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在中国是个禁忌,但总有人会记得
#六四37周年 “六四”在中国是个禁忌，但总有人会记得
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出现，不会在任何电视频道播放，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但30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意识里依然栩栩如生。https://t.co/FPAgZufB0v—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June 4, 2026
2019年3月，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亲属聚集在一起。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出现，不会在任何电视频道播放，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但30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意识里依然栩栩如生。这是为什么呢？
1994年该事件的五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不久，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这里，人们用两个简单的数字指代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镇压发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当天凌晨，政府的士兵开着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荷枪实弹地进入了北京市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和平的抗议者已占据广场近两个月了，表达出许多人对更加开放社会的希望。
从那以后，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让“六四”这个日子不复存在。每年，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一两个月里，政府会围捕异见人士，骚扰遇难者家属，让记者保持沉默，并派兵镇守街头。如果不得不解释其1989年立场的话，政府会争辩说，那些学生是激进分子，必须清除出场，所有暴力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保护者挑起的，他们袭击了士兵，烧毁了坦克，制造了混乱。
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指责受害者的论点——几乎不可信，而且有点令人厌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固定的说法。正如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2014年发表的《失忆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场大屠杀，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认为那是令人遗憾、令人尴尬的异常情况——或许与一些美国人对1968年发生在南越美莱村的屠杀(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类似。
然而，人们对30年前北京那个晚上的记忆并没有消失。许多人感到愤慨：使用武装士兵是没有道理的，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会洗去那个鲁莽决定留下的污点，除非有某种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或外国学者，想让中国难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那些认为靠武力来维持政权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国民众，也在保持着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许多人在通过一种新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非官方的历史。并非专业历史学家的人已经承担起责任，来保存这个国家的许多杀戮、饥荒、反抗和政府镇压的记忆——“六四”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中有作家、电影制作人、诗人、艺术家、歌词作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会的边缘创作，他们的作品出来后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国外展出或出版。还有些人没有完全离开主流，仍试图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想法，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
近年来，我写过一些这样的人，比如艺术家胡杰或学者艾晓明，他们制作了关于中国政治迫害的开拓性纪录片。其他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写关于政府征用农民土地，或中国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困难处境的文章，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和调查记者江雪。他们经常被删帖，被销号，但他们往往能设法建立新账号，继续传播他们的想法。
法国历史学家魏简(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书《民间：中国草根知识分子的兴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这些21世纪的非专业活动人士。魏简展示了天安门事件如何导致了一个历史性的裂痕。在中国的各朝各代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头40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义总是相对于国家的，虽然他们有时勇敢地反对国家，但总是以某种方式依存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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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出现，不会在任何电视频道播放，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但30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意识里依然栩栩如生。https://t.co/FPAgZufB0v—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June 4, 2026
2019年3月，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亲属聚集在一起。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出现，不会在任何电视频道播放，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但30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意识里依然栩栩如生。这是为什么呢？
1994年该事件的五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不久，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这里，人们用两个简单的数字指代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镇压发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当天凌晨，政府的士兵开着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荷枪实弹地进入了北京市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和平的抗议者已占据广场近两个月了，表达出许多人对更加开放社会的希望。
从那以后，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让“六四”这个日子不复存在。每年，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一两个月里，政府会围捕异见人士，骚扰遇难者家属，让记者保持沉默，并派兵镇守街头。如果不得不解释其1989年立场的话，政府会争辩说，那些学生是激进分子，必须清除出场，所有暴力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保护者挑起的，他们袭击了士兵，烧毁了坦克，制造了混乱。
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指责受害者的论点——几乎不可信，而且有点令人厌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固定的说法。正如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2014年发表的《失忆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场大屠杀，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认为那是令人遗憾、令人尴尬的异常情况——或许与一些美国人对1968年发生在南越美莱村的屠杀(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类似。
然而，人们对30年前北京那个晚上的记忆并没有消失。许多人感到愤慨：使用武装士兵是没有道理的，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会洗去那个鲁莽决定留下的污点，除非有某种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或外国学者，想让中国难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那些认为靠武力来维持政权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国民众，也在保持着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许多人在通过一种新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非官方的历史。并非专业历史学家的人已经承担起责任，来保存这个国家的许多杀戮、饥荒、反抗和政府镇压的记忆——“六四”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中有作家、电影制作人、诗人、艺术家、歌词作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会的边缘创作，他们的作品出来后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国外展出或出版。还有些人没有完全离开主流，仍试图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想法，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
近年来，我写过一些这样的人，比如艺术家胡杰或学者艾晓明，他们制作了关于中国政治迫害的开拓性纪录片。其他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写关于政府征用农民土地，或中国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困难处境的文章，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和调查记者江雪。他们经常被删帖，被销号，但他们往往能设法建立新账号，继续传播他们的想法。
法国历史学家魏简(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书《民间：中国草根知识分子的兴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这些21世纪的非专业活动人士。魏简展示了天安门事件如何导致了一个历史性的裂痕。在中国的各朝各代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头40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义总是相对于国家的，虽然他们有时勇敢地反对国家，但总是以某种方式依存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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