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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40年前,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40年前,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持续很短，但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话题，因为这个事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太突兀，与改革时期和谐开放奋发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改革史的时候，往往都会讲到这个事。
促使“清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新旧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党内的很多高层干部，以及知识界在越发深入反思“左”的错误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体社会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动现代化建设；同时，随着社会管制的松动以及国门的打开，国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涌入内地，出现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风尚，主要体现在：
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人经过对苏联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提出要完整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很多过去被视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属性的马克思学说或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也被引进到国内。
第二, 在文艺界，随着对建国来历次“左”倾错误的反思深入，出现了“伤痕文学”以及“伤痕电影”，甚至这一时期“反思”成为文艺界主流，刘心武、张洁、冯骥才、从维熙、张贤亮都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第三, 在政治学、经济学界，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计划体制的有效性，主张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并且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宣传新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理念的著作大量出现。
第四，在社会生活领域，西方及港台文学、艺术、时尚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这些更关注人性、贴近生活，一经传入就受到热烈欢迎，比如港台流行乐，不足一两年就风靡全国，甚至社会上有“白天老邓、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
而另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思想堕落腐化，是新时代情况下产生的精神污染。正像当时一位重要人物忧心忡忡地说的那样：“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他们迫切希望捍卫思想和社会生活的“纯洁性”， 因此，从改革一开始就不断发生新与旧的冲突，比如，“歌德与缺德”事件、《苦恋》风波等。
而这次“清污”的直接导火索是围绕周扬所提出的“异化”问题风波及人道主义产生的争论。1983年3月系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党内老资格宣传理论界领导人周扬受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邀请，给学员做了一场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周扬早年即爆的大名，在抗战前系国统区“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到延安之后，他更成为文艺界的党鞭执掌者，督促引导监督文艺界落实无产阶级文艺观，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并且，后来周扬越来越“左”，参与或领导了很多对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批判。
不过，经过那十年牢狱的折磨，周扬晚年痛定思痛，有了很多反思。这次，他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非常认真构思了一篇长文，重点谈“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堪称理论反思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充分显示了这位老资格理论家的笔力，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鲜活思想冲击力。
周扬提出，由于我们经验缺乏及过去专制主义太浓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因为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为人民的主人，我们只**有实行制度改革才能消除异化**。
周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人、关心人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解放人类，而过去我们片面吸收阶级斗争论，忽视了人的价值，并且把人性论、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致酿成惨祸。所以，以后我们要关心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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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清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新旧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党内的很多高层干部，以及知识界在越发深入反思“左”的错误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体社会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动现代化建设；同时，随着社会管制的松动以及国门的打开，国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涌入内地，出现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风尚，主要体现在：
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人经过对苏联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提出要完整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很多过去被视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属性的马克思学说或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也被引进到国内。
第二, 在文艺界，随着对建国来历次“左”倾错误的反思深入，出现了“伤痕文学”以及“伤痕电影”，甚至这一时期“反思”成为文艺界主流，刘心武、张洁、冯骥才、从维熙、张贤亮都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第三, 在政治学、经济学界，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计划体制的有效性，主张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并且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宣传新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理念的著作大量出现。
第四，在社会生活领域，西方及港台文学、艺术、时尚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这些更关注人性、贴近生活，一经传入就受到热烈欢迎，比如港台流行乐，不足一两年就风靡全国，甚至社会上有“白天老邓、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
而另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思想堕落腐化，是新时代情况下产生的精神污染。正像当时一位重要人物忧心忡忡地说的那样：“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他们迫切希望捍卫思想和社会生活的“纯洁性”， 因此，从改革一开始就不断发生新与旧的冲突，比如，“歌德与缺德”事件、《苦恋》风波等。
而这次“清污”的直接导火索是围绕周扬所提出的“异化”问题风波及人道主义产生的争论。1983年3月系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党内老资格宣传理论界领导人周扬受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邀请，给学员做了一场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周扬早年即爆的大名，在抗战前系国统区“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到延安之后，他更成为文艺界的党鞭执掌者，督促引导监督文艺界落实无产阶级文艺观，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并且，后来周扬越来越“左”，参与或领导了很多对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批判。
不过，经过那十年牢狱的折磨，周扬晚年痛定思痛，有了很多反思。这次，他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非常认真构思了一篇长文，重点谈“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堪称理论反思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充分显示了这位老资格理论家的笔力，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鲜活思想冲击力。
周扬提出，由于我们经验缺乏及过去专制主义太浓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因为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为人民的主人，我们只**有实行制度改革才能消除异化**。
周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人、关心人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解放人类，而过去我们片面吸收阶级斗争论，忽视了人的价值，并且把人性论、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致酿成惨祸。所以，以后我们要关心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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