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中美共同的人工智能焦虑:被未来收割
#观点 在AI竞赛中，中国和美国除了彼此羡慕与猜忌外，还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不安全感：技术的未来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成形，而它所许诺的红利，并非人人有份。与其孤立地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为什么不将社会各界人士聚集起来，重新夺回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能动性呢？https://t.co/C2mz8xw4pG—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May 26, 2026
落地上海不到一小时，我坐在一辆滴滴的后排，司机正恳求我帮他钻公司算法的空子。滴滴是“中国版优步”，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每天要派出数千万单行程。他问我能不能取消订单，然后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给他。
他解释说，现在司机太多，而活儿太少。把我送到目的地之后，系统会立刻把他派回机场，而他又得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接到下一单。如果我取消订单，他就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希望你能理解，”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
这位司机的困境让我想起了美国的DoorDash送餐员——他们的收入受到优化调度系统的控制；还有亚马逊Flex的司机，他们争抢有限的配送时段，永远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何时到来。
多年来，我在美中两国生活、做报道，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互联网历史与演变的书。往返两国间，我惊讶地发现，它们竟已变得如此相似、如出一辙。在羡慕与猜忌之下，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不安全感：技术的未来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成形，而它所许诺的红利，并非人人有份。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被描绘成两种根本不同体制之间的较量。美国掌握着资本和芯片；而中国则调动工程人才和制造实力。美国在构建软件（企业工具和云平台）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国则在硬件领域领先（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美国在前沿模型上发力，其人工智能实验室豪赌超级智能的打造；中国则专注于规模和普及，其科技公司尽可能迅速地将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理论上讲，谁搞定了AGI，谁就能通过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双重飞跃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在播客和政治演讲中——由硅谷高管和华盛顿的政策专家塑造的叙事里——美中几乎总是在这场竞赛中“较量”、“竞争”或“胶着”。中国落后数年——不对，是落后数月；它正迎头赶上；它要赢了；它输了；它正朝着AGI全力冲刺——不对，它并没有冲向AGI；又或者，它其实是在另一条赛道上奔跑。
去年，DeepSeek R1横空出世后彻底引爆这场竞赛的叙事——据称，中国的这款开源模型以极低的成本达到了美国顶尖模型的水平。一股“羡慕中国”的情绪随即席卷美国科技界，他们惊叹于中国建造桥梁、高铁和先进原型机的速度。马克·安德森警告说，美国必须再工业化，否则就会在“中国机器人”主导的世界里落败。
左翼网红哈桑·派克在2025年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前往中国，想看看美国可以“借鉴与效仿”之处。知名YouTube博主IShowSpeed（本名达伦·沃特金斯）直播了他的深圳之行，他在那里与人形机器人共舞，还体验了无人机送来的肯德基。正如中国人曾经对美国消费主义的丰盛景象心驰神往——那些购物中心和庞大的郊区——如今，美国人却开始痴迷中国机器人与制造业实力。
但抛开头条新闻和精剪短视频，你会发现人工智能在两国都造成了深刻的分裂。那些创造并资助技术的人把未来视为一种可以获利的承诺、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在硅谷，辍学创业的年轻人大谈人工智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攻克疾病。研究人员像NBA球星一样，被九位数的酬劳争抢，路边的广告牌呼吁民众“为你的AI加足马力”和“停止雇用人类”。科技从业者甚至认真采纳了中国臭名昭着的“996”工作制：早九晚九，每周六天。他们拼命工作、“锁定状态”，只为确保自己能在这场人工智能淘金热中笑到最后，成为富贵赢家。
中国的科技中心同样被紧迫感驱动。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写字楼灯火通明直至深夜，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员工正在奋力击败马路对面的对手。企业互相挖角明星工程师，而自由职业的码农们消耗着数以万计的Claude代币来进行氛围编程，快速搞出产品。创业公司创始人寻找他们口中的“风口”——一个如果在正确的时机抓住，就能让企业家一夜致富的机会。他们研读彼得·蒂尔的《从0到1》(Zero to One)的中译本，并把埃隆·马斯克奉为偶像，正如一位科技工作者告诉我的，“他行动迅速，执行力疯狂，而且真的能把东西做出来。”
中国最近的一个风口是“养龙虾”——这是对训练免费开源人工智能代理OpenClaw的戏称。从业余程序员到家庭主妇，近千人在科技巨头腾讯总部外排队，给自己的设备安装该软件。用户声称，OpenClaw能帮忙搞副业、让股票回报翻倍；家长们甚至为自己上小学的孩子购买“龙虾安装服务”，生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科技公司竞相利用这种焦虑变现，向用户收取云服务器和软件使用费。“这不是‘拥抱未来’，”小红书上一个感到失望的用户这样形容OpenClaw，“这是‘被未来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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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落地上海不到一小时，我坐在一辆滴滴的后排，司机正恳求我帮他钻公司算法的空子。滴滴是“中国版优步”，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每天要派出数千万单行程。他问我能不能取消订单，然后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给他。
他解释说，现在司机太多，而活儿太少。把我送到目的地之后，系统会立刻把他派回机场，而他又得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接到下一单。如果我取消订单，他就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希望你能理解，”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
这位司机的困境让我想起了美国的DoorDash送餐员——他们的收入受到优化调度系统的控制；还有亚马逊Flex的司机，他们争抢有限的配送时段，永远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何时到来。
多年来，我在美中两国生活、做报道，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互联网历史与演变的书。往返两国间，我惊讶地发现，它们竟已变得如此相似、如出一辙。在羡慕与猜忌之下，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不安全感：技术的未来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成形，而它所许诺的红利，并非人人有份。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被描绘成两种根本不同体制之间的较量。美国掌握着资本和芯片；而中国则调动工程人才和制造实力。美国在构建软件（企业工具和云平台）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国则在硬件领域领先（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美国在前沿模型上发力，其人工智能实验室豪赌超级智能的打造；中国则专注于规模和普及，其科技公司尽可能迅速地将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理论上讲，谁搞定了AGI，谁就能通过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双重飞跃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在播客和政治演讲中——由硅谷高管和华盛顿的政策专家塑造的叙事里——美中几乎总是在这场竞赛中“较量”、“竞争”或“胶着”。中国落后数年——不对，是落后数月；它正迎头赶上；它要赢了；它输了；它正朝着AGI全力冲刺——不对，它并没有冲向AGI；又或者，它其实是在另一条赛道上奔跑。
去年，DeepSeek R1横空出世后彻底引爆这场竞赛的叙事——据称，中国的这款开源模型以极低的成本达到了美国顶尖模型的水平。一股“羡慕中国”的情绪随即席卷美国科技界，他们惊叹于中国建造桥梁、高铁和先进原型机的速度。马克·安德森警告说，美国必须再工业化，否则就会在“中国机器人”主导的世界里落败。
左翼网红哈桑·派克在2025年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前往中国，想看看美国可以“借鉴与效仿”之处。知名YouTube博主IShowSpeed（本名达伦·沃特金斯）直播了他的深圳之行，他在那里与人形机器人共舞，还体验了无人机送来的肯德基。正如中国人曾经对美国消费主义的丰盛景象心驰神往——那些购物中心和庞大的郊区——如今，美国人却开始痴迷中国机器人与制造业实力。
但抛开头条新闻和精剪短视频，你会发现人工智能在两国都造成了深刻的分裂。那些创造并资助技术的人把未来视为一种可以获利的承诺、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在硅谷，辍学创业的年轻人大谈人工智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攻克疾病。研究人员像NBA球星一样，被九位数的酬劳争抢，路边的广告牌呼吁民众“为你的AI加足马力”和“停止雇用人类”。科技从业者甚至认真采纳了中国臭名昭着的“996”工作制：早九晚九，每周六天。他们拼命工作、“锁定状态”，只为确保自己能在这场人工智能淘金热中笑到最后，成为富贵赢家。
中国的科技中心同样被紧迫感驱动。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写字楼灯火通明直至深夜，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员工正在奋力击败马路对面的对手。企业互相挖角明星工程师，而自由职业的码农们消耗着数以万计的Claude代币来进行氛围编程，快速搞出产品。创业公司创始人寻找他们口中的“风口”——一个如果在正确的时机抓住，就能让企业家一夜致富的机会。他们研读彼得·蒂尔的《从0到1》(Zero to One)的中译本，并把埃隆·马斯克奉为偶像，正如一位科技工作者告诉我的，“他行动迅速，执行力疯狂，而且真的能把东西做出来。”
中国最近的一个风口是“养龙虾”——这是对训练免费开源人工智能代理OpenClaw的戏称。从业余程序员到家庭主妇，近千人在科技巨头腾讯总部外排队，给自己的设备安装该软件。用户声称，OpenClaw能帮忙搞副业、让股票回报翻倍；家长们甚至为自己上小学的孩子购买“龙虾安装服务”，生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科技公司竞相利用这种焦虑变现，向用户收取云服务器和软件使用费。“这不是‘拥抱未来’，”小红书上一个感到失望的用户这样形容OpenClaw，“这是‘被未来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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