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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确定性"出现裂缝:迪拜的枢纽考验
当"确定性"出现裂缝:迪拜的枢纽考验当"确定性"出现裂缝:迪拜的枢纽考验
3月13日遭遇袭击的DIFC也是这个发展策略的成果之一。它拥有超过1289家家族企业，是整个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生态系统。仅在2025年，阿联酋就吸引了约9800名新的百万富翁，净流入量位居全球之首。其中，中东其他国家、印度(专题)以及欧洲富豪占比是最高的。这些“新钱”中，有一部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来迪拜做资产避险的俄罗斯富人，当地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人是推高迪拜近几年高端楼市的重要力量。
货和钱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外国人——占到了迪拜总人口数量的80%以上。各类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同步兴起。另一个让外国人来到这里的契机是，迪拜政府希望发展技术和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并为此设立了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密货币产业就是案例之一。李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除了允许加密货币发行，在交易牌照发放等政策上，迪拜较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相对宽松，这也是他们这样的公司选择在当地落脚的原因。
此外，投资者、企业家、科学家等人才可以获得最长10年居留期的“黄金签证”（Golden Visa）。朱修颉是李伟在迪拜的朋友，他2015年本科毕业时来到迪拜，入选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赞助并发起的人才项目“迪拜商业伙伴计划”（Dubai Business Associates），该计划旨在吸引全球有潜力的青年，让他们在当地学习后加入迪拜的政府和公司工作。项目结束后，朱修颉先是在迪拜的总理办公室做技术政策相关的实习，争取到迪拜政府旗下孵化器的投资后他开始自己创业，如今兼做与技术相关的投资和创业。
在这几位受访者的描述中，迪拜的形象都是开放、包容、灵活的。朱修颉对于迪拜政府部门的印象是，工作人员以30岁左右的为主，经济部门的成员多数是外国人。他在那里工作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2015年区块链刚刚兴起时，他与直属领导向政府提案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政府数据的公开程度。这个提议在一个月后被写进了政府的城市发展战略，由迪拜王储哈姆丹直接宣布。这样的决策速度、对新事物的包容程度，令朱修颉觉得迪拜政府“在以创业公司的逻辑运行”，他们习惯了迅速决策、招商、试错，甚至失败撤回，通过为复杂世界提供简单接口来寻求自身利益。
枢纽的重新定义
如今支撑迪拜作为枢纽的基础设施，大多始建于1960至1980年代——恰是中东最动荡的时间段之一。1979年开港的杰拜勒·阿里港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港口，1985年，基于这个港口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允许外资全额控股，资本自由流动。同一年，阿联酋航空成立，迪拜国际机场作为全球枢纽的地位更进一步。
2004年，让各国资本和公司涌入的DIFC开始运营；2013年，迪拜成功申请了2020年世博会。2023年，迪拜发布名为“D33经济议程”的发展计划，提出将在接下来10年内推动GDP翻一番，并跻身全球三大都会。
迪拜的崛起和中东的动荡同期发生，但阿联酋和迪拜都以灵活的身段加固了自己的贸易枢纽地位。198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阿联酋保持中立，并凭借港口优势承接了交战双方的贸易需求。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阿联酋在没有与美国签订军事绑定条约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港口给美军补给中转，利用美军完成了对自己的防卫。也是在那之后，美国与阿联酋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使用阿联酋的关键军事和后勤设施。
2000年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又经历了伊朗核问题升温等问题，但阿联酋一直以“端水”的状态处理地区关系。它与伊朗保持着贸易和人员往来，一度是伊朗在2010年代的第二大进口国；而迪拜作为贸易城市，拥有全球最重要的伊朗侨商网络，有近万家伊朗企业。与此同时，阿联酋还在2020年与以色列(专题)正式建交，这让它作为中东地区唯一可以连接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全球商业资本市场的枢纽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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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和钱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外国人——占到了迪拜总人口数量的80%以上。各类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同步兴起。另一个让外国人来到这里的契机是，迪拜政府希望发展技术和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并为此设立了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密货币产业就是案例之一。李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除了允许加密货币发行，在交易牌照发放等政策上，迪拜较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相对宽松，这也是他们这样的公司选择在当地落脚的原因。
此外，投资者、企业家、科学家等人才可以获得最长10年居留期的“黄金签证”（Golden Visa）。朱修颉是李伟在迪拜的朋友，他2015年本科毕业时来到迪拜，入选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赞助并发起的人才项目“迪拜商业伙伴计划”（Dubai Business Associates），该计划旨在吸引全球有潜力的青年，让他们在当地学习后加入迪拜的政府和公司工作。项目结束后，朱修颉先是在迪拜的总理办公室做技术政策相关的实习，争取到迪拜政府旗下孵化器的投资后他开始自己创业，如今兼做与技术相关的投资和创业。
在这几位受访者的描述中，迪拜的形象都是开放、包容、灵活的。朱修颉对于迪拜政府部门的印象是，工作人员以30岁左右的为主，经济部门的成员多数是外国人。他在那里工作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2015年区块链刚刚兴起时，他与直属领导向政府提案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政府数据的公开程度。这个提议在一个月后被写进了政府的城市发展战略，由迪拜王储哈姆丹直接宣布。这样的决策速度、对新事物的包容程度，令朱修颉觉得迪拜政府“在以创业公司的逻辑运行”，他们习惯了迅速决策、招商、试错，甚至失败撤回，通过为复杂世界提供简单接口来寻求自身利益。
枢纽的重新定义
如今支撑迪拜作为枢纽的基础设施，大多始建于1960至1980年代——恰是中东最动荡的时间段之一。1979年开港的杰拜勒·阿里港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港口，1985年，基于这个港口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允许外资全额控股，资本自由流动。同一年，阿联酋航空成立，迪拜国际机场作为全球枢纽的地位更进一步。
2004年，让各国资本和公司涌入的DIFC开始运营；2013年，迪拜成功申请了2020年世博会。2023年，迪拜发布名为“D33经济议程”的发展计划，提出将在接下来10年内推动GDP翻一番，并跻身全球三大都会。
迪拜的崛起和中东的动荡同期发生，但阿联酋和迪拜都以灵活的身段加固了自己的贸易枢纽地位。198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阿联酋保持中立，并凭借港口优势承接了交战双方的贸易需求。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阿联酋在没有与美国签订军事绑定条约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港口给美军补给中转，利用美军完成了对自己的防卫。也是在那之后，美国与阿联酋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使用阿联酋的关键军事和后勤设施。
2000年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又经历了伊朗核问题升温等问题，但阿联酋一直以“端水”的状态处理地区关系。它与伊朗保持着贸易和人员往来，一度是伊朗在2010年代的第二大进口国；而迪拜作为贸易城市，拥有全球最重要的伊朗侨商网络，有近万家伊朗企业。与此同时，阿联酋还在2020年与以色列(专题)正式建交，这让它作为中东地区唯一可以连接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全球商业资本市场的枢纽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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