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
第叁種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如內蒙古借深挖“內人黨”對成千上萬蒙古族群眾的殘害便是典型。有時，這叁種類型也混合出現，宋永毅說。
就源發性而論，道縣的事件爆發的時間較早，在1967年8月。而廣西、內蒙等地的大屠殺壹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規模地發生，他解釋說。
對農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也建立了“縣志資料庫”（1998-2010），通過對2200多本地方志進行大規模的量化處理，建構大規模的資料庫，揭示了文革動蕩在全國的時空演變，成為研究文革基層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陽當時師從於魏昂德，他不僅是這個資料庫最核心的成員之壹，更是最早利用資料庫資料對文革進行研究的學者之壹，其成果便是享譽學界的《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壹書。
蘇陽利用1530本縣志和大量的田野調查和采訪，分析了廣西、廣東、湖北叁省的農村“集體殺戮”的動態過程與發生機制。
蘇陽說：“縣志由地方政府編撰，並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關文革暴力的記錄偏於簡略，甚至隱瞞。即便如此，根據廣東、廣西兩省的縣志整理出來的圖景，還是觸目驚心。”
通過數據和統計模型進行文革研究的壹個優勢是可以更精准地對“集體殺戮”進行描述。如其中壹個廣為人知的成果便是對文革死亡人數的估計。
文革死亡人數，壹直有兩個廣為流傳的說法，壹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編寫的內部資料估計，文革拾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2.8萬；另壹個經常被引用，是時任中共領導人葉劍英的說法，稱文革中超過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葉的說法卻無從通過官方途徑考究。
基於1,530本縣志中提供的資料，蘇陽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農村的死亡人數介於492,000至1,970,000之間。基於2,213個縣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間死亡人數約110萬至160萬，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約2,200萬至3,000萬。
同時，來自這些縣志的數據也清楚地顯示“集體殺戮”。曾席卷全國，尤其是廣西省和廣東省。
在這兩個省份，超過半數的縣曾發生過“集體殺戮”。縣志中顯示的“集體殺戮”的時間點也可以推斷出文革中絕大多數的死亡是由於殺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導致。
誰該為“集體殺戮”負責
宋永毅說，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這拾多起大屠殺慘案無壹不是各級國家機器行為。這壹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共產中國是壹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文革中，凡動用壹個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須有中央軍委甚至主席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內關於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文件也承認，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殺人多是在非武斗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害的。”
“當然在每壹個集體殺戮事件裡，施害的國家機器的級別層次和它們發揮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劃和組織，有的是積極參與，有的則是縱容預設，”宋永毅說。
他說，哪怕是廣西文革中出現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據機密檔案的記載，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不僅是代表中共國家機器的那些人的親力親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的直接後果。對“人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援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
“盡管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集團從沒有支援過吃人，甚至也有過反對極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們仍難辭其咎。”
與宋永毅從國家政策、高層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體殺戮”不同的是，蘇陽則選擇從“社區視角”更為動態和微觀地看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來自國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為殺人者？“集體殺戮”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發生？
蘇陽認為，這些“集體殺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現的，而不是預先策劃的結果，國家政策的影響是間接的。
“我提出的社區模型，也就是沒有中央政府明確的滅絕政策的條件下，滅絕殺戮仍然可能發生了，即所謂鄰居殺鄰居的現象。這壹點，文革農村的‘集體殺戮’體現得明顯。延依此模型，進而可以對歷史上的重大屠殺事件找到新的發現。”
他說，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國，很多迫害和殺戮，其實不是國家組織進行，而是公民自發而為。盧安達的屠殺雖然有政府號召，其實施過程也發生在基層社區裡，鄰居撲向鄰居。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就源發性而論，道縣的事件爆發的時間較早，在1967年8月。而廣西、內蒙等地的大屠殺壹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規模地發生，他解釋說。
對農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也建立了“縣志資料庫”（1998-2010），通過對2200多本地方志進行大規模的量化處理，建構大規模的資料庫，揭示了文革動蕩在全國的時空演變，成為研究文革基層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陽當時師從於魏昂德，他不僅是這個資料庫最核心的成員之壹，更是最早利用資料庫資料對文革進行研究的學者之壹，其成果便是享譽學界的《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壹書。
蘇陽利用1530本縣志和大量的田野調查和采訪，分析了廣西、廣東、湖北叁省的農村“集體殺戮”的動態過程與發生機制。
蘇陽說：“縣志由地方政府編撰，並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關文革暴力的記錄偏於簡略，甚至隱瞞。即便如此，根據廣東、廣西兩省的縣志整理出來的圖景，還是觸目驚心。”
通過數據和統計模型進行文革研究的壹個優勢是可以更精准地對“集體殺戮”進行描述。如其中壹個廣為人知的成果便是對文革死亡人數的估計。
文革死亡人數，壹直有兩個廣為流傳的說法，壹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編寫的內部資料估計，文革拾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2.8萬；另壹個經常被引用，是時任中共領導人葉劍英的說法，稱文革中超過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葉的說法卻無從通過官方途徑考究。
基於1,530本縣志中提供的資料，蘇陽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農村的死亡人數介於492,000至1,970,000之間。基於2,213個縣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間死亡人數約110萬至160萬，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約2,200萬至3,000萬。
同時，來自這些縣志的數據也清楚地顯示“集體殺戮”。曾席卷全國，尤其是廣西省和廣東省。
在這兩個省份，超過半數的縣曾發生過“集體殺戮”。縣志中顯示的“集體殺戮”的時間點也可以推斷出文革中絕大多數的死亡是由於殺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導致。
誰該為“集體殺戮”負責
宋永毅說，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這拾多起大屠殺慘案無壹不是各級國家機器行為。這壹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共產中國是壹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文革中，凡動用壹個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須有中央軍委甚至主席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內關於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文件也承認，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殺人多是在非武斗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害的。”
“當然在每壹個集體殺戮事件裡，施害的國家機器的級別層次和它們發揮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劃和組織，有的是積極參與，有的則是縱容預設，”宋永毅說。
他說，哪怕是廣西文革中出現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據機密檔案的記載，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不僅是代表中共國家機器的那些人的親力親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的直接後果。對“人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援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
“盡管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集團從沒有支援過吃人，甚至也有過反對極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們仍難辭其咎。”
與宋永毅從國家政策、高層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體殺戮”不同的是，蘇陽則選擇從“社區視角”更為動態和微觀地看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來自國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為殺人者？“集體殺戮”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發生？
蘇陽認為，這些“集體殺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現的，而不是預先策劃的結果，國家政策的影響是間接的。
“我提出的社區模型，也就是沒有中央政府明確的滅絕政策的條件下，滅絕殺戮仍然可能發生了，即所謂鄰居殺鄰居的現象。這壹點，文革農村的‘集體殺戮’體現得明顯。延依此模型，進而可以對歷史上的重大屠殺事件找到新的發現。”
他說，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國，很多迫害和殺戮，其實不是國家組織進行，而是公民自發而為。盧安達的屠殺雖然有政府號召，其實施過程也發生在基層社區裡，鄰居撲向鄰居。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更多...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