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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确诊癌症,我们一起造了一座花园
父亲确诊癌症,我们一起造了一座花园父亲确诊癌症,我们一起造了一座花园
花园中的小道 图/受访者提供
“礼行如仪”与“无所适从”
南方人物周刊：父子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你和父亲身上具体的呈现是什么？
黄鱼：我们有很多关于父子关系的观点和思想。中国传统叙事中是“父慈子孝”；弗洛伊德有“弑父”这样的表达；在卡夫卡的《判决》中，父亲对儿子说“你去死”，儿子就真的去死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一部分来自革命叙事——很多革命故事都是从儿子反抗父亲、走出封建家庭开始的。一代人要奔向一个崭新的未来，那是理想的彼岸。它隐含着一个前提：要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告别。
我学社会学时，会觉得我们应该走向现代、告别传统。但这些观念一旦落到具体的家庭事务中，就会与现实冲突。按照传统做是一种逻辑，按照现代观念做又是另一种逻辑。怎么处理父亲的疾病？怎么为他找墓地？怎么办丧事？我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安放内心，甚至连一个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观念，也许反而可以简单地按照“二十四孝”去做，那至少有一种确定性。但在现实中不可能。作为一个当代人，你接受过各种思想观念，不可能再完全回到那种叙事中。我想呈现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它不是考试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给你评分。最终只能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这是唯一的、不可重来的事情——我只有一个父亲，他没了就没了。
《花园与父亲》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隔几章就会有一些自我反思。现在父亲已经离开13年了，你觉得自己当时做得怎么样？你说自己心中有杆秤，经历了这一遭，当年你的苦闷、矛盾、无所适从得到纾解了吗？
黄鱼：这个问题我会比较警觉。因为一旦这样想，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往“自我期许”的方向靠，倾向于把自己变成“做得对”的那种人。那样一来，又会回到“父慈子孝”的传统叙事：父亲值得你去做，你也尽力去做了，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道德上圆满的故事。
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和教育中，有儒家、道家、佛家，也有西方的思想体系，各种理念混在一起。但面对至亲的疾病和死亡，内心到底该有什么反应、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事务，没有一套清晰、朴实的方法论和路径。
如果是独生子，这种体验会更强烈。父亲一旦生病，儿子会突然成为那个必须站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人。他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戚、邻居都在看儿子怎么做。虽然内心很彷徨、很疑惑，但他只能挺身而出。
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上会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去做，相当于取了一个公约数，我们说“行礼如仪”。这在传统中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殡葬改革之前，还在实行土葬的时候，盖棺前需要由舅舅来做中间人，看逝者的头是否居于正中。按传统的说法，逝者的头如果有偏向，他的福荫也会有偏向。所以一定要有那么一位权威人士来把关，确保不偏不倚。
从事务层面来说，很多百般纠结的事情会随着父亲的离去突然解决。比如我原来担心他到底应该在哪儿离开，是在医院、在家里，还是回老家“归中堂”？这些原本一直纠结的问题，都在父亲离开的那一刻尘埃落定。
但内心层面的那些问题，父子之间的情感、困境、联结……不会随着事情结束就消失。中国的父子关系在今天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感连接是合适的？这种关系何去何从？当我们“行礼如仪”的时候，真实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呢？我们能否做到表里如一？我们的真实情感是否具有现代性？这里面其实问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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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礼行如仪”与“无所适从”
南方人物周刊：父子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你和父亲身上具体的呈现是什么？
黄鱼：我们有很多关于父子关系的观点和思想。中国传统叙事中是“父慈子孝”；弗洛伊德有“弑父”这样的表达；在卡夫卡的《判决》中，父亲对儿子说“你去死”，儿子就真的去死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一部分来自革命叙事——很多革命故事都是从儿子反抗父亲、走出封建家庭开始的。一代人要奔向一个崭新的未来，那是理想的彼岸。它隐含着一个前提：要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告别。
我学社会学时，会觉得我们应该走向现代、告别传统。但这些观念一旦落到具体的家庭事务中，就会与现实冲突。按照传统做是一种逻辑，按照现代观念做又是另一种逻辑。怎么处理父亲的疾病？怎么为他找墓地？怎么办丧事？我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安放内心，甚至连一个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观念，也许反而可以简单地按照“二十四孝”去做，那至少有一种确定性。但在现实中不可能。作为一个当代人，你接受过各种思想观念，不可能再完全回到那种叙事中。我想呈现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它不是考试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给你评分。最终只能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这是唯一的、不可重来的事情——我只有一个父亲，他没了就没了。
《花园与父亲》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隔几章就会有一些自我反思。现在父亲已经离开13年了，你觉得自己当时做得怎么样？你说自己心中有杆秤，经历了这一遭，当年你的苦闷、矛盾、无所适从得到纾解了吗？
黄鱼：这个问题我会比较警觉。因为一旦这样想，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往“自我期许”的方向靠，倾向于把自己变成“做得对”的那种人。那样一来，又会回到“父慈子孝”的传统叙事：父亲值得你去做，你也尽力去做了，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道德上圆满的故事。
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和教育中，有儒家、道家、佛家，也有西方的思想体系，各种理念混在一起。但面对至亲的疾病和死亡，内心到底该有什么反应、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事务，没有一套清晰、朴实的方法论和路径。
如果是独生子，这种体验会更强烈。父亲一旦生病，儿子会突然成为那个必须站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人。他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戚、邻居都在看儿子怎么做。虽然内心很彷徨、很疑惑，但他只能挺身而出。
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上会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去做，相当于取了一个公约数，我们说“行礼如仪”。这在传统中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殡葬改革之前，还在实行土葬的时候，盖棺前需要由舅舅来做中间人，看逝者的头是否居于正中。按传统的说法，逝者的头如果有偏向，他的福荫也会有偏向。所以一定要有那么一位权威人士来把关，确保不偏不倚。
从事务层面来说，很多百般纠结的事情会随着父亲的离去突然解决。比如我原来担心他到底应该在哪儿离开，是在医院、在家里，还是回老家“归中堂”？这些原本一直纠结的问题，都在父亲离开的那一刻尘埃落定。
但内心层面的那些问题，父子之间的情感、困境、联结……不会随着事情结束就消失。中国的父子关系在今天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感连接是合适的？这种关系何去何从？当我们“行礼如仪”的时候，真实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呢？我们能否做到表里如一？我们的真实情感是否具有现代性？这里面其实问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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