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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贸易逆差170年 《给阿嬷的情书》折射侨汇托举
深陷贸易逆差170年 《给阿嬷的情书》折射侨汇托举深陷贸易逆差170年 《给阿嬷的情书》折射侨汇托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收回了长期被西方列强把持的海关管理权力，包括晚清以来至关重要的关税财权，但不可能迅速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扭转国际收支格局。而且，随着“一五”计划全面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对进口资本设备和必要工业原料、能源的需求大幅度上升，潜在贸易逆差原本还会连续上升相当一段时间。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就是“栽”在这个阶段，因贸易逆差持续高涨引爆金融危机，整个工业化进程夭折，拉美国家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在经济学界诞生了“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术语。
从1950年之后的40年间，中国贸易顺差21年，逆差19年，但其中的贸易顺差年份绝大多数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出口创汇竭尽全力，进口用汇按计划执行，并不能充分反映那时的潜在进口需求。从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1989年12年间，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导向使得工业化前期贸易逆差上升的效应充分显现出来，贸易逆差年份逆差累计513.2亿美元，贸易顺差年份顺差累计38.7亿美元，两相抵销，累计贸易逆差474.5亿美元。
直到1990年，中国方才走出工业化前期贸易逆差上升阶段，彻底扭转长达170年的贸易逆差格局，进入持续贸易收支、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时代。1990年至今，除1993一年之外，我国所有年份贸易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储备规模由此持续高速增长。1990年当年，我国外汇储备就从上年的55.50亿美元翻番至110.93亿美元，到2025年末已达33579亿美元。
1990年代至今，国际金融货币危机频发，正是这一国际收支格局和巨额国际储备赋予了中国远超其它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2009年次贷危机，到头来都成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跃升的契机。在世界正在进入的这个“大争之世”，持续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雄厚的外汇储备，还会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
侨汇弥补百年中国国际收支逆差
有海水处即有华人；从1820年代算起，中国历时170年之久，方才奋力走出贸易逆差陷阱，赢得今天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主动地位；在这一奋斗进程中，海外华侨华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贡献无疑是《给阿嬷的情书》中描绘的侨批——华侨汇款。
最早系统估算华侨汇款总量者当属雷麦，他估算1902—1930年29年间华侨汇款总计约34亿6600万海关两，再加上他此前对1902年之前7年的汇款估算，1895—1930年36年间华侨汇款总数应在38亿海关两以上，这个数额相当于上文计算的1865—1912年中国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的1.8倍。
陈争平认为雷麦的估算方法偏高，采用郑林宽、侨委会数据推算，估算这36年间华侨汇款总数约在30亿—32亿海关两之间，即使是这个较低的估算数额，也相当于上文计算的1865—1912年中国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的1.4—1.5倍。
贡献如此巨大，无怪乎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价：“弥补巨额逆差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华侨汇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沿海重要口岸相继陷落，华侨汇款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且这一阶段的华侨汇款大量地从赡养家人转为捐赠抗战。
因为这一贡献，以及华人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顽强抗击，在东南亚沦陷之后，当地华侨被日军疯狂屠杀。仅在新加坡一地，日本占领军针对12—50岁华人男性的“肃清行动”（The Sook Ching）残杀人数就多达数万，战后审判证据显示遇难者约2.5万—5万，新加坡华社估算达10万。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侨汇仍然长期是我国重要外汇来源。建国初期一年侨汇收入约3亿至5亿美元，[2]与此相对应的是，从1950年至“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合计净贸易逆差13.7亿美元，平均每年净贸易逆差1.7亿美元，[3]一年3亿至5亿美元侨汇可以抵销贸易收支逆差而有余。这一时期我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启动堪称凯歌行进，侨汇对宏观经济平衡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海外华侨华人还通过带动中国出口等渠道对中国国际收支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典型如晚清土布出口一度重振。
布匹等纺织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出口大项，直到1800年代，土布仍然是仅次于丝茶的第三大出口商品。1800—1804年间，中国土布每年对英美出口量将近140万匹。随着西方及其殖民地印度等地棉纺织工业机械化发展，中国土布出口持续下降，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0—1833年间，每年对英美出口量已经减少到了40多万匹，其后出口量更少。但1870年代之后，中国土布出口颓势逆转，转而逐年增长，从1870年代前期的将近4000担、20多万海关两，一路上升至1890年代前期的88528担、320多万海关两，20年内出口量值分别增长20多倍和10多倍，此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相当长时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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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就是“栽”在这个阶段，因贸易逆差持续高涨引爆金融危机，整个工业化进程夭折，拉美国家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在经济学界诞生了“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术语。
从1950年之后的40年间，中国贸易顺差21年，逆差19年，但其中的贸易顺差年份绝大多数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出口创汇竭尽全力，进口用汇按计划执行，并不能充分反映那时的潜在进口需求。从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1989年12年间，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导向使得工业化前期贸易逆差上升的效应充分显现出来，贸易逆差年份逆差累计513.2亿美元，贸易顺差年份顺差累计38.7亿美元，两相抵销，累计贸易逆差474.5亿美元。
直到1990年，中国方才走出工业化前期贸易逆差上升阶段，彻底扭转长达170年的贸易逆差格局，进入持续贸易收支、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时代。1990年至今，除1993一年之外，我国所有年份贸易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储备规模由此持续高速增长。1990年当年，我国外汇储备就从上年的55.50亿美元翻番至110.93亿美元，到2025年末已达33579亿美元。
1990年代至今，国际金融货币危机频发，正是这一国际收支格局和巨额国际储备赋予了中国远超其它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2009年次贷危机，到头来都成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跃升的契机。在世界正在进入的这个“大争之世”，持续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雄厚的外汇储备，还会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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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系统估算华侨汇款总量者当属雷麦，他估算1902—1930年29年间华侨汇款总计约34亿6600万海关两，再加上他此前对1902年之前7年的汇款估算，1895—1930年36年间华侨汇款总数应在38亿海关两以上，这个数额相当于上文计算的1865—1912年中国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的1.8倍。
陈争平认为雷麦的估算方法偏高，采用郑林宽、侨委会数据推算，估算这36年间华侨汇款总数约在30亿—32亿海关两之间，即使是这个较低的估算数额，也相当于上文计算的1865—1912年中国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的1.4—1.5倍。
贡献如此巨大，无怪乎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价：“弥补巨额逆差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华侨汇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沿海重要口岸相继陷落，华侨汇款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且这一阶段的华侨汇款大量地从赡养家人转为捐赠抗战。
因为这一贡献，以及华人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顽强抗击，在东南亚沦陷之后，当地华侨被日军疯狂屠杀。仅在新加坡一地，日本占领军针对12—50岁华人男性的“肃清行动”（The Sook Ching）残杀人数就多达数万，战后审判证据显示遇难者约2.5万—5万，新加坡华社估算达10万。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侨汇仍然长期是我国重要外汇来源。建国初期一年侨汇收入约3亿至5亿美元，[2]与此相对应的是，从1950年至“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合计净贸易逆差13.7亿美元，平均每年净贸易逆差1.7亿美元，[3]一年3亿至5亿美元侨汇可以抵销贸易收支逆差而有余。这一时期我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启动堪称凯歌行进，侨汇对宏观经济平衡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海外华侨华人还通过带动中国出口等渠道对中国国际收支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典型如晚清土布出口一度重振。
布匹等纺织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出口大项，直到1800年代，土布仍然是仅次于丝茶的第三大出口商品。1800—1804年间，中国土布每年对英美出口量将近140万匹。随着西方及其殖民地印度等地棉纺织工业机械化发展，中国土布出口持续下降，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0—1833年间，每年对英美出口量已经减少到了40多万匹，其后出口量更少。但1870年代之后，中国土布出口颓势逆转，转而逐年增长，从1870年代前期的将近4000担、20多万海关两，一路上升至1890年代前期的88528担、320多万海关两，20年内出口量值分别增长20多倍和10多倍，此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相当长时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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