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学界详解被掩盖的文革真相 —"集体杀戮"
在具体分析广西和广东两地的“集体杀戮”的发生机制时，苏阳指出，文革时期，划分阶级敌人、激励潜在的行凶者以及法律解体，几乎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也是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就不断推进的进程。
他说，比起其他地方，广西省和广东省还有两个其他省份没有的进程，一个是独特的移民历史，这使得两省人沉浸在浓重的宗族认同和相互竞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为其他进程的发挥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另一个进程便是两省显著且深入的“战争状态的建构”，派系间的暴力事件在这两个省延续时间尤其长。
为了结束暴力局面并加速新的省政府权威的建立，国家高层领导认可并强化了处于领导地位的派系编出诋毁对手的阴谋论，这大大激化了运动进入“战争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省的集体杀戮尤为骇人的原因。
土改模式与“指标杀戮”
对新中国历代政治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的宋永毅发现，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与土改时期的政治暴力极为相似。他说，毛泽东依靠政治运动治国，但是对大规模的法外的“集体杀戮”，毛策划、参与并采取了纵容态度的却只有两个，即作为毛时代开端的暴力土改运动和作为毛时代最后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对这两场政治运动中的大屠杀做一个粗浅的比较研究，便会非常清晰地发现两者在源流、对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脉相连和惊人相似。”
和土改一样，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几次“集体杀戮”如北京的“大兴惨案”、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事件、湖南邵阳的“黑杀风血案”、广东和广西的农村大屠杀以及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农村，都形塑于土改模式，他说。
特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则将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视为对“指标杀戮”的失控。
据宋永毅的资料库里的档案《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记载，1951年4月2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发电报，对当时的镇反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下达明确的指示：“关于杀人比例，中央二月会议确定为千分之一，先杀一半，再看情形办理。现在西南已达到这个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有些省份也已达到千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千分之一。看来，要解决问题，华东、中南、西南这三个地区都必须超过千分之一，但也不宜超过太多。”
程映虹指出，镇反运动中出现“千分之一”这个比例和指标，像幽灵似的出现在新中国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标杀人，并不新鲜，在苏联时代就有，但斯大林镇压配额的计算并非完全由中央凭空捏造，而是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动机制、极其冷血地计算出来的。那么，中国“千分之一”从何而来？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程映虹说，他发现1920年代中期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农村“极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与1950年代初全国的处决指标完全一致。
然而吊诡的是，这三篇文章仅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但经过大幅删改，尤其是删除量化人口比例数据。另外两篇长期未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中《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迟至1993年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官方正式选集与文集中始终未全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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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他说，比起其他地方，广西省和广东省还有两个其他省份没有的进程，一个是独特的移民历史，这使得两省人沉浸在浓重的宗族认同和相互竞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为其他进程的发挥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另一个进程便是两省显著且深入的“战争状态的建构”，派系间的暴力事件在这两个省延续时间尤其长。
为了结束暴力局面并加速新的省政府权威的建立，国家高层领导认可并强化了处于领导地位的派系编出诋毁对手的阴谋论，这大大激化了运动进入“战争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省的集体杀戮尤为骇人的原因。
土改模式与“指标杀戮”
对新中国历代政治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的宋永毅发现，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与土改时期的政治暴力极为相似。他说，毛泽东依靠政治运动治国，但是对大规模的法外的“集体杀戮”，毛策划、参与并采取了纵容态度的却只有两个，即作为毛时代开端的暴力土改运动和作为毛时代最后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对这两场政治运动中的大屠杀做一个粗浅的比较研究，便会非常清晰地发现两者在源流、对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脉相连和惊人相似。”
和土改一样，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几次“集体杀戮”如北京的“大兴惨案”、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事件、湖南邵阳的“黑杀风血案”、广东和广西的农村大屠杀以及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农村，都形塑于土改模式，他说。
特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则将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视为对“指标杀戮”的失控。
据宋永毅的资料库里的档案《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记载，1951年4月2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发电报，对当时的镇反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下达明确的指示：“关于杀人比例，中央二月会议确定为千分之一，先杀一半，再看情形办理。现在西南已达到这个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有些省份也已达到千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千分之一。看来，要解决问题，华东、中南、西南这三个地区都必须超过千分之一，但也不宜超过太多。”
程映虹指出，镇反运动中出现“千分之一”这个比例和指标，像幽灵似的出现在新中国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标杀人，并不新鲜，在苏联时代就有，但斯大林镇压配额的计算并非完全由中央凭空捏造，而是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动机制、极其冷血地计算出来的。那么，中国“千分之一”从何而来？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程映虹说，他发现1920年代中期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农村“极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与1950年代初全国的处决指标完全一致。
然而吊诡的是，这三篇文章仅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但经过大幅删改，尤其是删除量化人口比例数据。另外两篇长期未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中《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迟至1993年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官方正式选集与文集中始终未全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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