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口述历史:文革唯一的奥地利红卫兵 亲眼见证武斗
然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59 年到 61 年。这个我们也度过了。还好我跟我妈是外侨。55 年以后,我妈的护照和我的护照就过期了,我们就属于无国籍。我在中国生活到差不多 22 岁才拿到奥地利国籍和护照。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和我妈都是无国籍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东西比较困难,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都要用蛋票、粮票、各种食品票。我们是外侨,有照顾。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 38 斤大米或者白面,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亲和两个弟弟好像一个月就 22 斤,还是粗粮,没有大米,没有白面,是苞米茬子、高粱米这些。我们还有鱼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话,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一斤油,其他人一个月只有二两油。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家当时没有怎么受苦。跟其他同学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学饿得要死,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随便偷了一块馒头送给我同学。61 年以后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972年在维也纳拍的照片图像来源: Privat被贴大字报
小学的时候,好像我 10 岁的时候,到农村去。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 有一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到一个稻田地里去。 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 都摞在一起,要晾干。 因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们要把老鼠洞打开,把大米拿出来。 这个工作我们做过。 我跟着去了一个星期。 我们住在农村一个草棚里面,都带着行李,很高兴。 我们就去挖老鼠洞。 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用皮筋把裤腿都绑紧了,怕老鼠钻到我裤腿里头去。 我们小学那时候挖了好像有两百多斤大米。 老鼠洞里很有意思。 挖了以后,洞里有米壳子,专门放一堆;大米都分开的,干干净净的。 那回我就高兴了。 我说我们每个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 我就这样想的。 结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后、再到学校的时候,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大米。 结果没有,也没有人提这个事。 后来我就问了一个老师。 我说我们上个星期挖那么多大米,要不要分给我们每个同学一人一斤。 他说你傻孩子,这个我们都上交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师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没有上交。
那个时候,春天或秋天,还要挖粪肥。到水池子、河沟里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来做肥,这些我们也都做过。小学的时候,每天要到马路上去捡马粪,用小桶装了收起来,上交到学校。还有打苍蝇,看谁打得多,把苍蝇收集起来,放在小盒子里交给老师,老师就数你打了多少。有的时候苍蝇装得火柴盒子一样一小盒。有一次我还去了院里一个养牛的地方,四五头牛,可以挤牛奶的,我看到那边苍蝇特别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为我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1959 年以前在东北有很多苏联专家,1959 年以后全部都走掉了。从 1959 年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过欧洲人,好像还有一个苏联人见过一次,其他的欧洲人都没有见过。除了妈妈之外,当时在沈阳,我是唯一的欧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儿,我要进城啊,走到哪儿,大家都看我,从头看到脚,有些人还要摸摸我的头发。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我就骂他,用中文骂他,他们说骂得跟我们一样,会中文呢。但是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要是外出、要下乡,外地的孩子都来看我,他们会赶他们的,我同学都保护我。我院儿里的同学、小朋友也会保护我,同学也会保护我。我怎么说呢,人缘不错,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缘不错,总是有人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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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东西比较困难,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都要用蛋票、粮票、各种食品票。我们是外侨,有照顾。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 38 斤大米或者白面,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亲和两个弟弟好像一个月就 22 斤,还是粗粮,没有大米,没有白面,是苞米茬子、高粱米这些。我们还有鱼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话,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一斤油,其他人一个月只有二两油。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家当时没有怎么受苦。跟其他同学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学饿得要死,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随便偷了一块馒头送给我同学。61 年以后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972年在维也纳拍的照片图像来源: Privat被贴大字报
小学的时候,好像我 10 岁的时候,到农村去。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 有一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到一个稻田地里去。 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 都摞在一起,要晾干。 因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们要把老鼠洞打开,把大米拿出来。 这个工作我们做过。 我跟着去了一个星期。 我们住在农村一个草棚里面,都带着行李,很高兴。 我们就去挖老鼠洞。 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用皮筋把裤腿都绑紧了,怕老鼠钻到我裤腿里头去。 我们小学那时候挖了好像有两百多斤大米。 老鼠洞里很有意思。 挖了以后,洞里有米壳子,专门放一堆;大米都分开的,干干净净的。 那回我就高兴了。 我说我们每个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 我就这样想的。 结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后、再到学校的时候,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大米。 结果没有,也没有人提这个事。 后来我就问了一个老师。 我说我们上个星期挖那么多大米,要不要分给我们每个同学一人一斤。 他说你傻孩子,这个我们都上交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师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没有上交。
那个时候,春天或秋天,还要挖粪肥。到水池子、河沟里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来做肥,这些我们也都做过。小学的时候,每天要到马路上去捡马粪,用小桶装了收起来,上交到学校。还有打苍蝇,看谁打得多,把苍蝇收集起来,放在小盒子里交给老师,老师就数你打了多少。有的时候苍蝇装得火柴盒子一样一小盒。有一次我还去了院里一个养牛的地方,四五头牛,可以挤牛奶的,我看到那边苍蝇特别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为我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1959 年以前在东北有很多苏联专家,1959 年以后全部都走掉了。从 1959 年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过欧洲人,好像还有一个苏联人见过一次,其他的欧洲人都没有见过。除了妈妈之外,当时在沈阳,我是唯一的欧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儿,我要进城啊,走到哪儿,大家都看我,从头看到脚,有些人还要摸摸我的头发。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我就骂他,用中文骂他,他们说骂得跟我们一样,会中文呢。但是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要是外出、要下乡,外地的孩子都来看我,他们会赶他们的,我同学都保护我。我院儿里的同学、小朋友也会保护我,同学也会保护我。我怎么说呢,人缘不错,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缘不错,总是有人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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