民間矛盾”，會導致司法不公。
曾做過多年法官的廣東法全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志偉則認為，最高法的上述文件，並沒有說對殺妻案絕對要從寬和輕判，只是強調慎用死刑，不過自發布以來，基層法院壹直是按這個文件執行的。
“罪無可恕，情有可原”
作為路亞麗家人委托代理律師，江丞華是壹位已婚女性，接手該案後，她查詢了多起殺妻案例，發現普遍判得偏輕，基本沒有判死刑立即執行的。
江丞華就此向壹位資深律師請教，對方告訴她，法院這麼判，可能跟贍養老人和撫養孩子有關。“他說壹方已經死了，另壹方要判了死刑，老人孩子怎麼辦？我說就算不判死刑，他在裡面要關贰叁拾年，（老人孩子）也指望不上（他）。”
江丞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曾就路亞麗案跟承辦檢察官溝通，後者的量刑建議就是無期徒刑。
江丞華那時尚不知道，早在最高法217號文發布之前，“殺妻償命難”就在司法實踐中存在。
據安徽省阜陽市人民檢察院退休檢察官王友明介紹，1990年代，他曾辦過這樣壹起殺妻案：由於家庭矛盾，當地壹位農村婦女被丈夫用繩子勒死，阜陽中院壹審判丈夫無期徒刑，死者娘家人不服，向阜陽市檢察院申請抗訴，但檢察院沒有支持。
王友明說，在那起案件中，丈夫沒有其他從輕情節，法院這樣判決，可能主要是考慮到兩人有壹個讀初中的女兒。而檢察院沒抗訴，主要是考慮到“群眾呼聲”——男方同村人集體簽名保男方，稱死者娘家人非常強勢，經常上門欺負男方，男方積怨已久才殺妻。
王友明承認，在法律層面，就算死者娘家人強勢，也不構成這樣判決的理由，因為受害者本人並沒有過錯。
在王友明看來，當年辦理殺妻案時，司法機關通常會考慮很多因素，比如孩子的態度、被害人家屬的態度、丈夫的殺人動機等。
值得壹提的是，當時的死刑門檻並不高。按王友明的說法，當年他辦理的刑事案件中，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有幾拾起，其中多數是盜竊犯和搶劫犯，盜竊罪當時只要達到3萬元就可以判死刑。
山西省公安廳退休刑警楊生慶曾偵辦過多起殺妻案。在他的印象中，這樣的案子多屬“罪無可恕，情有可原”，法院壹般不會判死刑立即執行，少數判死刑立即執行的，多屬情節拾分惡劣的類型，比如殺完人之後拋屍、毀屍等。
贰拾多年前，楊生慶曾偵辦過壹起殺夫案：該案中的妻子和情人被法院認定聯手殺了丈夫，且殺人手段殘忍，共刺49刀。法院先後判了叁次，第壹次判了兩個“死立執”，第贰次改判妻子死緩，第叁次將妻子情人也改判死緩。而第叁次改判的理由之壹，就是“本案系因婚姻感情矛盾引發”。
楊志偉認為，法院對殺妻案作出判決，通常會考慮兩個因素，壹個是社會危害性，壹般認為家庭矛盾引發的殺妻案要比搶劫殺人、強奸殺人等犯罪的惡性程度低；壹個是主觀惡性，殺妻案多是臨時起意激情殺人，預謀殺人的較少。
李昌奎案的改判
2007年1月1日，為貫徹“少殺慎殺”刑事政策，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與此同時，最高法發布《關於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幹意見》，重申對於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
2007年8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進壹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再次重申，對於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具有“酌定從輕情節”的案件，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凡是可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的，壹律判處死刑緩期贰年執行”。
2010年，最高法發布《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幹意見》，提出對於因戀愛、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應酌情從寬處罰”，“確保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張建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近20年來，隨著“少殺慎殺”“寬嚴相濟”等刑事政策不斷被強化，對於由婚姻家庭矛盾、鄰裡糾紛引發的殺人案盡可能不判死刑立即執行，在司法層面已經形成了“潛規則”，類似規則還體現在大學生等殺人案裡。
在張建偉看來，“殺鄰居壹般不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潛規則，曾因雲南李昌奎案受到挑戰。
2009年5月16日，因家人與鄰居發生矛盾，在外地打工的李昌奎回到老家，將鄰居19歲的女兒強奸後用鋤頭打死，此外還將鄰居3歲兒子活活摔死，隨後投案自首。2010年7月，昭通市中院壹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李昌奎死刑。李昌奎上訴後，雲南省高院贰審改判為死緩。
張建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李昌奎案贰審的事實和證據都沒有變化，雲南高院改判的主要理由，就是該案由鄰裡糾紛引發。“其實昭通中院也不是沒有考慮鄰裡關系，但認為即使有這個因素，由於案件太過惡劣，仍不足以影響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
在張建偉看來，李昌奎案後來糾正，跟藥家鑫案有關。
2010年10月，西安某高校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倒騎電動車的張妙，因擔心對方記住車牌找麻煩，藥家鑫持刀捅刺張妙數刀，致其當場死亡，並駕車逃逸，後來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了殺人事實。據張建偉介紹，當時鑒於藥家鑫的大學生身份，司法機關壹度顯現出從寬傾向。隨後引發輿論關注，最後還是判了藥死刑立即執行。判決後，李昌奎案經媒體報道後也進入公眾視野。
“李昌奎案的被害人家屬就說，藥家鑫只害了壹個人，判了死刑立即執行，李昌奎連害兩條人命，為什麼判死緩？”張建偉說，“案件判得公正不公正，公眾可以通過對比去體會。社會對李昌奎案的被害人家屬給予了極大同情，在這種情況下，雲南高院主動啟動了對李昌奎案的審判監督程序，又改判李昌奎死刑立即執行。”
張建偉認為，李昌奎案的改判，實際上給司法機關提了壹個醒，就是婚姻家庭矛盾、鄰裡糾紛等因素不應作為判決的關鍵因素，“必須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該怎麼判就怎麼判，而不能預設立場，認為這樣的案件就應該從寬”。
殺妻償命案例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無論是最高法217號文，還是後來的類似文件，對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引發的故意殺人案，只是強調“慎用死刑”，並未要求不判死刑。
2009年，最高法發布《關於審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正確適用死刑問題的指導意見》，對於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引發的案件，該文件在重申“慎用死刑”的同時，還指出可以判處“死立執”的情形：“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後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包括“以特別殘忍的手段殺人的”“殺人後為掩蓋罪行或者出於其他卑劣動機分屍、碎屍、焚屍滅跡的”。
湖南某市中院刑庭壹位法官曾審理過多起殺妻案，其中有壹例判了死刑立即執行，時間是在2010年左右。按該法官的說法，當時女方家人特別堅持，考慮到有碎屍情節，最終作了如上判決。但在該法官看來，該案屬於“可殺可不殺”范疇，“寬嚴相濟”政策出來後，對於死刑把關要求更嚴。
該法官審理過的另壹起案子，丈夫在家中當著兩個孩子的面殺死妻子，也沒有判死刑立即執行。
即便判了“死立執”的殺妻犯，在死刑復核階段也可能改判。北京君樹律師事務所律師謝通祥曾代理過這樣壹起案件：陳某某以妻子之名辦了多張信用卡，透支幾拾萬元用於賭博，為了不還欠款，陳某某先唆使另壹人幫其殺妻，在遭拒絕後，因擔心敗露，先是試圖用汽油燒死唆使對象以滅口，對方逃脫後，陳某某又用剩下的汽油潑在妻子身上點燃，導致妻子被嚴重燒傷。由於犯罪情節極其惡劣，陳某某被判“死立執”。死刑復核階段，謝通祥以陳某某認罪悔罪態度較好、與妻子共同生育兩個孩子等為由辯護，最高法沒有核准陳某某的死刑，將該案發回重審。據謝通祥介紹，發回重審後，陳某某被改判死緩，目前已減為有期徒刑。
最近幾年，媒體曾報道過幾個殺妻犯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例，其中包括：
2016年上海冰櫃藏屍案：朱曉東在將妻子掐死後，將屍體藏在冰櫃中長達4個月，還透支妻子的信用卡用於揮霍。雖投案自首，法院仍判其死刑立即執行。
2020年杭州碎屍案：許國利將妻子殺害後，將屍體肢解，並將部分組織通過馬桶沖入化糞池，事後還編造虛假信息欺騙公眾。許國利被判死刑立即執行。
2025年滄州家暴殺妻案：金昊對妻子長期家暴，最後壹次持續毆打10分鍾，致妻子死亡。2025年12月，金昊被判死刑立即執行，2026年4月執行死刑。
張建偉認為，以上判例都是經媒體報道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並不具有普遍性，壹直到現在，對於因婚姻矛盾、鄰裡糾紛引發的殺人案，司法機關總體上仍傾向於從寬處理。
2020年杭州碎屍案發生後，新浪新聞曾作過壹項不完全統計，近叁年的285起殺妻案中，判死刑立即執行的6起，占比2.1%。根據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辯護研究中心2022年所作的壹項統計，所有故意殺人案當中，判“死立執”的占比在4%左右。
謝通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代理過上百起故意殺人案，其中殺妻案只有寥寥數起。這是由於他以代理死刑復核案件為主，而絕大部分殺妻案壹審都不會判死刑立即執行，到不了他手裡。
量刑爭議
王鵬壹審被判無期徒刑後，路亞麗父母不服，向運城市人民檢察院申請抗訴，但後者認為量刑適當，決定不予抗訴。與此同時，作為本案被告人的王鵬提起上訴，根據“上訴不加刑”原則，其量刑將不會超過無期徒刑。
最高法217號文中還提到：“對於被害人壹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的，壹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張建偉認為，路亞麗作為被害人沒有任何過錯，對矛盾激化也不負有責任，王鵬作為被告人也沒有任何從輕情節，反而有多個從重情節，就算依照最高法217號文的規定，判“死立執”也並無不當。
楊志偉的觀點不同，他認為王鵬的量刑沒有問題：“如果這種情況判死刑（立即執行），那麼比他更嚴重的是不是要死兩次、死叁次？”
在謝通祥看來，法官對故意殺人罪有自由裁量權，同壹個案子，無論是判“死立執”、死緩還是無期徒刑，往往都能找到依據。
就在王鵬案壹審宣判前兩個月，另壹樁與該案情節類似的殺妻案，由湖北省黃石市中院作出壹審判決，被害人高寒的前夫吳永平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2007年，吳永平與高寒離婚當晚發生爭吵，吳永平采用手掐和刀刺頸部的手段將高寒殺死，並駕駛摩托車將高寒的屍體運至壹廢棄礦洞丟棄，逃亡17年後被抓。
據壹審判決書，黃石中院認為吳永平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因本案“系婚姻矛盾糾紛引發，在量刑時酌情考量”，最終根據吳永平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悔罪表現，作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判決。
與運城市人民檢察院不同，黃石市人民檢察院認為量刑“畸輕”，提起抗訴。
在張建偉看來，高寒案與路亞麗案高度相似：被害人都沒有過錯，被告人都沒有其他從輕情節，唯壹依據就是被害人與被告人存在婚姻關系，但兩地司法機關的處理卻不同：壹個判了無期徒刑，檢察機關認為量刑適當不抗訴；壹個判了死緩，檢察機關認為量型“畸輕”提起抗訴。
張建偉還注意到壹個細節：黃石檢察院的抗訴理由之壹，是吳永平與高寒已於案發前離婚，解除了婚姻關系。這說明，檢方也認為由婚姻矛盾糾紛引發的案件是可以這樣判決的，想通過否定兩人婚姻關系來否定法院的判決依據。
201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就加強和改進刑事抗訴工作發布文件，其中提到判處死緩的案件，有叁種情況壹般不應提出抗訴，其中壹種情況是：“因婚姻家庭、鄰裡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
北京市京都事務所律師孟粉曾在某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公訴部門工作多年，辦理過數拾起殺妻案。在她的印象中，這些案件沒有壹個被告人被判“死立執”，判死緩的也很少。在她看來，對於這類命案不判死刑的觀念，已經根植於許多檢察官和法官的內心，壹旦遇到這種案子，往往自覺排除掉死刑。
孟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壹些殺妻案的被告人保住命後，有些女方家屬往往不服，找檢察院抗訴，但檢察院也沒辦法，知道即使抗訴，法院也大都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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