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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后:一个被淘汰者的教育反思
高考之后:一个被淘汰者的教育反思高考之后:一个被淘汰者的教育反思
有一年的五四晚会，大家在操场上观赏月亮
但这套叙事有一个它从不主动提及的前提：它默认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它告诉我，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成为优秀的人。
但这套叙事不会告诉我，同样的努力，作用在一个需要独自应对所有学业、生活压力的学生身上，和作用在一个父母能提供资本、信息差甚至“打个招呼”的学生身上，回报是完全不同的。再者，我身边许多同学的家庭都为他们准备了高考之外的升学出路。这需要的不仅是学业能力，更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及将教育投入视为必需品消费的阶层底气。
它还告诉我，要成为优秀的人，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成为“杰出的中国人”。
这套叙事避开了对“精英”的直接定义，也避开了阶层、权力、资源分配等结构性问题，将其替换为一套关于道德修养、精神品质、努力坚持的个人叙事：就好像在说，一个人只要足够优秀、足够努力、足够高尚，就能够成为精英；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成为精英，那只能说明他不够优秀、不够努力、不够高尚。
学校的老校门
我是在高二下学期才慢慢想明白这些的。但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清醒或超脱。相反，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相信这套规则。初中的我靠服从、用功、反复练习考上了北京四中。中考的特别重大成功经历没有让我看穿虚幻的叙事体系，反而加深了对它的信任：既然上一次我赌赢了，那就再来一次。
但这一次万一赌输了呢？
这种“成功经验”在支撑着仅存的信心的同时，也让自己更加畏惧高考的失败。我想证明自己考上北京四中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被命运暂时赐予的礼物。但想要证明自己的成功，我就必须再一次坐在命运的审判桌前，把自己所有的价值押注在一个无法完全掌控的结果上，最后一次信任命运审判的公正性。这大概就是意识形态最难挣脱的地方——它不是欺骗了你，而是让你在明知它是虚假的情况下，依然找不到第二条路。
于是，6月7日上午9点，我坐在了这张名为高考的赌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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