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迷奸案:药、暗语、非人化
宣判时，审判长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说，蒋中懿的行为是“高度犯罪性的、高度专业化的”，也是“蔑视人类和女性的、怪物般的”。被告人将其犯罪行为拍摄成视频，并整齐地储存在硬盘中。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在看到蒋中懿保存的视频后，也对视频中展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感到震惊。
庭审上的蒋中懿
死亡风险不是个别案件，而是药物性侵本身的共同风险。张大鹏案中，法院同样多次强调“迷奸”并不只是让受害者失去意识，而是让她们进入可能死亡的状态。2021年1月，张大鹏多次在受害者N的饮料中加入安眠药。法院写到，N因药物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后，维持生命的核心生理过程已经受到影响，足以导致死亡。犯罪过程中，她至少一度出现呼吸道部分阻塞，甚至短暂完全阻塞；呼吸道完全阻塞时，她完全不能呼吸。
由于N在被镇静前没有经过医疗麻醉所要求的禁食，一旦胃内容物反流或呕吐物进入肺部，就可能导致呼吸道阻塞和功能性肺衰竭，进而直接窒息死亡。法院认定，张大鹏清楚这一点，但为了实施性侵，放任了受害者死亡的可能性。
这种判断在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针对一位单亲母亲的案件中达到最重。张大鹏将安眠药注入食物，再作为礼物送给她。受害者进食后，在自己的卧室失去意识。之后，张大鹏又追加使用吸入性麻醉剂和另一种镇静药物。法院认为，三种药物叠加后，受害者的生命和健康风险进一步升级。张大鹏知道这种风险，却仍继续实施性侵。
法院认定这起案件构成谋杀未遂。判决书写到，张大鹏中断犯罪后曾靠在卧室门口听里面是否有动静；没有听到声音后，他知道受害者仍处于麻醉状态。随后，他去睡觉，第二天离开公寓，没有查看受害者是否出现呼吸麻痹、呕吐物吸入等并发症。法院认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发现；至于受害者的命运，甚至她是否会死亡，他已经不再作任何思考。
我会是受害者吗？
迷奸案件中，寻找受害者是一件困难的事。真正让她们确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记忆，而是警方后来在被告人的硬盘、手机和聊天记录中发现的照片和视频。
受害者N从2021年1月遭受张大鹏的侵害。2024年11月，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他的外接硬盘中发现了针对N的照片和视频。起初，警方无法确认她是谁。直到2025年10月24日，张大鹏在庭审陈述中说出她的名字，警方才找到她，并传唤她出庭。
从被侵害，到N确认自己是受害者，中间隔了约四年半。
一位熟悉张大鹏的女士刘淑（化名）告诉正面连接，去年11月，N通过小红书联系到她。两人原本只是因为都认识张大鹏而开始交流。聊到后来，刘淑得知N曾在2021年与张大鹏有过一段同住经历，开始怀疑她也可能是受害者，便劝她尽快联系德国警方。
当时，N仍在国内。对“自己可能是受害者”这件事，她一开始很难相信。在刘淑的帮助下，她与德国警方取得联系，通过线上方式核对相关信息。最终，她确认自己是张大鹏案中的受害者之一。刘淑回忆，N得知真相后非常震惊，也很愤怒。她一直把张大鹏当作朋友，也很信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那段关系里遭到侵害。
事后回忆起来，N告诉刘淑，唯一能记起的异样是，当时住在张大鹏家她总是做带有性意味的梦。但在当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梦是某种现实的映射。
但是否赴德国出庭作证，N一度十分犹豫。她已经在国内组建家庭，不希望家人知道这件事。最终，她决定瞒着家人独自前往德国。N很快拿到签证，德国方面为她订好了机票和酒店，并安排两名警察接机。
在法庭上，张大鹏始终没有看旁听席一眼。刘淑记得，他一直低头看着桌面，或转头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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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上的蒋中懿
死亡风险不是个别案件，而是药物性侵本身的共同风险。张大鹏案中，法院同样多次强调“迷奸”并不只是让受害者失去意识，而是让她们进入可能死亡的状态。2021年1月，张大鹏多次在受害者N的饮料中加入安眠药。法院写到，N因药物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后，维持生命的核心生理过程已经受到影响，足以导致死亡。犯罪过程中，她至少一度出现呼吸道部分阻塞，甚至短暂完全阻塞；呼吸道完全阻塞时，她完全不能呼吸。
由于N在被镇静前没有经过医疗麻醉所要求的禁食，一旦胃内容物反流或呕吐物进入肺部，就可能导致呼吸道阻塞和功能性肺衰竭，进而直接窒息死亡。法院认定，张大鹏清楚这一点，但为了实施性侵，放任了受害者死亡的可能性。
这种判断在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针对一位单亲母亲的案件中达到最重。张大鹏将安眠药注入食物，再作为礼物送给她。受害者进食后，在自己的卧室失去意识。之后，张大鹏又追加使用吸入性麻醉剂和另一种镇静药物。法院认为，三种药物叠加后，受害者的生命和健康风险进一步升级。张大鹏知道这种风险，却仍继续实施性侵。
法院认定这起案件构成谋杀未遂。判决书写到，张大鹏中断犯罪后曾靠在卧室门口听里面是否有动静；没有听到声音后，他知道受害者仍处于麻醉状态。随后，他去睡觉，第二天离开公寓，没有查看受害者是否出现呼吸麻痹、呕吐物吸入等并发症。法院认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发现；至于受害者的命运，甚至她是否会死亡，他已经不再作任何思考。
我会是受害者吗？
迷奸案件中，寻找受害者是一件困难的事。真正让她们确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记忆，而是警方后来在被告人的硬盘、手机和聊天记录中发现的照片和视频。
受害者N从2021年1月遭受张大鹏的侵害。2024年11月，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他的外接硬盘中发现了针对N的照片和视频。起初，警方无法确认她是谁。直到2025年10月24日，张大鹏在庭审陈述中说出她的名字，警方才找到她，并传唤她出庭。
从被侵害，到N确认自己是受害者，中间隔了约四年半。
一位熟悉张大鹏的女士刘淑（化名）告诉正面连接，去年11月，N通过小红书联系到她。两人原本只是因为都认识张大鹏而开始交流。聊到后来，刘淑得知N曾在2021年与张大鹏有过一段同住经历，开始怀疑她也可能是受害者，便劝她尽快联系德国警方。
当时，N仍在国内。对“自己可能是受害者”这件事，她一开始很难相信。在刘淑的帮助下，她与德国警方取得联系，通过线上方式核对相关信息。最终，她确认自己是张大鹏案中的受害者之一。刘淑回忆，N得知真相后非常震惊，也很愤怒。她一直把张大鹏当作朋友，也很信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那段关系里遭到侵害。
事后回忆起来，N告诉刘淑，唯一能记起的异样是，当时住在张大鹏家她总是做带有性意味的梦。但在当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梦是某种现实的映射。
但是否赴德国出庭作证，N一度十分犹豫。她已经在国内组建家庭，不希望家人知道这件事。最终，她决定瞒着家人独自前往德国。N很快拿到签证，德国方面为她订好了机票和酒店，并安排两名警察接机。
在法庭上，张大鹏始终没有看旁听席一眼。刘淑记得，他一直低头看着桌面，或转头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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