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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社會學博士,為何選擇在縣級養老院當"護理員"
壹個社會學博士,為何選擇在縣級養老院當"護理員"壹個社會學博士,為何選擇在縣級養老院當"護理員"
在進入養老院之前，通常先經歷的是家庭的照料危機，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的“壹人失能、全家失衡”。我遇到印象比較深刻的案例是，壹個60多歲的阿姨，她的父親中風癱瘓，臥床9年，原本可以幫忙照顧父親的母親有壹天突然骨折，後來又中風。對於這樣壹個獨生女來說，每天都疲於奔命於醫院和家，不得不選擇把父母送進養老院。
進入養老院的“臨界時刻”往往也是老年人身體衰退的節點。很多老人在家裡摔跤，骨折了，沒有辦法自己行動。還有很大壹部分是中風的後遺症，出現失能的狀況。現在養老院裡比例越來越高的是認知障礙，對家庭來說，認知障礙的照顧可能是最難的。
老人靜珠就是這種情況。丈夫去世後，“天生膽小，害怕壹個人”的她主動提出要跟著叁個子女輪流居住。她把自己的衣服、日用品打包進幾個行李箱，每肆個月帶著這些箱子搬壹次家。靜珠就這樣生活了12年，直到快90歲時出現了認知異常。
女兒惠珍回憶，那時母親常常半夜起床喊大家上班上學，把家裡的紗門、紗窗都拆下來，而且“人發呆的時候力氣特別大”；又常常突發奇想要求搬去另壹個孩子家，打亂了原先安排好的順序和各家之間的平衡。最終，惠珍的大哥決定把母親送進養老院。
曾有調查指出，中國老年人第壹位的照料者其實不是子女，而是配偶。很多老人會在配偶去世後進入養老院。原本步入老年的夫妻贰人還能相互照料，但失去壹方後，另壹方面臨獨居風險，照顧的負擔壹下子會壓在子女身上。
在我調研的地方，子女跟老人基本上還會生活在壹個城市，但並不住在壹起。即便在這種條件下，壹旦老人進入失能的狀態，需要24小時監護時，子女也很難搬來跟老人壹起住，或者把老人接到自己家裡。因為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要顧，照顧能力是不足的。
當子女下面還有孫輩要照顧時，很有可能會出現照顧上的“代際競爭”。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會優先選擇去照顧家裡的下壹代，把父母送進養老院。我遇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尤其是在當下60多歲的面臨育幼養老的“叁明治”壹代的身上。當下，在“以兒童為中心”的文化模式下，家庭成員通常會把時間、人力、知識、金錢先向下壹代傾斜。
調研中，養老院裡的朱好婆（好婆，即吳方言中的外祖母，也泛指老年女性）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養老院的。她原本由小兒子壹家照顧，但當小兒子家的孫輩即將出生，小兒子和妻子很快就要進入祖父母的角色，將重心轉移到孫輩的照料，只能選擇把她送進養老院。朱好婆有很深的憂慮和沮喪，覺得“現在活著也是討厭，不知要活到什麼時候。”
在老齡化與少子化疊加的背景下，很多家庭都面臨著“養老”與“養小”的雙重壓力。但由於現階段社會化照料體系和支持網絡的匱乏，這些壓力幾乎都落在“叁明治”壹代，尤其是女性家庭成員身上——對上要照顧八九拾歲的高齡父母，對下要幫子女分擔家務、參與隔代照料，難以避免地會產生沖突和競爭。
也有老人會主動選擇養老院。85歲的王鳳玉是我遇到的少數主動搬進養老院的。30多年前，她和丈夫曾經幫大兒子在美國帶孫子，後續帶回國照顧到叁歲，並在國內繼續照顧第贰個孫子。她力求晚年的獨立自主，認為自己這麼安定下來，還在人生沖刺階段的孩子也就放心了。
養老院護理區，老郭床尾的小方桌｜ 受訪者供圖
養老院裡的脆弱
2016年和2017年的暑假，以及2018年的下半年，我都在江蘇省東南部壹個縣級市的兩家養老院裡進行田野調查，參與護理員的日常工作。壹些老人把我當作新來的護理員，稱我為“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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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養老院的“臨界時刻”往往也是老年人身體衰退的節點。很多老人在家裡摔跤，骨折了，沒有辦法自己行動。還有很大壹部分是中風的後遺症，出現失能的狀況。現在養老院裡比例越來越高的是認知障礙，對家庭來說，認知障礙的照顧可能是最難的。
老人靜珠就是這種情況。丈夫去世後，“天生膽小，害怕壹個人”的她主動提出要跟著叁個子女輪流居住。她把自己的衣服、日用品打包進幾個行李箱，每肆個月帶著這些箱子搬壹次家。靜珠就這樣生活了12年，直到快90歲時出現了認知異常。
女兒惠珍回憶，那時母親常常半夜起床喊大家上班上學，把家裡的紗門、紗窗都拆下來，而且“人發呆的時候力氣特別大”；又常常突發奇想要求搬去另壹個孩子家，打亂了原先安排好的順序和各家之間的平衡。最終，惠珍的大哥決定把母親送進養老院。
曾有調查指出，中國老年人第壹位的照料者其實不是子女，而是配偶。很多老人會在配偶去世後進入養老院。原本步入老年的夫妻贰人還能相互照料，但失去壹方後，另壹方面臨獨居風險，照顧的負擔壹下子會壓在子女身上。
在我調研的地方，子女跟老人基本上還會生活在壹個城市，但並不住在壹起。即便在這種條件下，壹旦老人進入失能的狀態，需要24小時監護時，子女也很難搬來跟老人壹起住，或者把老人接到自己家裡。因為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要顧，照顧能力是不足的。
當子女下面還有孫輩要照顧時，很有可能會出現照顧上的“代際競爭”。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會優先選擇去照顧家裡的下壹代，把父母送進養老院。我遇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尤其是在當下60多歲的面臨育幼養老的“叁明治”壹代的身上。當下，在“以兒童為中心”的文化模式下，家庭成員通常會把時間、人力、知識、金錢先向下壹代傾斜。
調研中，養老院裡的朱好婆（好婆，即吳方言中的外祖母，也泛指老年女性）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養老院的。她原本由小兒子壹家照顧，但當小兒子家的孫輩即將出生，小兒子和妻子很快就要進入祖父母的角色，將重心轉移到孫輩的照料，只能選擇把她送進養老院。朱好婆有很深的憂慮和沮喪，覺得“現在活著也是討厭，不知要活到什麼時候。”
在老齡化與少子化疊加的背景下，很多家庭都面臨著“養老”與“養小”的雙重壓力。但由於現階段社會化照料體系和支持網絡的匱乏，這些壓力幾乎都落在“叁明治”壹代，尤其是女性家庭成員身上——對上要照顧八九拾歲的高齡父母，對下要幫子女分擔家務、參與隔代照料，難以避免地會產生沖突和競爭。
也有老人會主動選擇養老院。85歲的王鳳玉是我遇到的少數主動搬進養老院的。30多年前，她和丈夫曾經幫大兒子在美國帶孫子，後續帶回國照顧到叁歲，並在國內繼續照顧第贰個孫子。她力求晚年的獨立自主，認為自己這麼安定下來，還在人生沖刺階段的孩子也就放心了。
養老院護理區，老郭床尾的小方桌｜ 受訪者供圖
養老院裡的脆弱
2016年和2017年的暑假，以及2018年的下半年，我都在江蘇省東南部壹個縣級市的兩家養老院裡進行田野調查，參與護理員的日常工作。壹些老人把我當作新來的護理員，稱我為“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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