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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
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
統治者的權力要能發揮作用，需要被統治者壹定程度的同意。 同樣的，破壞的領導者之所以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需要有足夠易受影響的追隨者。 這些追隨者可以分為兩大類：壹類是順從者（Conformers）： 這類追隨者通常自尊心較低、心理需求未獲滿足或成熟度較低。 他們出於恐懼、尋求安全感或為了避免受到其他人的懲罰而服從領導者。 另壹類是勾結者（Colluders）： 這類追隨者主動參與領導者的破壞性行為。 他們與領導者抱持相同的野心，並積極協助執行毒性管理，通常是因為這能為他們帶來職場利益或符合其世界觀。
除了破壞的領導者和易受影響的追隨者之外，毒性領導要能真正發揮破壞力，還需要領導者和追隨者處於容易催化的環境中。 特別是在面臨危機或劇烈變動時期，某些人會感到不安定與威脅，對不確定性無所適從，而更渴望有強人來引導他們，尤其是這些強人能夠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時，更容易讓毒性領導滋生。
但是毒性領導不是在每壹個組織都吃得開，通常在缺乏透明與制衡機制的組織內更容易出現，這些組織經常向外尋找敵人，但是內部的監督力量卻拾分薄弱、缺乏申訴與發聲渠道，或是存在不鼓勵發聲的文化，反而要追隨者堅定相信領導者的所做所為。
毒性領導通常發生在高權力距離的社會與組織中，平均而言，相信上位者與下位者的權力差距越大，或是雖然身處低權力距離文化中，但是該組織文化卻普遍接受嚴格且不容挑戰的階級制度，較容易發生毒性領導。
“毒性叁角理論”讓我們將毒性領導的各種惡行，從“單壹壞人”轉移到“系統性問題”，因此不是換掉懷領導者就能瓦解毒性領導，還必須從系統與制度上改善，例如強化內部監督體制，並建立讓成員敢於發聲的文化與心理安全感等。
帕迪拉等人並且以古巴卡斯特羅和德國希特勒為例，說明其毒性叁角理論。 破壞領導者的伍項人格特質，分別是：個人魅力、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負面生命主題，和仇恨意識形態。
柯文哲和黃國昌兩人，符合其中的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和仇恨意識形態等，負面生命主題則兩人都不符合，至於個人魅力，柯文哲要比黃國昌更適用。
以“自戀”而言，自戀的表現為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追求崇拜、將自己視為救世主的優越存在等。 就“自我中心”而論，對外，柯文哲經常標榜“智商157”、“台大醫院外科醫生”，對內則以“朕”自稱，喜歡幻想自己是皇帝，受訪時甚至自稱為“神”。 擅長將跨領域的復雜政治問題簡化為口號，以“只有我懂、別人都笨”的態度睥睨他人。
而面對弱勢群體、女性或部屬時，常脫口出帶有輕蔑或工具化傾向的發言，則顯示出缺乏同理心。
其救世主情節，則表現在多次公開宣稱《台灣只有我能改變》、《藍綠都是垃圾》，將自己定位為打破舊體制、拯救台灣政局的唯壹聖人。
無論是自戀、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節和仇恨意識形態，黃國昌和柯文哲拾分類似，例如多次自誇長相俊俏，借日本人名義誇耀自己俊俏如同木村拓哉，或是在立院質詢或召開記者會時，經常極度不耐煩打斷他人，說：“你回去讀書”、“我講話你有沒有在聽”等言語，藉以否定對方的專業與人格; 兩人還都將不同意見者直接貼上墮落或被收買的標簽; 也同樣使用強制、操縱和宣傳來強加個人形象，壓制異議，鞏固個人控制等。
這並不是說兩人有同樣的人格特質，就會產生相同的效果。 舉例來說，在“追求崇拜”上，柯文哲將其天份發揮到了極致，積極形塑“阿北”的個人崇拜信仰，透過獨特言行，建立大批不容許外界批評的忠實追隨者，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壹個政黨，完全以柯文哲的個人利益為政黨核心價值，貪污亦如是，圖利亦如是。
黃國昌高度依賴鎂光燈與網絡直播，在鏡頭前刻意展示咆哮、痛斥，或是反復出現的個人照片，以此吸引特定受眾的掌聲，並將大眾的關注點從議題本身轉移到他“個人”的道德高度。 他要求部屬對其絕對忠誠，斗倒非嫡系人選，目的都在追求個人崇拜。 可惜因為個人魅力不足，缺乏演說技巧，手段又不如柯文哲，甚至在接手民眾黨黨主席，在柯文哲從土城出來後，為了避免“兩個太陽”，宣布柯文哲為“老大”，以便自己單獨享有“主席”名號，名正言順獨占領導權。
固然民眾黨淪落到今日田地，柯文哲和黃國昌要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兩人的毒性領導，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所謂易受影響的追隨者，帕迪拉等所謂的勾結者，是那些在藍綠兩黨不得志，認為民眾黨提供更佳發展機會，黃國昌在此之上，加入了他的小圈圈，如陳智菡、許甫、翟本喬等都是為了政黨擦脂抹粉亂拗，屬於利益結合，這不必多說。 反而是順從者值得多說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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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破壞的領導者和易受影響的追隨者之外，毒性領導要能真正發揮破壞力，還需要領導者和追隨者處於容易催化的環境中。 特別是在面臨危機或劇烈變動時期，某些人會感到不安定與威脅，對不確定性無所適從，而更渴望有強人來引導他們，尤其是這些強人能夠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時，更容易讓毒性領導滋生。
但是毒性領導不是在每壹個組織都吃得開，通常在缺乏透明與制衡機制的組織內更容易出現，這些組織經常向外尋找敵人，但是內部的監督力量卻拾分薄弱、缺乏申訴與發聲渠道，或是存在不鼓勵發聲的文化，反而要追隨者堅定相信領導者的所做所為。
毒性領導通常發生在高權力距離的社會與組織中，平均而言，相信上位者與下位者的權力差距越大，或是雖然身處低權力距離文化中，但是該組織文化卻普遍接受嚴格且不容挑戰的階級制度，較容易發生毒性領導。
“毒性叁角理論”讓我們將毒性領導的各種惡行，從“單壹壞人”轉移到“系統性問題”，因此不是換掉懷領導者就能瓦解毒性領導，還必須從系統與制度上改善，例如強化內部監督體制，並建立讓成員敢於發聲的文化與心理安全感等。
帕迪拉等人並且以古巴卡斯特羅和德國希特勒為例，說明其毒性叁角理論。 破壞領導者的伍項人格特質，分別是：個人魅力、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負面生命主題，和仇恨意識形態。
柯文哲和黃國昌兩人，符合其中的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和仇恨意識形態等，負面生命主題則兩人都不符合，至於個人魅力，柯文哲要比黃國昌更適用。
以“自戀”而言，自戀的表現為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追求崇拜、將自己視為救世主的優越存在等。 就“自我中心”而論，對外，柯文哲經常標榜“智商157”、“台大醫院外科醫生”，對內則以“朕”自稱，喜歡幻想自己是皇帝，受訪時甚至自稱為“神”。 擅長將跨領域的復雜政治問題簡化為口號，以“只有我懂、別人都笨”的態度睥睨他人。
而面對弱勢群體、女性或部屬時，常脫口出帶有輕蔑或工具化傾向的發言，則顯示出缺乏同理心。
其救世主情節，則表現在多次公開宣稱《台灣只有我能改變》、《藍綠都是垃圾》，將自己定位為打破舊體制、拯救台灣政局的唯壹聖人。
無論是自戀、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節和仇恨意識形態，黃國昌和柯文哲拾分類似，例如多次自誇長相俊俏，借日本人名義誇耀自己俊俏如同木村拓哉，或是在立院質詢或召開記者會時，經常極度不耐煩打斷他人，說：“你回去讀書”、“我講話你有沒有在聽”等言語，藉以否定對方的專業與人格; 兩人還都將不同意見者直接貼上墮落或被收買的標簽; 也同樣使用強制、操縱和宣傳來強加個人形象，壓制異議，鞏固個人控制等。
這並不是說兩人有同樣的人格特質，就會產生相同的效果。 舉例來說，在“追求崇拜”上，柯文哲將其天份發揮到了極致，積極形塑“阿北”的個人崇拜信仰，透過獨特言行，建立大批不容許外界批評的忠實追隨者，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壹個政黨，完全以柯文哲的個人利益為政黨核心價值，貪污亦如是，圖利亦如是。
黃國昌高度依賴鎂光燈與網絡直播，在鏡頭前刻意展示咆哮、痛斥，或是反復出現的個人照片，以此吸引特定受眾的掌聲，並將大眾的關注點從議題本身轉移到他“個人”的道德高度。 他要求部屬對其絕對忠誠，斗倒非嫡系人選，目的都在追求個人崇拜。 可惜因為個人魅力不足，缺乏演說技巧，手段又不如柯文哲，甚至在接手民眾黨黨主席，在柯文哲從土城出來後，為了避免“兩個太陽”，宣布柯文哲為“老大”，以便自己單獨享有“主席”名號，名正言順獨占領導權。
固然民眾黨淪落到今日田地，柯文哲和黃國昌要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兩人的毒性領導，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所謂易受影響的追隨者，帕迪拉等所謂的勾結者，是那些在藍綠兩黨不得志，認為民眾黨提供更佳發展機會，黃國昌在此之上，加入了他的小圈圈，如陳智菡、許甫、翟本喬等都是為了政黨擦脂抹粉亂拗，屬於利益結合，這不必多說。 反而是順從者值得多說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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