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Manus事件后 谁还信北京AI争霸?
二、极其罕见的域外管辖：尽管是美国公司买新加坡公司，中国发改委仍以违反“技术出口管制”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为由，强势介入并要求撤销这桩巨资交易。
三、人才与技术的“软禁”：据传肖弘、张涛两位创办人今年3月在北京开会后就被限制出境，首席科学家季逸超也被禁止出境。 据传Meta已准备认赔撤出，让创办团队留在中国，这对想走向国际的中国AI人才无疑是一大警示。
根据收购协议，Meta第一笔约20亿美元的首期款项已经拨付。 Benchmark和中国的早期投资者据报道都已经收到了相应款项。 Manus的核心代码也已经交给Meta，并开始整合进Meta的服务器中。 这使得目前情况非常棘手。
首先是资金已经分发给了全球各地的创投机构和个人股东，要让这些投资人把钱退回来，在法律和实务上都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北京要求Meta从其服务器中完全删除已转移的技术资产，并将研发成果还原，但对于已经完成整合的AI模型来说，这在技术上极难实现。
简单来说：Meta钱付了，投资人也拿到了，但现在中国政府说这笔交易无效，要求退货还钱。 这个年度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法律与政治争议事件，目前Meta仍在与新加坡及中国政府进行多方谈判，试图寻求一个资产剥离或合规的折衷方案。 Meta致力于将Manus的研发环境与中国数据完全剥离，以符合美国与新加坡的合规要求，法律诉讼仍在持续中。
把这个事件放大到另一个层次来看，AI产业的竞赛本质上是制度的竞赛。 斯坦福大学许成钢教授指出，Manus收购案被叫停并非单纯的商业审查，而是反映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产权”; 在缺乏独立司法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人身自由（如限制创始人出境）来强迫企业处置资产或股权。 党国体制将AI视为战略工具，当私人企业的利益（如卖给美国公司）与国家控制发生冲突时，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介入，对共产党而言，控制权高于科技或商业的发展。
许教授引用熊彼特的理论，强调“没有信用创造就没有产业革命”，过度的政府介入会压抑真正的创新活力，也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溃败。
中国新创金流改道 从美元创投转为人民币创投
检视中国创投的发展历史，早期几乎是外资创投主导整个新创产业的发展，从上世纪九〇年代到2007年之前，人民币基金为主的本土创投从未超过20%，几乎由外资创投的美元基金所主导。 换言之，中国在开放改革过程中效法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来导引科技的发展，过去十五年所吸引的创投资金仅次于美国，远高于整个欧盟、以色列、日本等先进地区，广泛地吸纳了国际资金到新兴的科技产业。
以AI为例，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技术政策小组的报告，2015年至2021年，美国投资占中国AI领域投资总额的37%，美国创投资金一直是中国新创公司的活水。
实务上，创投资金终究必须获利退场，在海外创投的支持下，许多中国企业成功到美国资本市场挂牌上市，透过IPO募集到更多资金。 美国拥有成熟的创投机构和上市退出机制，新创公司又能在主流资本市场筹措新的资金，于是资金活水源源不绝，形成中国新科技产业过去二十年以上的荣景。
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后，2009年中国的“四万亿”人民币量化宽松，导致中国资本市场有超额的资金流入私募基金（虽然更多资金流入房地产），中国的创投已转为国有资本为主，美元基金大幅缩水，整体资金规模也跟着缩水。 虽然仍有许多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但人民币创投基金已经主导中国新创圈。
今年初以来，在纽约完成IPO的中国公司仅有两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 相比2021年的高峰，中企在美上市规模已暴跌超过九成。 中企赴美IPO热潮明显退去，显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企业对于美股上市持观望态度，外资创投透过在美国上市而退出的模式变得不切实际。 这次Manus事件更牵动了敏感神经，连跨国并购案也会遭到中国主管机关插手审核，外资创投势必会考虑进一步减少投资中国的科技初创，哪怕公司已经注册在境外。 由于创投着眼的是长期投资，短期效应可能不明显，但长期的趋势应该已经非常清楚。
此外，如同许成钢教授的见解，中国目前能维持技术差距不被拉大，很大程度依赖于人员在美中之间的流动与信息透明，即所谓“人才流动与技术套取”，但他认为这难以转化为持久的产业优势。
对于中国科技创业者来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彻底留在海外做全球化公司，要么留在国内接受党国的全面控制。 一旦企业被认定为重要，就无法逃避被国有化的命运。 中国正在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尖端科技公司，未经当局核准不得接受美国资本投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美在AI等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AI新创公司在人才与资金上日趋封闭，中美对峙会导致中国政府“科技锁国”; 政府的控制虽然短期内留住了技术，但长期来看却输掉了国际信任、人才吸引力，以及创新的体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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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与技术的“软禁”：据传肖弘、张涛两位创办人今年3月在北京开会后就被限制出境，首席科学家季逸超也被禁止出境。 据传Meta已准备认赔撤出，让创办团队留在中国，这对想走向国际的中国AI人才无疑是一大警示。
根据收购协议，Meta第一笔约20亿美元的首期款项已经拨付。 Benchmark和中国的早期投资者据报道都已经收到了相应款项。 Manus的核心代码也已经交给Meta，并开始整合进Meta的服务器中。 这使得目前情况非常棘手。
首先是资金已经分发给了全球各地的创投机构和个人股东，要让这些投资人把钱退回来，在法律和实务上都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北京要求Meta从其服务器中完全删除已转移的技术资产，并将研发成果还原，但对于已经完成整合的AI模型来说，这在技术上极难实现。
简单来说：Meta钱付了，投资人也拿到了，但现在中国政府说这笔交易无效，要求退货还钱。 这个年度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法律与政治争议事件，目前Meta仍在与新加坡及中国政府进行多方谈判，试图寻求一个资产剥离或合规的折衷方案。 Meta致力于将Manus的研发环境与中国数据完全剥离，以符合美国与新加坡的合规要求，法律诉讼仍在持续中。
把这个事件放大到另一个层次来看，AI产业的竞赛本质上是制度的竞赛。 斯坦福大学许成钢教授指出，Manus收购案被叫停并非单纯的商业审查，而是反映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产权”; 在缺乏独立司法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人身自由（如限制创始人出境）来强迫企业处置资产或股权。 党国体制将AI视为战略工具，当私人企业的利益（如卖给美国公司）与国家控制发生冲突时，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介入，对共产党而言，控制权高于科技或商业的发展。
许教授引用熊彼特的理论，强调“没有信用创造就没有产业革命”，过度的政府介入会压抑真正的创新活力，也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溃败。
中国新创金流改道 从美元创投转为人民币创投
检视中国创投的发展历史，早期几乎是外资创投主导整个新创产业的发展，从上世纪九〇年代到2007年之前，人民币基金为主的本土创投从未超过20%，几乎由外资创投的美元基金所主导。 换言之，中国在开放改革过程中效法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来导引科技的发展，过去十五年所吸引的创投资金仅次于美国，远高于整个欧盟、以色列、日本等先进地区，广泛地吸纳了国际资金到新兴的科技产业。
以AI为例，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技术政策小组的报告，2015年至2021年，美国投资占中国AI领域投资总额的37%，美国创投资金一直是中国新创公司的活水。
实务上，创投资金终究必须获利退场，在海外创投的支持下，许多中国企业成功到美国资本市场挂牌上市，透过IPO募集到更多资金。 美国拥有成熟的创投机构和上市退出机制，新创公司又能在主流资本市场筹措新的资金，于是资金活水源源不绝，形成中国新科技产业过去二十年以上的荣景。
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后，2009年中国的“四万亿”人民币量化宽松，导致中国资本市场有超额的资金流入私募基金（虽然更多资金流入房地产），中国的创投已转为国有资本为主，美元基金大幅缩水，整体资金规模也跟着缩水。 虽然仍有许多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但人民币创投基金已经主导中国新创圈。
今年初以来，在纽约完成IPO的中国公司仅有两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 相比2021年的高峰，中企在美上市规模已暴跌超过九成。 中企赴美IPO热潮明显退去，显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企业对于美股上市持观望态度，外资创投透过在美国上市而退出的模式变得不切实际。 这次Manus事件更牵动了敏感神经，连跨国并购案也会遭到中国主管机关插手审核，外资创投势必会考虑进一步减少投资中国的科技初创，哪怕公司已经注册在境外。 由于创投着眼的是长期投资，短期效应可能不明显，但长期的趋势应该已经非常清楚。
此外，如同许成钢教授的见解，中国目前能维持技术差距不被拉大，很大程度依赖于人员在美中之间的流动与信息透明，即所谓“人才流动与技术套取”，但他认为这难以转化为持久的产业优势。
对于中国科技创业者来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彻底留在海外做全球化公司，要么留在国内接受党国的全面控制。 一旦企业被认定为重要，就无法逃避被国有化的命运。 中国正在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尖端科技公司，未经当局核准不得接受美国资本投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美在AI等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AI新创公司在人才与资金上日趋封闭，中美对峙会导致中国政府“科技锁国”; 政府的控制虽然短期内留住了技术，但长期来看却输掉了国际信任、人才吸引力，以及创新的体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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