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在哈佛大学上学,是一种什么体验?
但没有人在乎输赢的"级别"。在乎的是：我们赢了耶鲁，还是耶鲁赢了我们。
1968年的The Game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哈佛在最后42秒内连追16分，将比分扳成29-29平局。第二天，The Harvard Crimson的头版标题是：
"HARVARD BEATS YALE, 29-29"
（哈佛击败耶鲁，29比29。）
平局被写成了胜利。这大概是最哈佛的一件事。
11 关于那些不被提起的名字：赵元任、陈寅恪、竺可桢、林语堂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学生，走进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你会走进一个时间的褶皱。
这座图书馆收藏着全西方世界最丰富的东亚研究文献——超过一百五十万册中文、日文、韩文和越南文书籍。它的前身是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北京的燕京大学在1928年共同创办，致力于促进东亚研究和中美学术交流。
在这座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你如果翻开一本1920年代的学生登记册，你会看到一些名字——
赵元任，1918年哈佛哲学博士。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在哈佛读书期间，同时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多种中国方言。据说他到任何一个中国省份，都能在两周内学会当地方言——不是"听得懂"的程度，而是"让当地人以为他就是本地人"的程度。
陈寅恪，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他没有拿学位——不是因为他不够好，而是因为他觉得学位不重要，学问才重要。他后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吴宓说他"教授之教授也"。
竺可桢，1918年哈佛地学系博士。他回国后成为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战中带领浙大西迁，被称为"中国的高校长征"。他一生坚持记气象日记，从未间断——直到去世前一天。
林语堂，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比较文学系学习。他没有完成哈佛的学位（他后来去了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但哈佛的日子深刻影响了他的中英双语写作风格。他后来用英文写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让整个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不是通过政治或战争，而是通过幽默、茶、以及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爱。
还有梁思成——在去宾大之前，他最初的计划其实是来哈佛。命运的路线稍作调整，他和林徽因去了费城，写下了另一段故事。
这些人来到哈佛的年代，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至暗时刻。他们漂洋过海，坐几个月的轮船，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国度，走进这座被红砖和常春藤包裹的校园。他们不是来"镀金"的——那个年代没有"海归红利"这种东西。他们是来取火的。
赵元任取回了现代语言学的火种。陈寅恪取回了比较史学的火种。竺可桢取回了现代气象学的火种。林语堂取回了中西文化对话的火种。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哈佛的Yard里站过，在Widener的书架间穿行过，在查尔斯河边走过——然后带着他们学到的东西回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点燃了各自领域的第一盏灯。
今天，如果你在Harvard-Yenching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坐下来，翻开一本陈寅恪当年读过的梵文文献——纸页已经发黄，边角有轻微的破损——你偶尔会在书页的空白处看到一些铅笔写的批注。字迹工整，用的是繁体中文。
那是一百年前，一个中国年轻人在异国的灯下留下的思维的痕迹。
他没有拿走那本书。但他的手指翻过的每一页，都在改变一个国家的精神地图。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1968年的The Game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哈佛在最后42秒内连追16分，将比分扳成29-29平局。第二天，The Harvard Crimson的头版标题是：
"HARVARD BEATS YALE, 29-29"
（哈佛击败耶鲁，29比29。）
平局被写成了胜利。这大概是最哈佛的一件事。
11 关于那些不被提起的名字：赵元任、陈寅恪、竺可桢、林语堂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学生，走进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你会走进一个时间的褶皱。
这座图书馆收藏着全西方世界最丰富的东亚研究文献——超过一百五十万册中文、日文、韩文和越南文书籍。它的前身是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北京的燕京大学在1928年共同创办，致力于促进东亚研究和中美学术交流。
在这座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你如果翻开一本1920年代的学生登记册，你会看到一些名字——
赵元任，1918年哈佛哲学博士。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在哈佛读书期间，同时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多种中国方言。据说他到任何一个中国省份，都能在两周内学会当地方言——不是"听得懂"的程度，而是"让当地人以为他就是本地人"的程度。
陈寅恪，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他没有拿学位——不是因为他不够好，而是因为他觉得学位不重要，学问才重要。他后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吴宓说他"教授之教授也"。
竺可桢，1918年哈佛地学系博士。他回国后成为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战中带领浙大西迁，被称为"中国的高校长征"。他一生坚持记气象日记，从未间断——直到去世前一天。
林语堂，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比较文学系学习。他没有完成哈佛的学位（他后来去了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但哈佛的日子深刻影响了他的中英双语写作风格。他后来用英文写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让整个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不是通过政治或战争，而是通过幽默、茶、以及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爱。
还有梁思成——在去宾大之前，他最初的计划其实是来哈佛。命运的路线稍作调整，他和林徽因去了费城，写下了另一段故事。
这些人来到哈佛的年代，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至暗时刻。他们漂洋过海，坐几个月的轮船，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国度，走进这座被红砖和常春藤包裹的校园。他们不是来"镀金"的——那个年代没有"海归红利"这种东西。他们是来取火的。
赵元任取回了现代语言学的火种。陈寅恪取回了比较史学的火种。竺可桢取回了现代气象学的火种。林语堂取回了中西文化对话的火种。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哈佛的Yard里站过，在Widener的书架间穿行过，在查尔斯河边走过——然后带着他们学到的东西回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点燃了各自领域的第一盏灯。
今天，如果你在Harvard-Yenching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坐下来，翻开一本陈寅恪当年读过的梵文文献——纸页已经发黄，边角有轻微的破损——你偶尔会在书页的空白处看到一些铅笔写的批注。字迹工整，用的是繁体中文。
那是一百年前，一个中国年轻人在异国的灯下留下的思维的痕迹。
他没有拿走那本书。但他的手指翻过的每一页，都在改变一个国家的精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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