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
在具體分析廣西和廣東兩地的“集體殺戮”的發生機制時，蘇陽指出，文革時期，劃分階級敵人、激勵潛在的行凶者以及法律解體，幾乎是壹個全國普遍現象，也是從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就不斷推進的進程。
他說，比起其他地方，廣西省和廣東省還有兩個其他省份沒有的進程，壹個是獨特的移民歷史，這使得兩省人沉浸在濃重的宗族認同和相互競爭的文化之中，這壹點為其他進程的發揮提供了強大的基礎；另壹個進程便是兩省顯著且深入的“戰爭狀態的建構”，派系間的暴力事件在這兩個省延續時間尤其長。
為了結束暴力局面並加速新的省政府權威的建立，國家高層領導認可並強化了處於領導地位的派系編出詆毀對手的陰謀論，這大大激化了運動進入“戰爭狀態”。這也是為什麼這兩個省的集體殺戮尤為駭人的原因。
土改模式與“指標殺戮”
對新中國歷代政治運動進行了專門研究的宋永毅發現，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與土改時期的政治暴力極為相似。他說，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治國，但是對大規模的法外的“集體殺戮”，毛策劃、參與並采取了縱容態度的卻只有兩個，即作為毛時代開端的暴力土改運動和作為毛時代最後壹場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們對這兩場政治運動中的大屠殺做壹個粗淺的比較研究，便會非常清晰地發現兩者在源流、對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脈相連和驚人相似。”
和土改壹樣，文革中最大規模的幾次“集體殺戮”如北京的“大興慘案”、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事件、湖南邵陽的“黑殺風血案”、廣東和廣西的農村大屠殺以及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事件”都發生在中國農村，都形塑於土改模式，他說。
特拉華州立大學程映虹教授則將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視為對“指標殺戮”的失控。
據宋永毅的資料庫裡的檔案《毛澤東對鎮反殺人比例的指示》記載，1951年4月20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西南局發電報，對當時的鎮反運動（即鎮壓反革命運動）下達明確的指示：“關於殺人比例，中央贰月會議確定為千分之壹，先殺壹半，再看情形辦理。現在西南已達到這個千分之壹，中南和華東有些省份也已達到千分之壹，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千分之壹。看來，要解決問題，華東、中南、西南這叁個地區都必須超過千分之壹，但也不宜超過太多。”
程映虹指出，鎮反運動中出現“千分之壹”這個比例和指標，像幽靈似的出現在新中國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標殺人，並不新鮮，在蘇聯時代就有，但斯大林鎮壓配額的計算並非完全由中央憑空捏造，而是通過壹種“自下而上申報、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動機制、極其冷血地計算出來的。那麼，中國“千分之壹”從何而來？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澤東先後發表了叁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和《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程映虹說，他發現1920年代中期毛澤東文章中指出的中國農村“極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與1950年代初全國的處決指標完全壹致。
然而吊詭的是，這叁篇文章僅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於1951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壹卷，但經過大幅刪改，尤其是刪除量化人口比例數據。另外兩篇長期未收入《毛澤東選集》；其中《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遲至1993年才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壹卷，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官方正式選集與文集中始終未全文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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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比起其他地方，廣西省和廣東省還有兩個其他省份沒有的進程，壹個是獨特的移民歷史，這使得兩省人沉浸在濃重的宗族認同和相互競爭的文化之中，這壹點為其他進程的發揮提供了強大的基礎；另壹個進程便是兩省顯著且深入的“戰爭狀態的建構”，派系間的暴力事件在這兩個省延續時間尤其長。
為了結束暴力局面並加速新的省政府權威的建立，國家高層領導認可並強化了處於領導地位的派系編出詆毀對手的陰謀論，這大大激化了運動進入“戰爭狀態”。這也是為什麼這兩個省的集體殺戮尤為駭人的原因。
土改模式與“指標殺戮”
對新中國歷代政治運動進行了專門研究的宋永毅發現，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與土改時期的政治暴力極為相似。他說，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治國，但是對大規模的法外的“集體殺戮”，毛策劃、參與並采取了縱容態度的卻只有兩個，即作為毛時代開端的暴力土改運動和作為毛時代最後壹場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們對這兩場政治運動中的大屠殺做壹個粗淺的比較研究，便會非常清晰地發現兩者在源流、對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脈相連和驚人相似。”
和土改壹樣，文革中最大規模的幾次“集體殺戮”如北京的“大興慘案”、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事件、湖南邵陽的“黑殺風血案”、廣東和廣西的農村大屠殺以及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事件”都發生在中國農村，都形塑於土改模式，他說。
特拉華州立大學程映虹教授則將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視為對“指標殺戮”的失控。
據宋永毅的資料庫裡的檔案《毛澤東對鎮反殺人比例的指示》記載，1951年4月20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西南局發電報，對當時的鎮反運動（即鎮壓反革命運動）下達明確的指示：“關於殺人比例，中央贰月會議確定為千分之壹，先殺壹半，再看情形辦理。現在西南已達到這個千分之壹，中南和華東有些省份也已達到千分之壹，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千分之壹。看來，要解決問題，華東、中南、西南這叁個地區都必須超過千分之壹，但也不宜超過太多。”
程映虹指出，鎮反運動中出現“千分之壹”這個比例和指標，像幽靈似的出現在新中國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標殺人，並不新鮮，在蘇聯時代就有，但斯大林鎮壓配額的計算並非完全由中央憑空捏造，而是通過壹種“自下而上申報、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動機制、極其冷血地計算出來的。那麼，中國“千分之壹”從何而來？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澤東先後發表了叁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和《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程映虹說，他發現1920年代中期毛澤東文章中指出的中國農村“極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與1950年代初全國的處決指標完全壹致。
然而吊詭的是，這叁篇文章僅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於1951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壹卷，但經過大幅刪改，尤其是刪除量化人口比例數據。另外兩篇長期未收入《毛澤東選集》；其中《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遲至1993年才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壹卷，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官方正式選集與文集中始終未全文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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