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Manus事件后 谁还信北京AI争霸?

今年以来全球AI新创界最瞩目的一件事,就是Meta收购中国团队创办的Manus却遭到中国政府跨境拦阻。 (法新社)
过去二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吸纳巨额的海外创投资金,是因为特殊的境外公司架构与股权设计,新创公司在募资时能够与国际接轨,并且吸引大批的海归人才回中国创业。 公司境外架构主要指为了海外融资、上市或国际布局,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或香港等地设立控股主体,再间接控制中国境内实体。 这套架构能规避外资的限制,并灵活运用租税协议。 以下是行之有年的中国公司境外架构模式:
红筹架构 (Red Chip Structure)
定义: 中国境内股东在境外设立控股公司(通常在维京群岛或开曼),再以该控股公司名义收购境内资产,达成境外上市。
适用: 对股权控制有明确要求、拟在境外IPO的企业。
VIE架構(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協議控制)
定义: 境外主体不直接持有境内企业股权,而是通过签署一系列独家技术服务协议,达到对境内实体(WFOE)的控制和利润转移。
适用: 中国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如互联网、出版、教育),达成境外上市。
VIE架构一直被国际投资人认为是中国为了吸引外资的金融创新而设,此前中国绝大部分的科技新创都受惠于VIE架构,但Manus事件象征了中国监管机关对境外架构改动了诠释方式,新创公司的境外架构风险瞬间升高,最立即的效应就是迫使一批最炙手可热的AI新创加速“改籍”。
“红筹大逆转”中国发展模式翻页
从上海到北京的创业者与投资人,正被迫在“监管安心”与“全球融资弹性”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根据多名知情人士说法,AI Agent公司StepFun(阶跃星辰)已着手拆除其涉及开曼群岛的离岸架构,改采在岸公司结构,只为了能赴香港IPO。 中国证监会4月已明确要求部分注册在境外、实际资产与业务在中国的红筹公司拆红筹而回归本土。
这项指示不仅象征政策风向的转变,也直接冲击长期以来以避税天堂为核心的VIE及红筹上市模式。 StepFun之所以被视为这波“改籍潮”的风向球,除了它是中国AI Agent的领头羊,更关键的是其股权结构高度“国家队化”,背后站的是上海市及多个区级政府投资机构,以及本土创投如启明与腾讯。 在此情况下,选择完全在岸结构,既顺应监管,也符合国家资本对关键AI资产留在国内的政策期待。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StepFun有强烈诱因要尽快完成股权结构重组,以抢搭香港IPO热潮。 去年香港IPO融资额暴增231%至370亿美元,申请排队企业逾530家,绝大多数为中资企业。 中国法界人士指出,去年中国批准赴港上市的131家企业中,约五分之一涉及境外持股,其中大多采红筹或VIE结构,如今这套模式被要求拆解,时间与成本压力都相当可观。
所谓的拆红筹并非没有代价。 律师与投资人指出,将公司注册地由开曼等地迁回中国,牵涉重组股权、税务处理及与既有股东重新协议,成本可能高到足以让部分公司放弃原订的上市计划; 特别是早年透过美元基金引入大量的境外投资人,若全面照办,恐重创投资人回报预期,甚至引发法律争议。 长期来看,企业回归在岸注册虽然减少地缘政治风险,避免在中美博弈时因境外架构遭遇制裁或审查,亦可更顺畅地与地方政府、国企客户合作。 但反对意见则担心,过于急促的股权结构调整会拖垮企业上市节奏,削弱中国新创公司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美国活跃的AI巨头如OpenAI、Anthropic相比,中国AI新创公司本就面临高度估值折价,而且整体资金动能明显不足,若再被制度成本拖累,长期恐难与之抗衡。 对国际投资人而言,如何评估在岸结构下的股权与法律风险,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资本市场绕不开的新课题。 这场由监管触发的“红筹大逆转”,最终是否会塑造出更稳健的AI巨头,还是让部分新创在架构重组的半路上倒下,仍有待市场与时间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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