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的中學生背後,他們有多累?(圖

作者 | 黃澤敏
編輯 | 向現
5月12日,內蒙古壹名中學生在課間操結束後倒地身亡。
7天後,5月19日,內蒙古臨河區公安分局發布警情通報稱,經調查,該學生倒地前未與他人發生肢體接觸,已排除刑事案件。通報同時提到,事發後,學校老師實施心肺復蘇救急,並撥打了急救電話,但學生送醫後經全力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事件很快引發關注。除了對壹個年輕生命逝去的惋惜,輿論場上,也有人關注到這個時間點上的“巧合”:就在今年3月,臨河區教育局剛發布通告,要求全區學校保障學生每天綜合體育活動時間不低於2小時。

《人生路不熟》劇照
據媒體報道,就此次意外,臨河區教育局工作人員曾表示,該學生前後跑了共約300米。
事實上,增加在校體育活動時間不只是臨河區壹個地方的規定。今年2月底,教育部印發《關於全面推進健康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將“落實中小學生每天綜合體育活動時間不低於2小時”和“推行課間15分鍾”正式推向全國。緊接著,教育部在3月的全國兩會上宣布,這兩項要求已在所有省份全部部署推行。
這些年,學生體育鍛煉被提高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政策的出發點並不復雜:應對愈發嚴峻的近視率、肥胖率,以及學生長期久坐的問題。初衷是讓學生真正動起來。
但在壹些學校,體育時間正在被重新切割、置換,變成另壹種形式的“湊時間”。
01
“貓鼠游戲”
中午12時10分,上海黃浦區某公辦初中開始“清教室”。被“清”出教室的,是學生。
接下來半小時,是學校在這學期新增設的體育活動時間。按照要求,學生必須離開教室,到操場活動。但並非所有人都去運動,壹些人悄悄繞進更隱蔽的角落。
初叁學生李薛陽便是其中壹個。在老師的注視下,她隨人流離開教室。到操場後,她會先繞操場壹圈,趁老師不注意,再溜進乒乓球房,掏出藏在衣服裡的作業,往地上壹放,彎腰趴著寫起來。
在這間乒乓球房裡,像她這樣趴在地上寫作業的學生還有拾余人,有人躲在乒乓球桌附近,試圖用桌子打掩護。
她說,這種現象,出現在學校開始落實“每天校內體育活動2小時”之後。

《最好的我們》劇照
在乒乓球房寫作業的那段時間,李薛陽過得提心吊膽。壹旦聽到腳步聲靠近,她會立刻抬頭,迅速把本子收起來,生怕被老師發現。
但她還是被抓包過。壹次,巡查的老師走進乒乓球房,發現了這群寫作業的學生,訓斥道:“你們體育都滿分了嗎?沒滿分還不快去練。”
在老師的目光下,他們放下作業,開始練習仰臥起坐。但等老師離開,李薛陽和其他學生又迅速掏出作業。
後來,學生們摸清了老師的巡查路線,發現部分區域是“盲區”。於是,李薛陽換了躲藏地。她現在固定在靠近天台的壹處樓梯口寫作業。除了她,還有另外3個八年級的學生在那裡吃午飯。他們通常待到上課鈴響才離開。
這場“貓鼠游戲”是在這學期開始的。新學期開學兩周後,老師在課堂上宣布,上午大課間從20分鍾延長到40分鍾,同時在中午新增30分鍾體育活動。
在新增午間運動時間裡,學生被要求“必須下樓”,不能帶紙質資料,也不能留在教室。“老師說會查監控。”李薛陽表示,老師曾告訴學生,如果被發現學生擅自留在教室,老師也會被批評。

《小歡喜》劇照
但班裡真正去操場鍛煉的只是少數。李薛陽說,更多人像她壹樣找地方寫作業、休息,甚至在樓梯口打牌或玩桌游。
這場“貓鼠游戲”也出現在上海壹所職高裡。高叁學生王傑告訴南風窗,在學校劃分的活動時間裡,學生被要求下樓做操、跳繩或踢毽子。但這些統壹安排的項目並不適合所有人。
王傑腿有舊傷。他表示,自己還有軀體化症狀,常容易感到疲勞。此前腿傷嚴重時,他父親曾專門給班主任發消息說明了情況,但老師仍要求他下樓。“讓我在旁邊看,站著看他們做操、跳繩。”他說。
後來,他趁老師不注意溜到形體房,在地上鋪個墊子躺下休息,等活動結束再歸隊。有老師來問,他就解釋說腿不好,也就過去了。
光下樓不運動的人,不止他壹個。據他觀察,也有幾個學生不運動,光呆坐在附近的石墩上。他篤定老師“肯定看到了”,但學生們依舊坐在那。他覺得,只要離開教室,即使是坐在樓下發呆也無所謂,“但如果老師看到你要上樓的話,老師會制止的,就是不能上樓”。

《少年派》劇照
“拼了命地讓我們湊時間,就防著領導檢查。”另壹學生蔣小曼抱怨。曾有領導來校檢查,她記得,那天班主任顯得很著急,不斷催促學生下樓。
蔣小曼就讀於上海嘉定區壹所民辦初中。這個學期開始,學校將體育活動精細拆分到各個時段:每天40分鍾的體育課,加上午、下午各35分鍾的大課間,以及中午10分鍾的室內操。總時長剛好達到2小時。
每次大課間,學生被要求下樓,到操場“先跑壹圈半跑道,再進足球場做操”。結束時,還要統壹跑回教學樓才能停下。她算過,壹次大課間大約需要跑850米。在這壹過程裡,偶爾還會搭配體能訓練,比如高抬腿、弓步、馬步跳等動作,壹個接壹個。
“那10個動作特別累。”她說自己體質較弱,平時運動的時間並不多,壹天運動下來,常感覺肌肉酸軟,腿都軟了,人也變得煩躁,沒什麼耐心。
“做這些運動,心裡的感受就是累。”蔣小曼說。但課程還得繼續,她只能拖著疲憊的身心繼續完成當天的課程和作業。
02
“這2小時,很多是假的”
對於很多學校來說,要多出體育活動時間,就得騰挪原本的安排。而騰出來的這些時間,也可能悄悄被挪用於其他用途。
肖菲的兒子在上海壹所公辦小學讀肆年級。她說,為了落實相關政策,學校將原本壹個小時的課後服務,拆出大約半小時讓學生去操場活動。
但學生並非每次都有機會去操場。“他們有很多作業其實要求在學校裡做完。”她表示,作業沒有完成、錯題多需要訂正的孩子,只能留在教室裡補作業、訂正錯題。兒子時常因此被困在教室裡。
出去活動也不壹定就能“跑起來”。肖菲表示,不同科任老師的管理方式不同。年輕的數學老師把學生領到操場後,通常自己站到壹邊看手機,讓孩子們完全自由玩耍,時間到了就大喊壹句,讓學生們回去繼續寫作業。

《小歡喜》劇照
而作為班主任的語文老師,因承擔著更大的安全連帶責任,對紀律要求嚴格,往往只允許孩子們慢走或坐著聊天,但不能跑。
兒子告訴肖菲,有時班裡幾個女孩會玩鬧,“語文老師看到了,就說‘你們幾個追什麼追,給我站旁邊罰站’”。
“這2小時中有很多是假的,時間並不是真正地落實到了體育課上面。”壹所公立小學的體育老師李志宇直言。
在他們學校,下午放學後,各班級會組織學生在班級門口及操場上排隊等候家長來接送。這個過程往往會耗費半小時左右,也被算入“2小時”之中。
除此之外,為了達成“2小時”目標,學校還延長了學生的在校時間。李志宇表示,落實政策後,學生被要求提前20分鍾上課,中午放學時間推遲了20分鍾。“不合理的地方主要在於,孩子們適應不了,變化來得太快,沒有循序漸進。”他說。

2026年4月15日,在山東日照實驗高中的陽光大課間活動中,高壹學生在跳啦啦操/圖源:視覺中國
相關政策文件壹早就下達給學校。他記得,老師們被組織起來開了幾次學習會議,“不過你也知道,像這種會議大家基本都在下面玩手機”。之後,“突然有壹天,就直接要求‘上馬’了”。
這些學生被要求在同壹時段統壹進行鍛煉,“操場每天都是人滿為患”。而與大量學生對應的,是配比不足的體育老師。於是,體育老師的“課程量壹下翻了叁倍甚至肆倍”,班主任被要求頂缺。
但校內班主任多為主科老師。他說,許多老師在帶學生進行運動時,沒提前做好熱身准備,導致“頻繁出現扭傷腳踝之類的現象”。突然增加的運動量,更讓不少孩子開始反映“膝蓋痛,腳痛,腰痛”。
他記得,有家長因此到校鬧過。後來,學校調整了運動項目安排,讓“這2小時以八段錦和排隊走路為主”。李志宇認為,“如今學生和老師更累了”。
03
不是不想動,是“動不起”
“孩子們感受到累,甚至是教師也覺得累,這是壹個正常現象。”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體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長於素梅認為,為落實國家政策,增加了學生的運動時間,要求了運動質量,老師們因此增加了課時,“累”成為政策落實帶來的直接體感。
但勞累,也可能出現在機械化的落實過程中。她表示,若學校存在“壹刀切”現象,忽視學生個體差異,即便落實了政策,效果也不壹定好。
很多時候,學生不想運動,不單純是懶惰、不愛運動這麼簡單。在受訪學生口中,學校的體育課大多是跑圈、做操、體能訓練或練習中考體育項目,他們對此提不起興趣。

《你好,舊時光》劇照
無法割舍的學業焦慮,也推著學生們將“運動”擺在次要位置。李薛陽本就沒有運動的習慣,面對學校的“統壹安排”,更難提起運動的欲望。何況,在運動時間裡,她心裡總惦記著“作業”。她希望盡可能在回家前把校內作業寫完,因為只有這樣,她才能在回家後有更多時間做額外的習題。
臨近中考,她愈發覺得時間不夠用。在很多學校裡,與運動量增加同步存在的,是被擠占的休息時間,以及有增無減的學業壓力。
“(兒子)從壹年級開始就沒有午睡的權利。”肖菲表示,按照課表,學生會在11時45分下課去吃午飯,之後在12時15分開始午休,但學校“憑空在午休時間加了語數英的主課”。

肖菲肆年級兒子上學期的課表顯示,每天半小時的午休時間,實際被語數英叁門主課輪流占滿。她說,這學期的課表裡,這些額外的午課沒有直接標明,但依舊得上/受訪者供圖
到了晚上,等待兒子的又是壹堆作業。“在學校寫個不停,還帶作業回來。”肖菲表示,除了教育局配套的練習冊,學校每壹科還會額外加壹套自己定制的練習冊。“課本內容要做兩套練習冊,壹套在學校裡做完,另壹套基本上是帶回家做。”她說。
兒子每天大概下午5時到家,6時半開始寫作業,經常要寫到晚上接近10時。她表示,到期中考、期末考的時候,作業會更多。有時,她實在是心疼孩子,會直接幫他完成壹部分作業,讓他能早點睡覺休息。
孩子的作業量沒有減少,沒有做到真正的減負,體育政策落實的效果自然就打了折扣。
04
讓“體育”真正回到學生身上
今年教育部的“新春第壹會”上,強調將深入實施學生體質強健計劃,嚴防“陰陽課表”,嚴查擠占體育課、課間不准學生出教室等行為。政策是明確的信號。於素梅表示,當政策出台,各省會迅速出台落實方案,學校便會依照文件執行。
她曾在各省市進行調研。她了解到,當地的督導工作開展到位,采用的是“肆不兩直”的檢查方式——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匯報、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層、現場。“發現有陰陽課表、擠占體育課或其他,先警告或約談,如果再出現,第贰次可能就是贰次警告,再出現直接就地免職。”她說,某地有兩位校長就曾因此被就地免職。

圖源:圖蟲·創意
當政策下達,學校、家長和學生各自在自己的邏輯裡打轉。很多時候,體育始終是那個最先被擠出去的變量。
在政策出台前,於素梅調研發現,有的學校大課間活動時,“學生都帶著書本,邊跑邊背”。學生告訴她,校長知道這件事,還很支持。
這是應試教育和學業壓力下形成的壹種慣性。“校長追求升學率,家長唯分數,默認體育運動和學習是壹對矛盾,他們認為參加活動時間多了,就會影響學習。”她說。
“說到底是觀念的問題。”於素梅表示,這背後的核心,是對體育的認知不到位,以及唯升學、唯分數的觀念沒有真正轉變。她認為,要想真正擺脫這種現象,最終還要回到評價制度的改革上。
與此同時,現實制約因素也需要壹點點松解。僅靠“把人趕出教室”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政策文件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不僅要保證“每天2小時”,還要開設豐富的項目,實施小學“興趣化”、初中“多樣化”、高中“專項化”教學,並且要關注學生個體差異,對特殊體質學生給予關心和保護。

《小歡喜》劇照
“運動多樣的前提是,要有足夠多的體育老師。”上海壹所公辦小學的班主任表示,“看管班級運動的班主任沒有專業知識,沒法有效組織單項運動。”
場地短缺,更是繞不開的現實限制。在城市裡,許多學校本身就被建築密度限制,校內運動空間並不寬裕,難以容納全校學生同時進行戶外活動。如此壹來,能快速安排的“跑步、做操、跳繩,是最簡單可行的方法”。
但也不是毫無辦法。“總的來說我們認為辦法比困難多。”首都體育學院教授、全國高等學校體育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長劉海元表示,在全校統壹教育觀念,達成課時調整的共識後,學校可以通過臨聘教師、集團校統壹調配師資、使用實習生等多種渠道補充師資隊伍。
場地則可更精細化分配。他舉例,比如利用樓頂、地下等空間修建場地,並錯峰使用場地、按運動項目對學生進行分類,讓羽毛球、乒乓球、跑步等活動分開開展,綜合輪轉利用現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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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第壹”不能只是說說而已。“過去我們壹直說‘健康第壹’,要把它轉變到具體的落實(行動中)去,教育觀、家庭的育子觀也需要引導性地去轉變,把學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劉海元說,“壹個人孩子都不健康了,學習那麼多的東西有什麼用?”
於素梅壹直倡導幸福體育。她強調,體育課應打造“幸福課堂”,讓學生感到愉快、滿足,把學生放回體育的中心位置,做到因人而異、因校而異,從而真正讓學生主動想要運動。而要做到這壹點,不能只靠學校單方面努力,還需要由政府主導、家校社協同推進。
只有當體育真正回到每個學生身上,那兩個小時才真正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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