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她們走進德國華人迷奸案的庭審現場
孫謙在蔣中懿的庭審中得知了受害者的狀態——這位被蔣中懿迷奸、差點窒息而死的女友在他被捕的那壹晚，才得知長時間以來自己身體異樣的原因，她經常醒來後極度疲憊、頭暈惡心，對前壹晚發生的壹切毫無記憶，並且無端的情緒低落、只想躺著，甚至在絕望之中懷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某種精神疾病，會不會在某個時刻結束自己的生命。
被害人後來對法庭說，“她至今都無法真正相信自己經歷了什麼。她無法理解，因為在她的認知中，自己當時與被告人處於壹段感情關系之中，日常生活裡也壹直有合意的性生活。因而那些發生在無意識狀態下的侵犯，對她來說有壹種難以承受的“異己感”：仿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又確確實實發生了。”
法官在最終的庭審中還提到，這位作為被害人的女友，接受了蔣中懿支付的2萬歐元“痛苦撫慰金”。這筆錢最終也對他的量刑產生了影響。而Zhiting S.在北京的犯罪行為，涉及到的推定受害人同樣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新聞發言人說，這位女士已經通過他人告知法院，她與被告訂有婚約，並且要行使其拒絕作證的權利。根據德國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之間存在婚姻或者訂婚關系，通常可以不必出庭指證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蔣中懿在庭審現場，圖源網絡
對於這些親密關系中的受害者，孫謙坦言，她的情緒有過不同層次。如果在壹個理想的環境中，她當然希望她們能夠像法國迷奸案受害者吉賽爾女士壹樣站出來，但是當下她更多的是理解她們的選擇。她說，“有時候所謂（反抗和戰斗）的勇氣也是建立在很多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想要受害者有站出來的勇氣，就需要構建壹個對她們而言更安全的外部環境。孫謙指出，這壹系列德國華人迷奸案中，華人女性不僅要面對作為女性的性別暴力，也可能要面對作為移民、作為少數族裔、作為社群內部成員的多重弱勢處境。
而作為女性，大家似乎都清楚，受害者的身份標簽會遭到公共輿論更嚴苛的審視。鄭毅潔在挖掘Zhiting S.信息時，聯系了壹位夏裡特醫學院的女生，對方說認識Zhiting S.和他的現任女友，但這名女生並不想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她提到壹點，讓鄭毅潔印象深刻，“不想站出來說是因為擔心會被大家懷疑是受害者。”
最近結束調查後，張漫盈跟壹位非本案的性侵受害者聊天，這名女生曾被自己的父親猥褻，但現在依然跟父親維持著不錯的關系。張漫盈很困惑，直接詢問她，為什麼要跟你父親繼續維持這麼好的關系？這是不是壹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她告訴女生，“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反抗。”
但當張漫盈脫口而出這句話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非常aggressive（有攻擊性）”，“我並不是壹個受害者。”
這名女生講述道，她跟別人傾訴自己的遭遇，大家都認為她“懦弱”，非常不理解她的行為，這讓她感到很受傷。她最近看了韓國電影《世界的主人》——影片講述了童年被親叔叔性侵的女主角李珠仁跨越創傷、拒絕被“受害者身份標簽”定義的故事。她對張漫盈說，這部片對自己影響非常大，“我不想當受害者，我拒絕把我自己當成父親猥褻的受害者。”
跟這名女生聊完之後，張漫盈反思了很久，“也許我不應該去追問為什麼，或者是我沒有資格去追問這件事情，我期待她去做反抗，就像期待Zhiting S.的女友上庭作證，期待蔣中懿的女友不要拿那2萬歐去跟他和解。但我作為壹個局外人，我作為壹個非受害者，我很難去真正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活動是什麼樣，我不知道她們在親密關系中的相處模式是什麼樣，我認為她們的心理很復雜。而且我最近也壹直在想，我們要不要對受害者做這麼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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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後來對法庭說，“她至今都無法真正相信自己經歷了什麼。她無法理解，因為在她的認知中，自己當時與被告人處於壹段感情關系之中，日常生活裡也壹直有合意的性生活。因而那些發生在無意識狀態下的侵犯，對她來說有壹種難以承受的“異己感”：仿佛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又確確實實發生了。”
法官在最終的庭審中還提到，這位作為被害人的女友，接受了蔣中懿支付的2萬歐元“痛苦撫慰金”。這筆錢最終也對他的量刑產生了影響。而Zhiting S.在北京的犯罪行為，涉及到的推定受害人同樣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新聞發言人說，這位女士已經通過他人告知法院，她與被告訂有婚約，並且要行使其拒絕作證的權利。根據德國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之間存在婚姻或者訂婚關系，通常可以不必出庭指證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蔣中懿在庭審現場，圖源網絡
對於這些親密關系中的受害者，孫謙坦言，她的情緒有過不同層次。如果在壹個理想的環境中，她當然希望她們能夠像法國迷奸案受害者吉賽爾女士壹樣站出來，但是當下她更多的是理解她們的選擇。她說，“有時候所謂（反抗和戰斗）的勇氣也是建立在很多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想要受害者有站出來的勇氣，就需要構建壹個對她們而言更安全的外部環境。孫謙指出，這壹系列德國華人迷奸案中，華人女性不僅要面對作為女性的性別暴力，也可能要面對作為移民、作為少數族裔、作為社群內部成員的多重弱勢處境。
而作為女性，大家似乎都清楚，受害者的身份標簽會遭到公共輿論更嚴苛的審視。鄭毅潔在挖掘Zhiting S.信息時，聯系了壹位夏裡特醫學院的女生，對方說認識Zhiting S.和他的現任女友，但這名女生並不想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她提到壹點，讓鄭毅潔印象深刻，“不想站出來說是因為擔心會被大家懷疑是受害者。”
最近結束調查後，張漫盈跟壹位非本案的性侵受害者聊天，這名女生曾被自己的父親猥褻，但現在依然跟父親維持著不錯的關系。張漫盈很困惑，直接詢問她，為什麼要跟你父親繼續維持這麼好的關系？這是不是壹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她告訴女生，“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反抗。”
但當張漫盈脫口而出這句話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非常aggressive（有攻擊性）”，“我並不是壹個受害者。”
這名女生講述道，她跟別人傾訴自己的遭遇，大家都認為她“懦弱”，非常不理解她的行為，這讓她感到很受傷。她最近看了韓國電影《世界的主人》——影片講述了童年被親叔叔性侵的女主角李珠仁跨越創傷、拒絕被“受害者身份標簽”定義的故事。她對張漫盈說，這部片對自己影響非常大，“我不想當受害者，我拒絕把我自己當成父親猥褻的受害者。”
跟這名女生聊完之後，張漫盈反思了很久，“也許我不應該去追問為什麼，或者是我沒有資格去追問這件事情，我期待她去做反抗，就像期待Zhiting S.的女友上庭作證，期待蔣中懿的女友不要拿那2萬歐去跟他和解。但我作為壹個局外人，我作為壹個非受害者，我很難去真正理解受害者的心理活動是什麼樣，我不知道她們在親密關系中的相處模式是什麼樣，我認為她們的心理很復雜。而且我最近也壹直在想，我們要不要對受害者做這麼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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