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中美共同的人工智能焦虑:被未来收割
再往南，在中国硬件之都深圳，创业公司自豪地宣称自己以“深圳速度”运转，竞相将人工智能植入从咖啡机到工程吊车的一切设备之中。在这座城市举办的一个高科技博览会上（展厅多达20个，每个都像飞机库那么大），我走过一个个展位，看到了AI钢琴、AI牛肉面机、AI全息导游和AI英语家教。我在一台AI中医前坐下，它扫描了我的舌头，然后给出了诊断。一群人围着一个拳击台，为宇树科技制造的一对正在对擂的人形机器人欢呼喝彩。
“现在的环境竞争非常激烈，”一位深圳的软件工程师告诉我。“我觉得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抛在后面。”他的焦虑并不新鲜。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早在当前的人工智能热潮之前就已存在。但人工智能加剧了这些焦虑，也使得人们更难与之抗衡。
一系列平行的网络迷因应运而生，捕捉到这种无力感。在美国，硅谷科技精英自诩拥有“高自主性”，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是注定沦为“永久底层”的“机器人”。在中国，普通打工人将自己描绘成“社畜”和“加班狗”。同样是这些工人，长期以来一直用“内卷”这个爆红词汇来表达那种被困在无意义竞争循环中的感觉。在这两个国家，对人工智能感到不满的人都把自己比作游戏中的“NPC”（也就是“非玩家角色”）。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别人电子游戏里的背景角色，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填充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塑造它。
2025年，一群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创造了“渐进式失权”一词，用来描述未来能力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将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人类的能动性。这项技术将主导我们的核心机构，却几乎不顾及人类的价值观。尽管这被描绘成一种未来的风险，但对于一直密切观察中美两国的人来说，这感觉已经像是对当下的诊断。
两国的知识工作者都感受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监控压力。如今，人工智能被用于员工雇佣和解雇的决策。它追踪工作出勤率，预测员工的成长潜力，标记“闲散时间”，并执行纪律管理。
在办公室之外，中美两国民众都开始迷恋人工智能，将其视为提供无摩擦陪伴和情感认同的源泉，而企业现在正大规模地将情感亲密关系变现。超过70%的美国青少年报告说他们使用聊天机器人作为陪伴者，近八分之一的人将其作为心理健康支持。
同样，在中国，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中国年轻人曾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一个独居正迅速成为常态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单身家庭数量可能达到2亿——面对日益严重的孤独流行病，人工智能伴侣已成为一种速效解药。
今年，一款名为“死了么”的应用程序非常受欢迎——如果用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打卡，它就会向联系人发出警报——这个中文名字是对流行外卖应用“饿了么”的一种略带病态的戏仿。但是，“死了么”解决了一个严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远离家人，缺乏社会支持，他们害怕自己悄然离世却无人察觉。
在一个正在加速失控的世界里，两国民众都在转向精神层面寻求慰藉和掌控感。20多岁的美国人热衷查看Co-Star这样的占星应用，这已成为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产业。一些Z世代正在重新发现基督教，宗教保守主义重新进入了公共生活。在中国，占卜酒吧在各大城市涌现，像“测测”这样的占星应用正在走红，年轻人们甚至向DeepSeek请教，预测自己的未来。
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参加了一场晚宴，同席的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女性，她们的谈话围绕着熟悉的焦虑：日益萎缩的就业前景（以及招聘中的恐怖故事），对约会的幻想破灭（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想结婚生子），以及对八字、塔罗牌和玄学日益增长的痴迷。我问一位客人，为什么塔罗牌越来越受欢迎，她简单地回答说：“时运好的时候，没人会去算塔罗牌。”
当未来失去承诺时，过去就成了避难所。两个社会都出现了怀旧热潮，人们渴望回到记忆中那个更简单、更稳定的时代。许多中国人崇拜乡村视频博主，比如着名YouTuber李子柒，她在疫情期间因为分享自己在四川乡下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视频而爆红。在Instagram上以Ballerina Farm为名大受欢迎的一位传统主妇博主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她记录了自己在犹他州的农场生活，挤牛奶，亲手为她的八个孩子制作甜甜圈。这两位女性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体现了一种想象中的田园诗篇——在那里，聊天机器人和企业都不复存在。
怀旧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它助长了曾经处于边缘的非自由主义思想步入主流。这在中国已经发生多年，网红和理论家们拒绝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走向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美国，我们看到像柯蒂斯·雅文这样的评论人士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主张应该废除自由民主制，代之以由首席执行官领导的君主制，而他的思想在美国的科技和政治精英中都找到了受众，从彼得·蒂尔到 JD·万斯。
面对这样一个系统，最简单的反应就是投降：接受命运，陷入对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带来的麻木之感，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说，就是“摆烂”。人们很容易逃避现实世界的摩擦，躲进信息流的舒适区，向聊天机器人而不是朋友倾诉。这样一来，我们就助长了领导者利用我们的恐惧，将我们的焦虑转移到一个被网络迷因塑造的外国形象上。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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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平行的网络迷因应运而生，捕捉到这种无力感。在美国，硅谷科技精英自诩拥有“高自主性”，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是注定沦为“永久底层”的“机器人”。在中国，普通打工人将自己描绘成“社畜”和“加班狗”。同样是这些工人，长期以来一直用“内卷”这个爆红词汇来表达那种被困在无意义竞争循环中的感觉。在这两个国家，对人工智能感到不满的人都把自己比作游戏中的“NPC”（也就是“非玩家角色”）。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别人电子游戏里的背景角色，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填充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塑造它。
2025年，一群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创造了“渐进式失权”一词，用来描述未来能力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将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人类的能动性。这项技术将主导我们的核心机构，却几乎不顾及人类的价值观。尽管这被描绘成一种未来的风险，但对于一直密切观察中美两国的人来说，这感觉已经像是对当下的诊断。
两国的知识工作者都感受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监控压力。如今，人工智能被用于员工雇佣和解雇的决策。它追踪工作出勤率，预测员工的成长潜力，标记“闲散时间”，并执行纪律管理。
在办公室之外，中美两国民众都开始迷恋人工智能，将其视为提供无摩擦陪伴和情感认同的源泉，而企业现在正大规模地将情感亲密关系变现。超过70%的美国青少年报告说他们使用聊天机器人作为陪伴者，近八分之一的人将其作为心理健康支持。
同样，在中国，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中国年轻人曾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一个独居正迅速成为常态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单身家庭数量可能达到2亿——面对日益严重的孤独流行病，人工智能伴侣已成为一种速效解药。
今年，一款名为“死了么”的应用程序非常受欢迎——如果用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打卡，它就会向联系人发出警报——这个中文名字是对流行外卖应用“饿了么”的一种略带病态的戏仿。但是，“死了么”解决了一个严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远离家人，缺乏社会支持，他们害怕自己悄然离世却无人察觉。
在一个正在加速失控的世界里，两国民众都在转向精神层面寻求慰藉和掌控感。20多岁的美国人热衷查看Co-Star这样的占星应用，这已成为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产业。一些Z世代正在重新发现基督教，宗教保守主义重新进入了公共生活。在中国，占卜酒吧在各大城市涌现，像“测测”这样的占星应用正在走红，年轻人们甚至向DeepSeek请教，预测自己的未来。
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参加了一场晚宴，同席的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女性，她们的谈话围绕着熟悉的焦虑：日益萎缩的就业前景（以及招聘中的恐怖故事），对约会的幻想破灭（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想结婚生子），以及对八字、塔罗牌和玄学日益增长的痴迷。我问一位客人，为什么塔罗牌越来越受欢迎，她简单地回答说：“时运好的时候，没人会去算塔罗牌。”
当未来失去承诺时，过去就成了避难所。两个社会都出现了怀旧热潮，人们渴望回到记忆中那个更简单、更稳定的时代。许多中国人崇拜乡村视频博主，比如着名YouTuber李子柒，她在疫情期间因为分享自己在四川乡下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视频而爆红。在Instagram上以Ballerina Farm为名大受欢迎的一位传统主妇博主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她记录了自己在犹他州的农场生活，挤牛奶，亲手为她的八个孩子制作甜甜圈。这两位女性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体现了一种想象中的田园诗篇——在那里，聊天机器人和企业都不复存在。
怀旧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它助长了曾经处于边缘的非自由主义思想步入主流。这在中国已经发生多年，网红和理论家们拒绝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走向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美国，我们看到像柯蒂斯·雅文这样的评论人士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主张应该废除自由民主制，代之以由首席执行官领导的君主制，而他的思想在美国的科技和政治精英中都找到了受众，从彼得·蒂尔到 JD·万斯。
面对这样一个系统，最简单的反应就是投降：接受命运，陷入对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带来的麻木之感，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说，就是“摆烂”。人们很容易逃避现实世界的摩擦，躲进信息流的舒适区，向聊天机器人而不是朋友倾诉。这样一来，我们就助长了领导者利用我们的恐惧，将我们的焦虑转移到一个被网络迷因塑造的外国形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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