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迷奸案:药、暗语、非人化
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以Airbnb租客的身份住进一位单亲母亲家中。张大鹏实施性侵时，这位女性的11个月大的女儿，就睡在母亲旁边的床垫上。
由于药物造成记忆缺失，受害者起初对这次犯罪毫无察觉。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分析他硬盘中的犯罪视频，她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得知真相后，她仍要工作、照顾女儿，却长期被羞耻、失眠和恐惧困住。她不愿告诉朋友和家人，也不想寻求专业帮助。她还不断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担心女儿是否也曾被下药，甚至害怕青年福利局会因此把女儿带走。判决书写到，一年多以来，她无法打开自己的信件，只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堆放着；她担心账单和催款，又不敢把攒下的钱花在度假上。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犯罪发生之前。
德国媒体Bild 图片报报道《房东被诱骗并遭强奸》，法庭上的张大鹏用红色T恤盖住脸
2024年1月6日，张大鹏又将同事Y变成目标。Y和他原本是朋友，也曾与张大鹏的妻子和其他同事一起出国旅行；几个月前，两人还互换过备用钥匙，方便出国时帮对方浇花、照看猫。
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2024年12月发现相关照片和视频，Y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得知真相之前，她甚至还在陪同张大鹏的妻子一起去见辩护律师；还应律师要求，帮张大鹏向雇主申请休假。她一直把张大鹏视为朋友而非加害者。
得知自己受害后，Y出现严重睡眠障碍，即使用药也无法缓解。她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害怕夜间有人闯入自己的住处。
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侵害，留下的只有断裂的身体感受。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在网站上提醒女性留意可能被下药的迹象：异常长时间睡眠、醒来后无法解释的疲惫、淤青，或在不是自己入睡的地方醒来。
Tong Z.案中，受害者大多来自他的社交圈。2024年，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有轻度身心障碍的年轻女性。两人在他的公寓里吃晚餐时，他趁对方没有察觉，向她的酒中加入多片处方类安眠药。药物和酒精共同作用后，她逐渐陷入麻醉状态，躺在床垫上，只能极微弱地感知之后发生的事情。Tong Z.随后把她像“关节人偶”一样摆布，实施性侵并拍摄。
这类药物性侵剥夺的不只是身体反抗能力，也剥夺了受害者理解现实的能力。处方类镇静催眠药和酒精并用，会强烈压制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陷入昏睡、意识混乱和记忆缺失。受害者可能记得服药前发生的事，却对服药后的经历、听到的话、看到的场景和身体遭遇完全“断片”。她们知道自己不对劲，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性侵并没有随着身体醒来而结束。数字性暴力让受害者无法真正离开那个痛苦的案发现场。只要影像存在，她们就会不断担心：它是否被别人看过，是否还会被上传，是否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互联网上。
“厌女”动机作为量刑加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Tong Z.案的判决书里，柏林地方法院不只写下了他做过什么，也写下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法院在量刑时使用了一个明确的表述：这些行为建立在“蔑视女性的厌女思想”之上。
法院认为，Tong Z.的犯罪不是几次孤立的偷拍或性侵，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系列行为。他秘密拍摄女性洗澡、换衣、睡觉和发生性行为，为不同女性建立文件夹，把影像储存在硬盘里，也在 Telegram 聊天中与他人讨论、炫耀。判决书特别提到，这些聊天内容显示，Tong Z.“普遍将女性视为纯粹满足性欲的对象”。麻醉女性，是为了增加他的性快感，也为了让他能够拍下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时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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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药物造成记忆缺失，受害者起初对这次犯罪毫无察觉。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分析他硬盘中的犯罪视频，她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得知真相后，她仍要工作、照顾女儿，却长期被羞耻、失眠和恐惧困住。她不愿告诉朋友和家人，也不想寻求专业帮助。她还不断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担心女儿是否也曾被下药，甚至害怕青年福利局会因此把女儿带走。判决书写到，一年多以来，她无法打开自己的信件，只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堆放着；她担心账单和催款，又不敢把攒下的钱花在度假上。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犯罪发生之前。
德国媒体Bild 图片报报道《房东被诱骗并遭强奸》，法庭上的张大鹏用红色T恤盖住脸
2024年1月6日，张大鹏又将同事Y变成目标。Y和他原本是朋友，也曾与张大鹏的妻子和其他同事一起出国旅行；几个月前，两人还互换过备用钥匙，方便出国时帮对方浇花、照看猫。
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2024年12月发现相关照片和视频，Y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得知真相之前，她甚至还在陪同张大鹏的妻子一起去见辩护律师；还应律师要求，帮张大鹏向雇主申请休假。她一直把张大鹏视为朋友而非加害者。
得知自己受害后，Y出现严重睡眠障碍，即使用药也无法缓解。她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害怕夜间有人闯入自己的住处。
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侵害，留下的只有断裂的身体感受。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在网站上提醒女性留意可能被下药的迹象：异常长时间睡眠、醒来后无法解释的疲惫、淤青，或在不是自己入睡的地方醒来。
Tong Z.案中，受害者大多来自他的社交圈。2024年，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有轻度身心障碍的年轻女性。两人在他的公寓里吃晚餐时，他趁对方没有察觉，向她的酒中加入多片处方类安眠药。药物和酒精共同作用后，她逐渐陷入麻醉状态，躺在床垫上，只能极微弱地感知之后发生的事情。Tong Z.随后把她像“关节人偶”一样摆布，实施性侵并拍摄。
这类药物性侵剥夺的不只是身体反抗能力，也剥夺了受害者理解现实的能力。处方类镇静催眠药和酒精并用，会强烈压制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陷入昏睡、意识混乱和记忆缺失。受害者可能记得服药前发生的事，却对服药后的经历、听到的话、看到的场景和身体遭遇完全“断片”。她们知道自己不对劲，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性侵并没有随着身体醒来而结束。数字性暴力让受害者无法真正离开那个痛苦的案发现场。只要影像存在，她们就会不断担心：它是否被别人看过，是否还会被上传，是否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互联网上。
“厌女”动机作为量刑加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Tong Z.案的判决书里，柏林地方法院不只写下了他做过什么，也写下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法院在量刑时使用了一个明确的表述：这些行为建立在“蔑视女性的厌女思想”之上。
法院认为，Tong Z.的犯罪不是几次孤立的偷拍或性侵，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系列行为。他秘密拍摄女性洗澡、换衣、睡觉和发生性行为，为不同女性建立文件夹，把影像储存在硬盘里，也在 Telegram 聊天中与他人讨论、炫耀。判决书特别提到，这些聊天内容显示，Tong Z.“普遍将女性视为纯粹满足性欲的对象”。麻醉女性，是为了增加他的性快感，也为了让他能够拍下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时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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