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聞] 紐約時報:美國的制憲者們是不是過於樂觀了?
美國開國元勳們想要壹位擁有強大權力的行政首腦，但在行使這種權力時卻受到制約。
簽署憲法的人很清楚，當他們創造壹個嶄新且強大的新職位——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時，他們是在玩火。
1787年6月的制憲會議上，本傑明·富蘭克林在談到喬治·華盛頓時說：“第壹個掌舵的人會是個君子。但沒人知道後面會迎來什麼樣的人。這裡的行政首長會像其他地方壹樣不斷膨脹，直到以君主制告終。”
制憲者們並非沒有意識到存在這種創造壹個新國王的危險，幾個月後他們通過的憲法試圖在發明這個當時完全嶄新的職位時取得平衡。他們希望總統既有決斷力、能順應民意，又能承擔責任。但他們也試圖建立壹個憲法結構，以此來約束有稱王野心的總統。
他們在如何實現這種平衡上存在分歧。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會議上主張賦予總統極其強大的權力——例如，他曾提議總統應當終身任職——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與那些致力於建立堅定且高效政府的人相比，民粹主義者更令人恐懼。
他寫道：“在那些推翻共和國自由的人當中，大多數人開始其政治生涯時都是對民眾極盡諂媚之能事；他們以煽動家開始，以暴君告終。”
憲法的制憲者們毫無疑問是卓越的，他們起草的文件也歷經了考驗。它是世界上所有目前仍在生效的國家憲法中最古老的壹部。但是，就在國家隆重紀念建國250周年之際，壹些憲法學者表示，特朗普的第贰任總統任期正在引發質疑：國家的建國憲章和神聖文本是否真正提供了先賢們所期望的平衡。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恐嚇大學、律師事務所和新聞機構；他通過指示司法部起訴其政治敵人來破壞該部門的獨立性；他通過扣留國會指示他支出的資金來對抗國會；他蔑視了無數的法院命令；並切斷了對民主黨執政各州的資金支持。
這份清單絕非詳盡無遺，而且對具體細節清單中的特定項目當然也存在爭議。況且，其他總統也並非總是小心翼翼地遵循憲法的指令。
但法律學者表示，即便如此，特朗普的第贰任期在本質上也是不同的，它正在逼近富蘭克林和其他創始人所擔心的總統權力極大化觀點。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教授、《活的總統制：對不斷膨脹權力的原意主義抗辯》(The Living Presidency: An Originalist Argument Against Its Ever-Expanding Powers)壹書的作者賽克裡希納·普拉卡什表示，現代總統制對制憲者來說已經面目全非。
他說：“我認為他們會感到震驚，不僅是對特朗普，還有現代行政權力的廣度。”
權力弱於國王
國會內的壹幅呈現憲法簽署場景的畫作。
制憲者創造的這壹職位——美國總統——在當時與其他任何國家的任何行政首長都不同。雖然憲法的其他方面極具影響力，但很少有現代民主國家遵循了其對行政權力的構想。
例外情況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那裡在19世紀建立的強勢總統制往往會蛻變成獨裁統治。議會制模型更為普遍，在這壹模型中，行政首長——即總理（或首相）——產生於立法機構並對其負責。
在議會制體系中，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處於對話狀態，而不是結構性的對立。總理（或首相）通常沒有固定任期，並可能因不信任投票而被罷免。
制憲者拒絕了那種模型，轉而尋求某種全新的東西。他們當時在尋找壹個黃金平衡點。他們希望總統的權力弱於他們曾反抗的國王，但要比當時幾乎毫無權力的各州州長、或是身為立法機構附庸的總理（或首相）更有效率。
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邁克爾·W·麥康奈爾在《不會成為國王的總統：憲法下的行政權》(The President Who Would Not Be King: Executive Power Under the Constitution)中寫道，制憲者們當時試圖解開壹個謎題。他問道：“代表們如何在不使行政首長成為民選君主的情況下，實現壹個高效行政首長所必需的獨立性、活力、保密性和高效執行力？”
對煽動家的約束寥寥無幾
制憲者相信，彈劾和罷免的威脅將是對總統的決定性約束。他們設想的國會應當對這壹職位的制度權力心懷嫉妒，並在適當的時候，不僅能組織起眾議院的簡單多數票來指控總統的失職行為，還能組織參議院叁分之贰的選票來定罪並罷免他們。
普拉卡什說：“就算真的擔心出現煽動家，他們也認為彈劾的機制足夠了。他們指望彈劾能解決無賴之徒。”
但他們未能預見到壹種會讓彈劾變得難以企及的發展：政黨的興起。
針對這壹憲法盲點的經典解釋，是達裡爾·J·萊文森和理查德·H·皮爾德斯於2006年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的壹篇名為《政黨分立，而非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arties, Not Powers)的文章。
他們寫道：“時至今日，內置於政府結構中的自我維持的政治競爭觀念仍經常被描繪為美國憲法獨特的卓越之處，是美國民主成功的基石。然而，事實卻更接近於相反的情況。”
“隨著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之間的競爭被兩大主要政黨之間的競爭所取代，”他們接著說。“原本應該自行運轉的機器停止了運行。”
許多總統都曾試探過憲法的極限。托馬斯·傑斐遜促成了路易斯安那購地案，盡管他認為這是違憲的。亞伯拉罕·林肯暫停了人身保護令。理查德·尼克松營造了壹種行政違法的文化，這種文化最終導致了水門事件和他的辭職。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卡西迪2021年接受電視采訪時談及自己為何在彈劾唐納德·J·特朗普的合憲性問題上改變了投票立場。本月早些時候，卡西迪在壹次黨內初選中輸給了壹位由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這表明，建國壹代對規范和合理期待的力量可能過於樂觀了，而這種樂觀部分建立在華盛頓高尚的人格之上。麥康奈爾說：“我確實認為，他們曾指望總統會受到對法律和憲法責任感的約束。”
政黨的興起，更不用說目前兩黨之間極端的兩極分化，使得國會對總統的其他形式監督變得極其罕見。在美國歷史上曾發生過肆次總統彈劾案，分別是對安德魯·約翰遜、比爾·克林頓以及兩次對特朗普。參議院對這肆案均未能組織起定罪所需的叁分之贰選票。
普拉卡什說，在今天，國會有權告訴行政機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特工必須佩戴徽章且不得戴面具。他還說，立法者可以禁止總統動用國民警衛隊來執法。
“他們擁有很大的權力，”他說。“只是在現代，他們很難去動用它，因為國會的壹半人都站在總統那壹邊，而且總統還擁有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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