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连环迷奸案,"体面人"的恶劣性暴力
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同年11月14日，张大鹏像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时被警方抓获。警方随后在他家中查获5个外接硬盘和2个内置硬盘，从中发现17.6万份尚未删除的色情图片与影像文件。
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张大鹏被捕的消息时，晓雯回忆说，她整个人都蒙了。“你很难把新闻里的那些罪名，和你曾经认识的那个真实的人联系在一起。”她开始变得很难再去信任别人，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有罪，当初不应该替他担保，帮助他留在德国。
晓雯坦言，这些案件彻底改变了她：“我开始怀疑人性本身，会开始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她还曾去旁听张大鹏的庭审，“他全程黑着脸，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判决书认为，张大鹏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称其在犯案期间，从未真正持续地担心过自己可能会被警方发现，“他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尤其是比警察更高明”。
“致命药物”
在这些群组中，张大鹏自诩为“用药专家”。他会精确地给出剂量建议，比如“体重约105磅的女性，到底需要几片‘三’”。
这又是一套关于药物的暗语。“三”指三唑仑，一种药效强劲的苯二氮?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短期严重失眠。他常用的药物还包括：“力水”指咪达唑仑，在医疗上是麻醉、镇静和急救的重要药物；“七”指七氟烷，一种吸入性全身麻醉药，通常用于手术室，可使患者完全失去意识和痛觉。尽管在中国和德国，这三类药物均被列为处方药，但在网络黑市中仍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
2021年初，张大鹏将两至三片碾碎的三唑仑放入一位朋友的酒杯中，开始作案。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药物组合不断升级：从单一的三唑仑，到三唑仑与咪达唑仑组合，再到用浸了七氟烷的湿布捂住受害人口鼻。到2024年初，他已完整使用“三件套”，即这三种药物的组合。
一位三甲医院麻醉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七氟烷、咪达唑仑和三唑仑这三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叠加使用时，会产生“1+1>2”的效果，显着增强对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抑制，增加呼吸暂停甚至死亡的风险，并可能导致顺行性遗忘，即服药后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
柏林性暴力受害者保护机构LARA的心理学家夏洛特·赫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记忆缺失”会让受害者感到“没有机会反抗”，她们可能会进入“冻结模式”，变得麻木并放弃抵抗。
在张大鹏案中，判决书记录了一名受害者的遭遇：她的女儿仅11个月大时，她就在女儿身边被张大鹏迷奸。直到张大鹏被捕、警方从他的硬盘中提取出相关影像，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曾经历过什么。此后，她陷入极度羞耻与自责，不敢拆开任何信件，长期受严重失眠所困。她在法庭上陈述：“我确信，我的生活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在司法实践中，“不记得”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贺颖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常因无法提供“符合司法标准”的完整陈述而面临维权困境。
劳拉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2024年秋天，她与一位留学归来的中国男生确立恋爱关系。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几乎丧失了意识，事后对方辩称，可能是“店家在酒里下药”。
2025年5月，她在对方手机里发现大量自己熟睡时的裸照和私密视频，当即报警。警察面前，对方亲口承认偷拍和传播，但随即抢走手机删除了所有影像证据，之后改口称照片是“网上随便保存的”。巨大的刺激让她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觉和自杀倾向。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在量刑时，也对谋杀未遂的指控作出了专门评价。判决书显示，对于2022年7月18日、2024年1月9日、2024年8月23日和2024年9月1日的犯罪，因被告人张大鹏在被害人深度无意识且无自救可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对被害人的死活漠不关心，法院认定谋杀未遂成立。
同样的谋杀未遂指控，也出现在蒋中懿案的判决中。根据慕尼黑地方法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判决书，蒋中懿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研究生，于2023年赴德留学。2024年2月，他与同住一栋公寓楼的中国籍女性受害者建立恋爱关系。在2024年2月至12月间，他对受害人实施了至少七起犯罪行为，每次作案均以“药物麻醉+性侵+拍摄”的固定流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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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张大鹏被捕的消息时，晓雯回忆说，她整个人都蒙了。“你很难把新闻里的那些罪名，和你曾经认识的那个真实的人联系在一起。”她开始变得很难再去信任别人，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有罪，当初不应该替他担保，帮助他留在德国。
晓雯坦言，这些案件彻底改变了她：“我开始怀疑人性本身，会开始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她还曾去旁听张大鹏的庭审，“他全程黑着脸，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判决书认为，张大鹏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称其在犯案期间，从未真正持续地担心过自己可能会被警方发现，“他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尤其是比警察更高明”。
“致命药物”
在这些群组中，张大鹏自诩为“用药专家”。他会精确地给出剂量建议，比如“体重约105磅的女性，到底需要几片‘三’”。
这又是一套关于药物的暗语。“三”指三唑仑，一种药效强劲的苯二氮?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短期严重失眠。他常用的药物还包括：“力水”指咪达唑仑，在医疗上是麻醉、镇静和急救的重要药物；“七”指七氟烷，一种吸入性全身麻醉药，通常用于手术室，可使患者完全失去意识和痛觉。尽管在中国和德国，这三类药物均被列为处方药，但在网络黑市中仍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
2021年初，张大鹏将两至三片碾碎的三唑仑放入一位朋友的酒杯中，开始作案。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药物组合不断升级：从单一的三唑仑，到三唑仑与咪达唑仑组合，再到用浸了七氟烷的湿布捂住受害人口鼻。到2024年初，他已完整使用“三件套”，即这三种药物的组合。
一位三甲医院麻醉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七氟烷、咪达唑仑和三唑仑这三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叠加使用时，会产生“1+1>2”的效果，显着增强对呼吸和循环系统的抑制，增加呼吸暂停甚至死亡的风险，并可能导致顺行性遗忘，即服药后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
柏林性暴力受害者保护机构LARA的心理学家夏洛特·赫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种“记忆缺失”会让受害者感到“没有机会反抗”，她们可能会进入“冻结模式”，变得麻木并放弃抵抗。
在张大鹏案中，判决书记录了一名受害者的遭遇：她的女儿仅11个月大时，她就在女儿身边被张大鹏迷奸。直到张大鹏被捕、警方从他的硬盘中提取出相关影像，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曾经历过什么。此后，她陷入极度羞耻与自责，不敢拆开任何信件，长期受严重失眠所困。她在法庭上陈述：“我确信，我的生活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在司法实践中，“不记得”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贺颖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常因无法提供“符合司法标准”的完整陈述而面临维权困境。
劳拉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2024年秋天，她与一位留学归来的中国男生确立恋爱关系。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几乎丧失了意识，事后对方辩称，可能是“店家在酒里下药”。
2025年5月，她在对方手机里发现大量自己熟睡时的裸照和私密视频，当即报警。警察面前，对方亲口承认偷拍和传播，但随即抢走手机删除了所有影像证据，之后改口称照片是“网上随便保存的”。巨大的刺激让她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觉和自杀倾向。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在量刑时，也对谋杀未遂的指控作出了专门评价。判决书显示，对于2022年7月18日、2024年1月9日、2024年8月23日和2024年9月1日的犯罪，因被告人张大鹏在被害人深度无意识且无自救可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对被害人的死活漠不关心，法院认定谋杀未遂成立。
同样的谋杀未遂指控，也出现在蒋中懿案的判决中。根据慕尼黑地方法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判决书，蒋中懿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研究生，于2023年赴德留学。2024年2月，他与同住一栋公寓楼的中国籍女性受害者建立恋爱关系。在2024年2月至12月间，他对受害人实施了至少七起犯罪行为，每次作案均以“药物麻醉+性侵+拍摄”的固定流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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