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学界详解被掩盖的文革真相 —"集体杀戮"
第三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如内蒙古借深挖“内人党”对成千上万蒙古族群众的残害便是典型。有时，这三种类型也混合出现，宋永毅说。
就源发性而论，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在1967年8月。而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他解释说。
对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建立了“县志资料库”（1998-2010），通过对2200多本地方志进行大规模的量化处理，建构大规模的资料库，揭示了文革动荡在全国的时空演变，成为研究文革基层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当时师从于魏昂德，他不仅是这个资料库最核心的成员之一，更是最早利用资料库资料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誉学界的《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
苏阳利用1530本县志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采访，分析了广西、广东、湖北三省的农村“集体杀戮”的动态过程与发生机制。
苏阳说：“县志由地方政府编撰，并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关文革暴力的记录偏于简略，甚至隐瞒。即便如此，根据广东、广西两省的县志整理出来的图景，还是触目惊心。”
通过数据和统计模型进行文革研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更精准地对“集体杀戮”进行描述。如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成果便是对文革死亡人数的估计。
文革死亡人数，一直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一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估计，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2.8万；另一个经常被引用，是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的说法，称文革中超过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叶的说法却无从通过官方途径考究。
基于1,530本县志中提供的资料，苏阳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农村的死亡人数介于492,000至1,970,000之间。基于2,213个县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间死亡人数约110万至160万，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约2,200万至3,000万。
同时，来自这些县志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集体杀戮”。曾席卷全国，尤其是广西省和广东省。
在这两个省份，超过半数的县曾发生过“集体杀戮”。县志中显示的“集体杀戮”的时间点也可以推断出文革中绝大多数的死亡是由于杀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导致。
谁该为“集体杀戮”负责
宋永毅说，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这十多起大屠杀惨案无一不是各级国家机器行为。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共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文革中，凡动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须有中央军委甚至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如中共党内关于广西大屠杀的机密文件也承认，广西杀人多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害的。”
“当然在每一个集体杀戮事件里，施害的国家机器的级别层次和它们发挥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划和组织，有的是积极参与，有的则是纵容预设，”宋永毅说。
他说，哪怕是广西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据机密档案的记载，绝大部分的“吃人案”不仅是代表中共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亲力亲为，还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对“人吃人”风潮的间接支援和直接纵容还来自权力的更高层面。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集团从没有支援过吃人，甚至也有过反对极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们仍难辞其咎。”
与宋永毅从国家政策、高层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体杀戮”不同的是，苏阳则选择从“社区视角”更为动态和微观地看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来自国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为杀人者？“集体杀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发生？
苏阳认为，这些“集体杀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现的，而不是预先策划的结果，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
“我提出的社区模型，也就是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灭绝政策的条件下，灭绝杀戮仍然可能发生了，即所谓邻居杀邻居的现象。这一点，文革农村的‘集体杀戮’体现得明显。延依此模型，进而可以对历史上的重大屠杀事件找到新的发现。”
他说，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国，很多迫害和杀戮，其实不是国家组织进行，而是公民自发而为。卢安达的屠杀虽然有政府号召，其实施过程也发生在基层社区里，邻居扑向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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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源发性而论，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在1967年8月。而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他解释说。
对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建立了“县志资料库”（1998-2010），通过对2200多本地方志进行大规模的量化处理，建构大规模的资料库，揭示了文革动荡在全国的时空演变，成为研究文革基层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当时师从于魏昂德，他不仅是这个资料库最核心的成员之一，更是最早利用资料库资料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誉学界的《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
苏阳利用1530本县志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采访，分析了广西、广东、湖北三省的农村“集体杀戮”的动态过程与发生机制。
苏阳说：“县志由地方政府编撰，并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关文革暴力的记录偏于简略，甚至隐瞒。即便如此，根据广东、广西两省的县志整理出来的图景，还是触目惊心。”
通过数据和统计模型进行文革研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更精准地对“集体杀戮”进行描述。如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成果便是对文革死亡人数的估计。
文革死亡人数，一直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一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估计，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2.8万；另一个经常被引用，是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的说法，称文革中超过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叶的说法却无从通过官方途径考究。
基于1,530本县志中提供的资料，苏阳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农村的死亡人数介于492,000至1,970,000之间。基于2,213个县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间死亡人数约110万至160万，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约2,200万至3,000万。
同时，来自这些县志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集体杀戮”。曾席卷全国，尤其是广西省和广东省。
在这两个省份，超过半数的县曾发生过“集体杀戮”。县志中显示的“集体杀戮”的时间点也可以推断出文革中绝大多数的死亡是由于杀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导致。
谁该为“集体杀戮”负责
宋永毅说，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这十多起大屠杀惨案无一不是各级国家机器行为。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共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文革中，凡动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须有中央军委甚至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如中共党内关于广西大屠杀的机密文件也承认，广西杀人多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害的。”
“当然在每一个集体杀戮事件里，施害的国家机器的级别层次和它们发挥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划和组织，有的是积极参与，有的则是纵容预设，”宋永毅说。
他说，哪怕是广西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据机密档案的记载，绝大部分的“吃人案”不仅是代表中共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亲力亲为，还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对“人吃人”风潮的间接支援和直接纵容还来自权力的更高层面。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集团从没有支援过吃人，甚至也有过反对极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们仍难辞其咎。”
与宋永毅从国家政策、高层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体杀戮”不同的是，苏阳则选择从“社区视角”更为动态和微观地看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来自国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为杀人者？“集体杀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发生？
苏阳认为，这些“集体杀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现的，而不是预先策划的结果，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
“我提出的社区模型，也就是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灭绝政策的条件下，灭绝杀戮仍然可能发生了，即所谓邻居杀邻居的现象。这一点，文革农村的‘集体杀戮’体现得明显。延依此模型，进而可以对历史上的重大屠杀事件找到新的发现。”
他说，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国，很多迫害和杀戮，其实不是国家组织进行，而是公民自发而为。卢安达的屠杀虽然有政府号召，其实施过程也发生在基层社区里，邻居扑向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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