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
程映虹說，毛澤東早期高度量化的階級分析在1949年後全部消失，然而其量化思維卻貫穿在新中國的政治運動中。
“當時沒有任何機構展開過全國性的人口結構調查，毛澤東的這些數據從何而來？可能是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沒有注明某些資料來源，更有可能的情況則如幾位歷史學家所推測的那樣，即這些數據是毛澤東根據當時常識做出的估算，”他說。
程映虹說，這種量化模式不僅大大減輕了殺人者的道德壓力，更是成為壹種隱形的“政治公式”，似乎殺戮成為實現某個政治目標的必要手段。
“對於許多原本對殺人猶豫不決的黨國基層幹部來說，指標進壹步使他們對已被黨的意識形態正當化的謀殺行為變得麻木，同時也使他們的任務變得比執行那些強制性卻往往措辭模糊的命令更加機械和簡單。”
從這個意義上說，指標在最初可能被壹些人視為壓力，但後來卻被他們帶著解脫的心情接受，他說。
程映虹說，隨著時間推移，地方幹部的狡黠和政治精明不斷增長，幾乎沒有任何記錄顯示省級及以下黨組織“浪費”了指標或控制數位。 相反，他們甚至主動要求增加額外指標。
此後的政治暴力與“集體殺戮”，可以看成是“指標殺戮”的延續，或是徹底失控，他說。
1968年9月6日，壹群男女礦工集體朗誦了毛澤東《毛主席語錄》中的壹些段落。
“毛時代的普通人”
從社區視角研究集體殺戮的蘇陽認為，“集體殺戮”是國家動員與崩潰共同作用下的結果。由於國家結構無法統合各社區，使得地方性動員和崩潰在社區中的效果各有不同，這就可能導致社區在地理位置和組織層級上離中央越遠，越有可能經歷權威的崩潰並按自己的方式進行地方性動員，也越有可能發生“集體殺戮”事件。
宗族歸屬強並伴隨地方性的跨宗族沖突（尤其是客家之間）且缺乏少數民族的地方，更易發生“集體殺戮”，他說。
蘇陽說，在官方公布的資料，比如縣志，幾乎沒有任何行凶者的資訊。
在他進行的大量的田野調查和訪談，以及他人的報告訪談中，壹些幸存者、受害者的家人以及退休的幹部提供了相同的答案——地方幹部和民兵對“集體殺戮”負有直接責任。
蘇陽把集體殺戮的參與者分為叁種，壹是授權者，即那些有可能也有能力阻止殺戮發生卻選擇對此視而不見的上層領導；贰是召集人，即當地作出殺人決策的官員，主要是村或者鄉鎮的領導，通常由他們來選擇受害者，然後組織安排殺人事件，在壹些個案中，縣級領導也會參與其中；最後便是少數幹“髒活”的人，通常都是民兵中的精英，不僅包括那些毆打、射殺受害者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下令實行殺戮的人；還包括那些在暴行中進行協助和教唆的人，沒有他們，事件也不可能發生。
蘇陽說，這叁種人全部都是“毛時代的普通人”。
“普通人”的概念來自德國贰戰種族大屠殺的研究。此處“普通”指沒有心理毛病，居家過日子的人。
但蘇陽說，這些“普通人”和其他大多數的普通人還是有著顯著區別的。首先，他們都與國家有著聯系，有的是地方幹部、民兵中的精英，有的則是上層的官員。其次，他們的個人履歷證明他們對毛的階級斗爭理論有著深層的意識形態信仰。
第叁，雖然缺乏廣泛的證據，但壹些殺人者似乎受心理因素困擾，這可以從他們殺戮特別弱小人群的意願以及有時顯示出的異乎尋常的殘酷看出。
文革會否再來？
今年是文革爆發六拾周年，結束伍拾周年，文革是否再來卻成了近幾年的熱門話題。
宋永毅說，文革是壹場持續了拾年的大政治運動，可以說窮盡了壹般政治運動的所有模式和特點。對以後的政治運作方式和參與者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是必然的，甚至89年天安門運動的參與者中有不少其實就是當年的造反派。
“如果我們說，文革作為壹場針對官僚階層的群眾運動，那麼我認為文革不太會重演。但如果把文革作為壹種極端的政治文化，那我認為文革是現在進行時，尤其是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的畫像，依舊陰魂不散。”
對比世界上其他的屠殺，側重研究“集體殺戮”過程和多重機制的蘇陽提醒，大屠殺和“集體殺戮”，雖然罕見，但卻是反復出現的現象，而非歷史上的孤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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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沒有任何機構展開過全國性的人口結構調查，毛澤東的這些數據從何而來？可能是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沒有注明某些資料來源，更有可能的情況則如幾位歷史學家所推測的那樣，即這些數據是毛澤東根據當時常識做出的估算，”他說。
程映虹說，這種量化模式不僅大大減輕了殺人者的道德壓力，更是成為壹種隱形的“政治公式”，似乎殺戮成為實現某個政治目標的必要手段。
“對於許多原本對殺人猶豫不決的黨國基層幹部來說，指標進壹步使他們對已被黨的意識形態正當化的謀殺行為變得麻木，同時也使他們的任務變得比執行那些強制性卻往往措辭模糊的命令更加機械和簡單。”
從這個意義上說，指標在最初可能被壹些人視為壓力，但後來卻被他們帶著解脫的心情接受，他說。
程映虹說，隨著時間推移，地方幹部的狡黠和政治精明不斷增長，幾乎沒有任何記錄顯示省級及以下黨組織“浪費”了指標或控制數位。 相反，他們甚至主動要求增加額外指標。
此後的政治暴力與“集體殺戮”，可以看成是“指標殺戮”的延續，或是徹底失控，他說。
1968年9月6日，壹群男女礦工集體朗誦了毛澤東《毛主席語錄》中的壹些段落。
“毛時代的普通人”
從社區視角研究集體殺戮的蘇陽認為，“集體殺戮”是國家動員與崩潰共同作用下的結果。由於國家結構無法統合各社區，使得地方性動員和崩潰在社區中的效果各有不同，這就可能導致社區在地理位置和組織層級上離中央越遠，越有可能經歷權威的崩潰並按自己的方式進行地方性動員，也越有可能發生“集體殺戮”事件。
宗族歸屬強並伴隨地方性的跨宗族沖突（尤其是客家之間）且缺乏少數民族的地方，更易發生“集體殺戮”，他說。
蘇陽說，在官方公布的資料，比如縣志，幾乎沒有任何行凶者的資訊。
在他進行的大量的田野調查和訪談，以及他人的報告訪談中，壹些幸存者、受害者的家人以及退休的幹部提供了相同的答案——地方幹部和民兵對“集體殺戮”負有直接責任。
蘇陽把集體殺戮的參與者分為叁種，壹是授權者，即那些有可能也有能力阻止殺戮發生卻選擇對此視而不見的上層領導；贰是召集人，即當地作出殺人決策的官員，主要是村或者鄉鎮的領導，通常由他們來選擇受害者，然後組織安排殺人事件，在壹些個案中，縣級領導也會參與其中；最後便是少數幹“髒活”的人，通常都是民兵中的精英，不僅包括那些毆打、射殺受害者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下令實行殺戮的人；還包括那些在暴行中進行協助和教唆的人，沒有他們，事件也不可能發生。
蘇陽說，這叁種人全部都是“毛時代的普通人”。
“普通人”的概念來自德國贰戰種族大屠殺的研究。此處“普通”指沒有心理毛病，居家過日子的人。
但蘇陽說，這些“普通人”和其他大多數的普通人還是有著顯著區別的。首先，他們都與國家有著聯系，有的是地方幹部、民兵中的精英，有的則是上層的官員。其次，他們的個人履歷證明他們對毛的階級斗爭理論有著深層的意識形態信仰。
第叁，雖然缺乏廣泛的證據，但壹些殺人者似乎受心理因素困擾，這可以從他們殺戮特別弱小人群的意願以及有時顯示出的異乎尋常的殘酷看出。
文革會否再來？
今年是文革爆發六拾周年，結束伍拾周年，文革是否再來卻成了近幾年的熱門話題。
宋永毅說，文革是壹場持續了拾年的大政治運動，可以說窮盡了壹般政治運動的所有模式和特點。對以後的政治運作方式和參與者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是必然的，甚至89年天安門運動的參與者中有不少其實就是當年的造反派。
“如果我們說，文革作為壹場針對官僚階層的群眾運動，那麼我認為文革不太會重演。但如果把文革作為壹種極端的政治文化，那我認為文革是現在進行時，尤其是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的畫像，依舊陰魂不散。”
對比世界上其他的屠殺，側重研究“集體殺戮”過程和多重機制的蘇陽提醒，大屠殺和“集體殺戮”，雖然罕見，但卻是反復出現的現象，而非歷史上的孤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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