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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
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
2014年，柯文哲在民進黨的支持下，首次參選台北市長，公開征求競選Logo設計。 壹位設計師在臉書發文，柯辦團隊挑出Logo之後，柯文哲主動表示應該要付錢給其他沒被選中的廠商，因為本來就應該為專業付費。 “比稿也該付費”引發大量設計師共鳴，該則貼文被轉貼了超過6000次，讓柯文哲收獲不少好感。
然而，創立台灣民眾黨後，柯文哲對黨徽海選活動要發出30萬元首獎獎金表達質疑，認為“太貴了”，說交由支持者網絡投票即可，不需要花錢找專業團隊設計與微調。
競選時的尊重專業和組黨時的踐踏專業，哪壹個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民眾黨的組織文化受到黨主席影響，尤其是創始黨主席，因為銘印效果（imprinting effect），對民眾黨文化的影響可以貫穿其任期，讓人在日後都可以從民眾黨行為中，找到早期組織文化的痕跡。
不過因為柯文哲擔任黨主席的時間有限，所以民眾黨的組織文化根基不深，也會受到第贰任黨主席黃國昌的影響。 兩任黨主席各自留下對於民眾黨的印記。
柯文哲本人對於金錢錙銖必較，從當選台北市長開始，就不時抱怨薪資比當醫生更低。 2022年台北市議會通過雙城論壇預算但書《若共機、共艦持續擾台，不得動支此項預算及核銷》，不過柯文哲無視預算但書，照常舉辦。 台北市議會叁讀通過決議，不准動用公帑支付這筆95萬元。 陳佩琪在臉書亮出家中存折，表示願用自己的錢墊付，小草壹片叫好。 結果柯文哲還是強行核銷，而且超過95萬，共核銷了107萬元，但因為違反議會決議，依法無法報銷，遂成為台北市政府呆帳。 陳佩琪也改口，質疑蔣萬安辦雙城論壇為什麼不自己出錢，卻要他們為雙城論壇付錢？ 諸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每每牽涉到公共事務，最後都和金錢有關，例如有人以兩億美金交換他退出總統選舉、收受威京集團賄鉻放寬京華城容積率等。
柯文哲這種對公家資源寬松，對自身金錢錙銖必較，設法將公家資源轉為個人利益的作法，在成立民眾黨之後，就轉變為民眾黨的組織文化，形成叁個同心圓的差序格局：以自我為中心，民眾黨在第贰圈，政府則在第叁圈，其中民眾黨利益則高於政府利益，但是柯文哲利益又高於民眾黨利益。 例如柯文哲將民眾黨寄生在立院，利用政府資源滋養民眾黨，便是民眾黨利益高於台灣利益; 而柯文哲透過私設“木可公司”洗錢、直接私吞企業捐款，以及挪用基金會公款等叁大手段，非法侵占及挪用原屬於民眾黨與競選的資金高達7,500多萬元，則是柯文哲利益高於民眾黨利益的表現。
無論是自戀、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節和仇恨意識形態，黃國昌和柯文哲都拾分類似，。 （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因為民眾黨將柯文哲利益視為民眾黨的核心利益，這種類似於宗教教主的組織文化，是批評者經常冠以邪教的原因。 當代政黨組織的現代性來自政黨超脫個人而存在，強調理性、科學的進步世界觀，脫離傳統的宗教秩序。 諷刺的是，民眾黨雖然以科學、理性為口號，但是實質作為卻是走回個人崇拜的傳統路線。 這不僅僅是因為“壹人政黨”之故，親民黨也是壹人政黨，創黨者宋楚瑜長期擔任黨主席，壹開始成立的原因也是為了將宋楚瑜推上總統大位，但是親民黨不會將宋楚瑜的個人利益變為政黨的核心利益，這點和年輕的民眾黨拾分不同。
相較於柯文哲的“錢”，黃國昌則是將“權”打入民眾黨的組織文化。 從黃國昌上任起，就對權力拾分敏感。 先是為柯文哲取了個老大的綽號，以便確保沒有人和他分享“主席”的稱謂。 這不是特例，黃國昌從政以來，從理念到立場，皆可隨手拋棄，唯有自戀始終如壹。 雖然和柯文哲壹樣都是自戀成癮，不過兩人自戀的方式不太壹樣，柯文哲是喜歡萬人簇擁，而黃國昌是要塑造自己是孤膽英雄的高高在上，他最近出版謊話連篇的自傳，正是這種人格特質的反映。
黃國昌從政以來，從理念到立場，皆可隨手拋棄，唯有自戀始終如壹。 （張哲偉攝）
黃國昌擔任領導者的組織，都有了類似的組織文化：黃國昌確立以自己為唯壹主角的小圈圈，小圈圈內的人可以優先選擇優勢選區、初選落敗可以立刻跳去其他選區、剛加入民眾黨就被征召等等，而不加入自己小圈圈內的人，則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必除之而後快。 即使已經耕耘長久，也不准參選，或是必須退出，讓給黃國昌心腹。
黃國昌這種將黨的資源挹注給自己小圈圈的做法，無論在時代力量還是民眾黨都無贰致，也產生了相同的組織文化：組織內的溝通成本奇高無比，同黨人士根本無法私下溝通，最後只能透過媒體放話，這也是黃國昌後來想掌握媒體的原因之壹。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當組織內部的交易成本高過組織外部的成本時，組織的疆界就會重新定義，通俗點說，就是分裂。 無論在時力或是民眾黨，黃國昌掌權時，都會產生內斗，而且都是黃國昌利用黨主席的職權，將不屬於自己派系者斗出去。 在時力是林昶佐等人被迫退黨，民眾黨內則是柯文哲的人馬正在被壹壹除去。 這種清黨導致資深黨員大量退出，也是黃國昌被稱為政黨關燈手的原因之壹。
盡管如此，要將民眾黨等諸多現象，完全歸咎於柯文哲和黃國昌也不盡公平。 柯文哲和黃國昌身為組織領導者，無疑該為組織成敗負最大責任，但是卻不能將所有現象都歸因於贰人。 過於強調領導者個人的影響力，會令人忽視整個系統的作用，誤以為只要改變領導人，就能夠改變壹切。 如果沒有幫手與合適的土壤，領導者也很難發揮作用。 因為缺乏追隨者，領導者便毫無權力，而沒有合適的環境，破壞性領導者壹上台就會被制衡，也很難造成重大傷害。
從1841年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版《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以來，領導理論在將近兩個世紀內，大多數是在探討領導者與組織的關系，學者們花費大量的心力，希望能夠探討何謂“好的領導者”，希望能夠為當代人萃取值得學習之處。
但事實上，“壞的領導”就算不比“好的領導”多，至少在數量和影響力可以平分秋色。 歷史上壞領導的例子俯拾即是，有些壞領導主要源自不道德與非法行為，例如炮制出安然（Enron）丑聞的Jeffrey Skilling和Kenneth Lay、水門事件的尼克松; 有些是出自過度自信，例如拿破侖忽視對於後勤等警告，於1812年率大軍入侵俄國失敗; 有些是執著於過去策略而犯下錯誤，例如1990零年代IBM的CEO John Akers錯失個人電腦崛起的契機。
除此之外，還有壹類被稱為“毒性領導”，是領導者利用恐懼、操弄、霸凌與恨意，來達成短期目標與個人利益，而犧牲組織的長期目標。 帕迪拉（Art Padilla）、霍根（Robert Hogan）和凱澤（Robert Kaiser）發表於《The Leadership Quarterly》的“毒性叁角理論”（Toxic Triangle Theory）的，便是用來解釋此壹現象。
和卡萊爾等人早期的英雄主義與個人特色不同，這些對組織長期發展目標有害的領導風格並不是單純歸咎於“糟糕的領導者”個人所造成，而是受到叁個相互影響的元素共同作用：破壞的領導者（Destructive leaders）、易受影響的追隨者（Susceptible followers）以及容易催化的環境（Conducive environments）。
“破壞的領導者”關心的不是組織的長期生存與績效，而是如何利用自身職位來操縱與控制他人。 帕迪拉等人認為這些領導者通常有某些固定的特質，例如具有個人魅力，但往往帶有強烈的自私性格; 高度自戀，經常誇大自我的重要性並喜歡展現優越感，往往極度缺乏同理心。
此外，他們認為這些領導者的人格有所謂的“黑暗叁角”（Dark Triad）：馬基維利主義（極度功利、擅長權操縱）、心理病態與對權力的極度渴望。 其中最常使用的策略是利用仇恨意識形態來鞏固支持，卻又藉由區分“我們vs他們”制造對立，來鞏固自身的控制權。
統治者的權力要能發揮作用，需要被統治者壹定程度的同意。 同樣的，破壞的領導者之所以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需要有足夠易受影響的追隨者。 這些追隨者可以分為兩大類：壹類是順從者（Conformers）： 這類追隨者通常自尊心較低、心理需求未獲滿足或成熟度較低。 他們出於恐懼、尋求安全感或為了避免受到其他人的懲罰而服從領導者。 另壹類是勾結者（Colluders）： 這類追隨者主動參與領導者的破壞性行為。 他們與領導者抱持相同的野心，並積極協助執行毒性管理，通常是因為這能為他們帶來職場利益或符合其世界觀。
除了破壞的領導者和易受影響的追隨者之外，毒性領導要能真正發揮破壞力，還需要領導者和追隨者處於容易催化的環境中。 特別是在面臨危機或劇烈變動時期，某些人會感到不安定與威脅，對不確定性無所適從，而更渴望有強人來引導他們，尤其是這些強人能夠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時，更容易讓毒性領導滋生。
但是毒性領導不是在每壹個組織都吃得開，通常在缺乏透明與制衡機制的組織內更容易出現，這些組織經常向外尋找敵人，但是內部的監督力量卻拾分薄弱、缺乏申訴與發聲渠道，或是存在不鼓勵發聲的文化，反而要追隨者堅定相信領導者的所做所為。
毒性領導通常發生在高權力距離的社會與組織中，平均而言，相信上位者與下位者的權力差距越大，或是雖然身處低權力距離文化中，但是該組織文化卻普遍接受嚴格且不容挑戰的階級制度，較容易發生毒性領導。
“毒性叁角理論”讓我們將毒性領導的各種惡行，從“單壹壞人”轉移到“系統性問題”，因此不是換掉懷領導者就能瓦解毒性領導，還必須從系統與制度上改善，例如強化內部監督體制，並建立讓成員敢於發聲的文化與心理安全感等。
帕迪拉等人並且以古巴卡斯特羅和德國希特勒為例，說明其毒性叁角理論。 破壞領導者的伍項人格特質，分別是：個人魅力、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負面生命主題，和仇恨意識形態。
柯文哲和黃國昌兩人，符合其中的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和仇恨意識形態等，負面生命主題則兩人都不符合，至於個人魅力，柯文哲要比黃國昌更適用。
以“自戀”而言，自戀的表現為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追求崇拜、將自己視為救世主的優越存在等。 就“自我中心”而論，對外，柯文哲經常標榜“智商157”、“台大醫院外科醫生”，對內則以“朕”自稱，喜歡幻想自己是皇帝，受訪時甚至自稱為“神”。 擅長將跨領域的復雜政治問題簡化為口號，以“只有我懂、別人都笨”的態度睥睨他人。
而面對弱勢群體、女性或部屬時，常脫口出帶有輕蔑或工具化傾向的發言，則顯示出缺乏同理心。
其救世主情節，則表現在多次公開宣稱《台灣只有我能改變》、《藍綠都是垃圾》，將自己定位為打破舊體制、拯救台灣政局的唯壹聖人。
無論是自戀、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節和仇恨意識形態，黃國昌和柯文哲拾分類似，例如多次自誇長相俊俏，借日本人名義誇耀自己俊俏如同木村拓哉，或是在立院質詢或召開記者會時，經常極度不耐煩打斷他人，說：“你回去讀書”、“我講話你有沒有在聽”等言語，藉以否定對方的專業與人格; 兩人還都將不同意見者直接貼上墮落或被收買的標簽; 也同樣使用強制、操縱和宣傳來強加個人形象，壓制異議，鞏固個人控制等。
這並不是說兩人有同樣的人格特質，就會產生相同的效果。 舉例來說，在“追求崇拜”上，柯文哲將其天份發揮到了極致，積極形塑“阿北”的個人崇拜信仰，透過獨特言行，建立大批不容許外界批評的忠實追隨者，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壹個政黨，完全以柯文哲的個人利益為政黨核心價值，貪污亦如是，圖利亦如是。
黃國昌高度依賴鎂光燈與網絡直播，在鏡頭前刻意展示咆哮、痛斥，或是反復出現的個人照片，以此吸引特定受眾的掌聲，並將大眾的關注點從議題本身轉移到他“個人”的道德高度。 他要求部屬對其絕對忠誠，斗倒非嫡系人選，目的都在追求個人崇拜。 可惜因為個人魅力不足，缺乏演說技巧，手段又不如柯文哲，甚至在接手民眾黨黨主席，在柯文哲從土城出來後，為了避免“兩個太陽”，宣布柯文哲為“老大”，以便自己單獨享有“主席”名號，名正言順獨占領導權。
固然民眾黨淪落到今日田地，柯文哲和黃國昌要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兩人的毒性領導，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所謂易受影響的追隨者，帕迪拉等所謂的勾結者，是那些在藍綠兩黨不得志，認為民眾黨提供更佳發展機會，黃國昌在此之上，加入了他的小圈圈，如陳智菡、許甫、翟本喬等都是為了政黨擦脂抹粉亂拗，屬於利益結合，這不必多說。 反而是順從者值得多說壹些。
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的柯黃兩人，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順從者中很大的壹部分包含對於藍綠不滿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傳統的藍綠之爭感到不耐，希望能夠支持壹個不同於藍綠的第叁選擇。 這些人通常較缺乏社會經驗，也較容易受到短視頻影響。 但是因為柯文哲自私的人格特質，自私的人也較容易受到兩人吸引。 例如過去的壹項調查顯示，若台灣遭受軍事攻擊，民眾黨支持者是最不願承擔保家衛國責任的群體，甚至超越次高的國民黨甚多，而且既不相信美國，戰爭時又希望美國人犧牲生命保衛台灣等等，都顯現出民眾黨支持者的特色之壹。
這些人呈現出帕迪拉等人所謂的順從者的叁項特征，包括心理需求未滿足、低自我效能感與威權性格。 限於篇幅，我只談其中因為正當性危機而支持威權領袖的特征。
第壹種代表性危機是指某些人認為現有政治系統沒有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或價值。 當小草認為自己不屬於藍綠，對主流價值有難以啟齒的反對，就發生代表性危機。 例如小草也許認為房地產都遭到現有既得利益者綁架，造成房價高漲，讓他們買不起想要地段的房子。 但是小草們又認為政治無比肮髒，到處充滿陰謀，正因為好處都被現有藍綠既得利益者合謀占有，讓他們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資源與權力，所以小草無法獲得心目中自己該有社經地位，需要壹位能夠代表他們又敢於打破現有利益結構的民粹領袖來帶領他們。
第贰種是權力貶值危機，這是指某些群體的地位下降，被原先地位更低的群體趕過去，讓他們產生不滿，認為必定是社會既得利益者特別青睞其他群體的結果。 很明顯的，當壹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遷時，群體彼此的地位特別容易改變，這時可能會讓地位旁落的群體不滿，他們會覺得社會不公，並且感受到孤立與無能，需要政客為其“討公道”，讓他們恢復他們心中自認該有的地位。 加入政黨個體得以將渺小的自我隱藏進強大的集體大我中，獲得虛假的自豪感，正當化自己的志高才疏，替自己的行為找到借口，從而獲得自以為的正義和自尊。
而催化其生長的環境，除了台灣的政黨內斗之外，也和台灣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有關，導致經濟分配不均。 而全球民粹主義的浪潮、社交媒體產生的過濾泡泡和回音室效應與民進黨昔日提供兩人的政治機會，也在催化這種毒性叁角領導的效應。
總之，誠如帕迪拉等人所說，這不是“壹個大惡人統治壹群好人”的故事，而是整個系統互動的結果，柯文哲和黃國昌固然難辭其咎，應該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我們僅將注意力過度放在兩人身上，反而可能錯失了檢視整個系統，並且真正壓抑毒性叁角在台灣生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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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創立台灣民眾黨後，柯文哲對黨徽海選活動要發出30萬元首獎獎金表達質疑，認為“太貴了”，說交由支持者網絡投票即可，不需要花錢找專業團隊設計與微調。
競選時的尊重專業和組黨時的踐踏專業，哪壹個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民眾黨的組織文化受到黨主席影響，尤其是創始黨主席，因為銘印效果（imprinting effect），對民眾黨文化的影響可以貫穿其任期，讓人在日後都可以從民眾黨行為中，找到早期組織文化的痕跡。
不過因為柯文哲擔任黨主席的時間有限，所以民眾黨的組織文化根基不深，也會受到第贰任黨主席黃國昌的影響。 兩任黨主席各自留下對於民眾黨的印記。
柯文哲本人對於金錢錙銖必較，從當選台北市長開始，就不時抱怨薪資比當醫生更低。 2022年台北市議會通過雙城論壇預算但書《若共機、共艦持續擾台，不得動支此項預算及核銷》，不過柯文哲無視預算但書，照常舉辦。 台北市議會叁讀通過決議，不准動用公帑支付這筆95萬元。 陳佩琪在臉書亮出家中存折，表示願用自己的錢墊付，小草壹片叫好。 結果柯文哲還是強行核銷，而且超過95萬，共核銷了107萬元，但因為違反議會決議，依法無法報銷，遂成為台北市政府呆帳。 陳佩琪也改口，質疑蔣萬安辦雙城論壇為什麼不自己出錢，卻要他們為雙城論壇付錢？ 諸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每每牽涉到公共事務，最後都和金錢有關，例如有人以兩億美金交換他退出總統選舉、收受威京集團賄鉻放寬京華城容積率等。
柯文哲這種對公家資源寬松，對自身金錢錙銖必較，設法將公家資源轉為個人利益的作法，在成立民眾黨之後，就轉變為民眾黨的組織文化，形成叁個同心圓的差序格局：以自我為中心，民眾黨在第贰圈，政府則在第叁圈，其中民眾黨利益則高於政府利益，但是柯文哲利益又高於民眾黨利益。 例如柯文哲將民眾黨寄生在立院，利用政府資源滋養民眾黨，便是民眾黨利益高於台灣利益; 而柯文哲透過私設“木可公司”洗錢、直接私吞企業捐款，以及挪用基金會公款等叁大手段，非法侵占及挪用原屬於民眾黨與競選的資金高達7,500多萬元，則是柯文哲利益高於民眾黨利益的表現。
無論是自戀、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節和仇恨意識形態，黃國昌和柯文哲都拾分類似，。 （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因為民眾黨將柯文哲利益視為民眾黨的核心利益，這種類似於宗教教主的組織文化，是批評者經常冠以邪教的原因。 當代政黨組織的現代性來自政黨超脫個人而存在，強調理性、科學的進步世界觀，脫離傳統的宗教秩序。 諷刺的是，民眾黨雖然以科學、理性為口號，但是實質作為卻是走回個人崇拜的傳統路線。 這不僅僅是因為“壹人政黨”之故，親民黨也是壹人政黨，創黨者宋楚瑜長期擔任黨主席，壹開始成立的原因也是為了將宋楚瑜推上總統大位，但是親民黨不會將宋楚瑜的個人利益變為政黨的核心利益，這點和年輕的民眾黨拾分不同。
相較於柯文哲的“錢”，黃國昌則是將“權”打入民眾黨的組織文化。 從黃國昌上任起，就對權力拾分敏感。 先是為柯文哲取了個老大的綽號，以便確保沒有人和他分享“主席”的稱謂。 這不是特例，黃國昌從政以來，從理念到立場，皆可隨手拋棄，唯有自戀始終如壹。 雖然和柯文哲壹樣都是自戀成癮，不過兩人自戀的方式不太壹樣，柯文哲是喜歡萬人簇擁，而黃國昌是要塑造自己是孤膽英雄的高高在上，他最近出版謊話連篇的自傳，正是這種人格特質的反映。
黃國昌從政以來，從理念到立場，皆可隨手拋棄，唯有自戀始終如壹。 （張哲偉攝）
黃國昌擔任領導者的組織，都有了類似的組織文化：黃國昌確立以自己為唯壹主角的小圈圈，小圈圈內的人可以優先選擇優勢選區、初選落敗可以立刻跳去其他選區、剛加入民眾黨就被征召等等，而不加入自己小圈圈內的人，則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必除之而後快。 即使已經耕耘長久，也不准參選，或是必須退出，讓給黃國昌心腹。
黃國昌這種將黨的資源挹注給自己小圈圈的做法，無論在時代力量還是民眾黨都無贰致，也產生了相同的組織文化：組織內的溝通成本奇高無比，同黨人士根本無法私下溝通，最後只能透過媒體放話，這也是黃國昌後來想掌握媒體的原因之壹。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當組織內部的交易成本高過組織外部的成本時，組織的疆界就會重新定義，通俗點說，就是分裂。 無論在時力或是民眾黨，黃國昌掌權時，都會產生內斗，而且都是黃國昌利用黨主席的職權，將不屬於自己派系者斗出去。 在時力是林昶佐等人被迫退黨，民眾黨內則是柯文哲的人馬正在被壹壹除去。 這種清黨導致資深黨員大量退出，也是黃國昌被稱為政黨關燈手的原因之壹。
盡管如此，要將民眾黨等諸多現象，完全歸咎於柯文哲和黃國昌也不盡公平。 柯文哲和黃國昌身為組織領導者，無疑該為組織成敗負最大責任，但是卻不能將所有現象都歸因於贰人。 過於強調領導者個人的影響力，會令人忽視整個系統的作用，誤以為只要改變領導人，就能夠改變壹切。 如果沒有幫手與合適的土壤，領導者也很難發揮作用。 因為缺乏追隨者，領導者便毫無權力，而沒有合適的環境，破壞性領導者壹上台就會被制衡，也很難造成重大傷害。
從1841年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版《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以來，領導理論在將近兩個世紀內，大多數是在探討領導者與組織的關系，學者們花費大量的心力，希望能夠探討何謂“好的領導者”，希望能夠為當代人萃取值得學習之處。
但事實上，“壞的領導”就算不比“好的領導”多，至少在數量和影響力可以平分秋色。 歷史上壞領導的例子俯拾即是，有些壞領導主要源自不道德與非法行為，例如炮制出安然（Enron）丑聞的Jeffrey Skilling和Kenneth Lay、水門事件的尼克松; 有些是出自過度自信，例如拿破侖忽視對於後勤等警告，於1812年率大軍入侵俄國失敗; 有些是執著於過去策略而犯下錯誤，例如1990零年代IBM的CEO John Akers錯失個人電腦崛起的契機。
除此之外，還有壹類被稱為“毒性領導”，是領導者利用恐懼、操弄、霸凌與恨意，來達成短期目標與個人利益，而犧牲組織的長期目標。 帕迪拉（Art Padilla）、霍根（Robert Hogan）和凱澤（Robert Kaiser）發表於《The Leadership Quarterly》的“毒性叁角理論”（Toxic Triangle Theory）的，便是用來解釋此壹現象。
和卡萊爾等人早期的英雄主義與個人特色不同，這些對組織長期發展目標有害的領導風格並不是單純歸咎於“糟糕的領導者”個人所造成，而是受到叁個相互影響的元素共同作用：破壞的領導者（Destructive leaders）、易受影響的追隨者（Susceptible followers）以及容易催化的環境（Conducive environments）。
“破壞的領導者”關心的不是組織的長期生存與績效，而是如何利用自身職位來操縱與控制他人。 帕迪拉等人認為這些領導者通常有某些固定的特質，例如具有個人魅力，但往往帶有強烈的自私性格; 高度自戀，經常誇大自我的重要性並喜歡展現優越感，往往極度缺乏同理心。
此外，他們認為這些領導者的人格有所謂的“黑暗叁角”（Dark Triad）：馬基維利主義（極度功利、擅長權操縱）、心理病態與對權力的極度渴望。 其中最常使用的策略是利用仇恨意識形態來鞏固支持，卻又藉由區分“我們vs他們”制造對立，來鞏固自身的控制權。
統治者的權力要能發揮作用，需要被統治者壹定程度的同意。 同樣的，破壞的領導者之所以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需要有足夠易受影響的追隨者。 這些追隨者可以分為兩大類：壹類是順從者（Conformers）： 這類追隨者通常自尊心較低、心理需求未獲滿足或成熟度較低。 他們出於恐懼、尋求安全感或為了避免受到其他人的懲罰而服從領導者。 另壹類是勾結者（Colluders）： 這類追隨者主動參與領導者的破壞性行為。 他們與領導者抱持相同的野心，並積極協助執行毒性管理，通常是因為這能為他們帶來職場利益或符合其世界觀。
除了破壞的領導者和易受影響的追隨者之外，毒性領導要能真正發揮破壞力，還需要領導者和追隨者處於容易催化的環境中。 特別是在面臨危機或劇烈變動時期，某些人會感到不安定與威脅，對不確定性無所適從，而更渴望有強人來引導他們，尤其是這些強人能夠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時，更容易讓毒性領導滋生。
但是毒性領導不是在每壹個組織都吃得開，通常在缺乏透明與制衡機制的組織內更容易出現，這些組織經常向外尋找敵人，但是內部的監督力量卻拾分薄弱、缺乏申訴與發聲渠道，或是存在不鼓勵發聲的文化，反而要追隨者堅定相信領導者的所做所為。
毒性領導通常發生在高權力距離的社會與組織中，平均而言，相信上位者與下位者的權力差距越大，或是雖然身處低權力距離文化中，但是該組織文化卻普遍接受嚴格且不容挑戰的階級制度，較容易發生毒性領導。
“毒性叁角理論”讓我們將毒性領導的各種惡行，從“單壹壞人”轉移到“系統性問題”，因此不是換掉懷領導者就能瓦解毒性領導，還必須從系統與制度上改善，例如強化內部監督體制，並建立讓成員敢於發聲的文化與心理安全感等。
帕迪拉等人並且以古巴卡斯特羅和德國希特勒為例，說明其毒性叁角理論。 破壞領導者的伍項人格特質，分別是：個人魅力、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負面生命主題，和仇恨意識形態。
柯文哲和黃國昌兩人，符合其中的個性化權力需求、自戀，和仇恨意識形態等，負面生命主題則兩人都不符合，至於個人魅力，柯文哲要比黃國昌更適用。
以“自戀”而言，自戀的表現為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追求崇拜、將自己視為救世主的優越存在等。 就“自我中心”而論，對外，柯文哲經常標榜“智商157”、“台大醫院外科醫生”，對內則以“朕”自稱，喜歡幻想自己是皇帝，受訪時甚至自稱為“神”。 擅長將跨領域的復雜政治問題簡化為口號，以“只有我懂、別人都笨”的態度睥睨他人。
而面對弱勢群體、女性或部屬時，常脫口出帶有輕蔑或工具化傾向的發言，則顯示出缺乏同理心。
其救世主情節，則表現在多次公開宣稱《台灣只有我能改變》、《藍綠都是垃圾》，將自己定位為打破舊體制、拯救台灣政局的唯壹聖人。
無論是自戀、缺乏同理心、救世主情節和仇恨意識形態，黃國昌和柯文哲拾分類似，例如多次自誇長相俊俏，借日本人名義誇耀自己俊俏如同木村拓哉，或是在立院質詢或召開記者會時，經常極度不耐煩打斷他人，說：“你回去讀書”、“我講話你有沒有在聽”等言語，藉以否定對方的專業與人格; 兩人還都將不同意見者直接貼上墮落或被收買的標簽; 也同樣使用強制、操縱和宣傳來強加個人形象，壓制異議，鞏固個人控制等。
這並不是說兩人有同樣的人格特質，就會產生相同的效果。 舉例來說，在“追求崇拜”上，柯文哲將其天份發揮到了極致，積極形塑“阿北”的個人崇拜信仰，透過獨特言行，建立大批不容許外界批評的忠實追隨者，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壹個政黨，完全以柯文哲的個人利益為政黨核心價值，貪污亦如是，圖利亦如是。
黃國昌高度依賴鎂光燈與網絡直播，在鏡頭前刻意展示咆哮、痛斥，或是反復出現的個人照片，以此吸引特定受眾的掌聲，並將大眾的關注點從議題本身轉移到他“個人”的道德高度。 他要求部屬對其絕對忠誠，斗倒非嫡系人選，目的都在追求個人崇拜。 可惜因為個人魅力不足，缺乏演說技巧，手段又不如柯文哲，甚至在接手民眾黨黨主席，在柯文哲從土城出來後，為了避免“兩個太陽”，宣布柯文哲為“老大”，以便自己單獨享有“主席”名號，名正言順獨占領導權。
固然民眾黨淪落到今日田地，柯文哲和黃國昌要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兩人的毒性領導，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所謂易受影響的追隨者，帕迪拉等所謂的勾結者，是那些在藍綠兩黨不得志，認為民眾黨提供更佳發展機會，黃國昌在此之上，加入了他的小圈圈，如陳智菡、許甫、翟本喬等都是為了政黨擦脂抹粉亂拗，屬於利益結合，這不必多說。 反而是順從者值得多說壹些。
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的柯黃兩人，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順從者中很大的壹部分包含對於藍綠不滿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傳統的藍綠之爭感到不耐，希望能夠支持壹個不同於藍綠的第叁選擇。 這些人通常較缺乏社會經驗，也較容易受到短視頻影響。 但是因為柯文哲自私的人格特質，自私的人也較容易受到兩人吸引。 例如過去的壹項調查顯示，若台灣遭受軍事攻擊，民眾黨支持者是最不願承擔保家衛國責任的群體，甚至超越次高的國民黨甚多，而且既不相信美國，戰爭時又希望美國人犧牲生命保衛台灣等等，都顯現出民眾黨支持者的特色之壹。
這些人呈現出帕迪拉等人所謂的順從者的叁項特征，包括心理需求未滿足、低自我效能感與威權性格。 限於篇幅，我只談其中因為正當性危機而支持威權領袖的特征。
第壹種代表性危機是指某些人認為現有政治系統沒有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或價值。 當小草認為自己不屬於藍綠，對主流價值有難以啟齒的反對，就發生代表性危機。 例如小草也許認為房地產都遭到現有既得利益者綁架，造成房價高漲，讓他們買不起想要地段的房子。 但是小草們又認為政治無比肮髒，到處充滿陰謀，正因為好處都被現有藍綠既得利益者合謀占有，讓他們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資源與權力，所以小草無法獲得心目中自己該有社經地位，需要壹位能夠代表他們又敢於打破現有利益結構的民粹領袖來帶領他們。
第贰種是權力貶值危機，這是指某些群體的地位下降，被原先地位更低的群體趕過去，讓他們產生不滿，認為必定是社會既得利益者特別青睞其他群體的結果。 很明顯的，當壹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遷時，群體彼此的地位特別容易改變，這時可能會讓地位旁落的群體不滿，他們會覺得社會不公，並且感受到孤立與無能，需要政客為其“討公道”，讓他們恢復他們心中自認該有的地位。 加入政黨個體得以將渺小的自我隱藏進強大的集體大我中，獲得虛假的自豪感，正當化自己的志高才疏，替自己的行為找到借口，從而獲得自以為的正義和自尊。
而催化其生長的環境，除了台灣的政黨內斗之外，也和台灣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有關，導致經濟分配不均。 而全球民粹主義的浪潮、社交媒體產生的過濾泡泡和回音室效應與民進黨昔日提供兩人的政治機會，也在催化這種毒性叁角領導的效應。
總之，誠如帕迪拉等人所說，這不是“壹個大惡人統治壹群好人”的故事，而是整個系統互動的結果，柯文哲和黃國昌固然難辭其咎，應該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我們僅將注意力過度放在兩人身上，反而可能錯失了檢視整個系統，並且真正壓抑毒性叁角在台灣生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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