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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被父母捡来的废品塞满了"
"我的家,被父母捡来的废品塞满了""我的家,被父母捡来的废品塞满了"
张丽不喜欢这种脏乱的用法，自己花钱买了带抽绳的家用垃圾袋，口径大，一提就能扔。但母亲完全无法理解：「垃圾袋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
图源电影《寄生虫》
厨房也是同样的战场。只要外面有促销抽奖送东西，母亲就去领。张丽形容：「碗柜里永远有五六十个盆和碗，摞得跟博物馆似的。」家里一共才三口人吃饭，常用的碗不到10个，剩下的几十个就永远堆在柜子里。
除了碗，家里还囤着用不完的盆。比如几十年前的一个大号搪瓷盆。每年过年，家里会买条活鱼扔在水盆里。「每一年，这个盆就干这一个用，其他时候没有用。」
为了能让家里的东西少一点，张丽试图用钱解决问题。她直接对母亲说：「你这个能卖多少钱？我把这个钱给你，你不要去捡垃圾往家里搬了。」
但这种沟通没有任何效果。在母亲眼里，这些东西只要没坏，就是有价值的。
这种囤积有时会演变成一场捉迷藏。在杭州，陈潜的房子有140平方米，父母有单独的房间。发现父母捡垃圾后，陈潜也找他们谈过，一开始很柔和，「最好不要捡，家里什么都不缺。」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理解父母的做法。母亲的养老金每月一百多元，父亲年轻时当过兵，负过伤，按照伤残军人退役后，每月也才2000块，二老节俭得对自己都很苛刻。陈潜举了个例子，来杭州后，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出门找公厕去上厕所——觉得家里的马桶费水。捡垃圾，只不过是过度节俭的无数种体现之一。
听到陈潜的劝告，母亲点头，父亲不说话。后来，二老开始藏东西。但陈潜还是在父母的床下看见了几十双旧鞋。原本空荡荡的床底被塞得严严实实，那些鞋大小不同、颜色各异。为了不让儿子发现，老两口偷偷清空了床底，塞满了捡来的东西。
陈潜开始还觉得，是父母的钱不够用，经常给他们几千块钱生活费，后来才发现，父母根本不会花这个钱，全存上，继续悄悄捡东西。
如果说一些老人的囤积是出于匮乏时代的生存惯性，在杭州的70岁的老林，则是另一种囤积逻辑，他囤得最多的不是生活废品，而是「信息」和「过去」。
在他那间120平方米的房子里，客厅被几十个纸箱填满。这些纸箱里装的，是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试卷、作业本和草稿纸。老林没有给箱子贴标签，但他心里有一本账，哪一箱是哪一年的，他大致清楚。对他来说，这些「回忆」是绝对不能丢弃的资产。
除了「试卷山」，家里还堆满了老报纸、旧资料，以及那些已经坏掉、被他认为「修修还能用」的家电。客厅的电视坏了很久没修，旧空调拆下来也舍不得扔。储物柜早已被早年的旧物塞满，新的东西只能在桌子、钢琴、茶几上堆起来。
这种囤积在家里形成了一种压抑的负担。每当妻子、女儿试图整理，老林通常都会阻止。他有一种无声的威慑力，只要他在场，谁也不敢真正把那些装满试卷的箱子搬出门。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老林用这些旧纸堆垒起了一道「围墙」，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紧紧地困在其中，只留了几条用来走路的小道。
这道「围墙」，也在不停地挤压着两代人之间原本体面的关系和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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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图源电影《寄生虫》
厨房也是同样的战场。只要外面有促销抽奖送东西，母亲就去领。张丽形容：「碗柜里永远有五六十个盆和碗，摞得跟博物馆似的。」家里一共才三口人吃饭，常用的碗不到10个，剩下的几十个就永远堆在柜子里。
除了碗，家里还囤着用不完的盆。比如几十年前的一个大号搪瓷盆。每年过年，家里会买条活鱼扔在水盆里。「每一年，这个盆就干这一个用，其他时候没有用。」
为了能让家里的东西少一点，张丽试图用钱解决问题。她直接对母亲说：「你这个能卖多少钱？我把这个钱给你，你不要去捡垃圾往家里搬了。」
但这种沟通没有任何效果。在母亲眼里，这些东西只要没坏，就是有价值的。
这种囤积有时会演变成一场捉迷藏。在杭州，陈潜的房子有140平方米，父母有单独的房间。发现父母捡垃圾后，陈潜也找他们谈过，一开始很柔和，「最好不要捡，家里什么都不缺。」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理解父母的做法。母亲的养老金每月一百多元，父亲年轻时当过兵，负过伤，按照伤残军人退役后，每月也才2000块，二老节俭得对自己都很苛刻。陈潜举了个例子，来杭州后，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出门找公厕去上厕所——觉得家里的马桶费水。捡垃圾，只不过是过度节俭的无数种体现之一。
听到陈潜的劝告，母亲点头，父亲不说话。后来，二老开始藏东西。但陈潜还是在父母的床下看见了几十双旧鞋。原本空荡荡的床底被塞得严严实实，那些鞋大小不同、颜色各异。为了不让儿子发现，老两口偷偷清空了床底，塞满了捡来的东西。
陈潜开始还觉得，是父母的钱不够用，经常给他们几千块钱生活费，后来才发现，父母根本不会花这个钱，全存上，继续悄悄捡东西。
如果说一些老人的囤积是出于匮乏时代的生存惯性，在杭州的70岁的老林，则是另一种囤积逻辑，他囤得最多的不是生活废品，而是「信息」和「过去」。
在他那间120平方米的房子里，客厅被几十个纸箱填满。这些纸箱里装的，是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试卷、作业本和草稿纸。老林没有给箱子贴标签，但他心里有一本账，哪一箱是哪一年的，他大致清楚。对他来说，这些「回忆」是绝对不能丢弃的资产。
除了「试卷山」，家里还堆满了老报纸、旧资料，以及那些已经坏掉、被他认为「修修还能用」的家电。客厅的电视坏了很久没修，旧空调拆下来也舍不得扔。储物柜早已被早年的旧物塞满，新的东西只能在桌子、钢琴、茶几上堆起来。
这种囤积在家里形成了一种压抑的负担。每当妻子、女儿试图整理，老林通常都会阻止。他有一种无声的威慑力，只要他在场，谁也不敢真正把那些装满试卷的箱子搬出门。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老林用这些旧纸堆垒起了一道「围墙」，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紧紧地困在其中，只留了几条用来走路的小道。
这道「围墙」，也在不停地挤压着两代人之间原本体面的关系和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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