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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成壹座高考工廠?:衡水教育集團擴張史
如何建成壹座高考工廠?:衡水教育集團擴張史如何建成壹座高考工廠?:衡水教育集團擴張史
編者按：
今年年初，編輯部發表了關於衡水制教育制度及衡中本身的調研倡議，盡管很快就因為不明原因（笑）被舉報下架，但對其的調研、討論與征集卻仍然在繼續。前幾期我們發布了關於衡中的調研，本期是壹篇總結性的文章，回顧了這個高考“超級工廠”是如何成長為如今的規模的。
引言： “衡水神話”的重構
在當代中國基礎教育的演進歷程中，“衡水模式”無疑是最具爭議、影響最為深遠且牽涉利益最為復雜的教育現象之壹。發軔於河北省衡水市這壹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的衡水中學，憑借極高的重點大學升學率，不僅完成了從地方普通中學向省級“超級中學”的蛻變，更在此後的拾余年間，跨越了公辦與民辦的體制邊界，與各類商業資本、地方官僚深度媾和，演化為壹個龐大的跨區域教育資本帝國——“衡水集團” 。
然而，僅僅將衡水中學視為壹個應試教育的極端案例，或是壹個單純的商業擴張神話，都無法觸及這壹現象的本質。衡水模式的內核，是壹場在特定歷史時期下，地方官僚體系、房地產實體資本、跨國金融資本與教育管理層共同合謀的政治-“文化”資本交易。在這壹過程中，公辦教育資源的公共性被系統性地剝離，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即驚人的升學率與名校光環）被轉化為可在市場上流通與套現的經濟資本，最終導致了區域教育生態的嚴重破壞與教育內卷的無限加劇 。
該如何看待衡水中學，或者說，該如何去理解衡水“模式”的出現？衡水模式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義務教育體制的寡頭化下的壹種組織模式。在表面上，人們喜聞樂見的評論是，衡水模式破壞了所謂義務教育的公平性，而實際上，如果我們將教育體制看成是壹種資本主義市場的壹個亞系統，那麼這種對於公平性的破壞，實際上就是壹種資本主義義務教育系統中的寡頭化的特質，——它破壞了教育的公平，——然後呢？
中國的義務教育，現如今看來，其教育/生產模式實際上已經有了壹個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前提：它就像追逐利潤壹樣追逐升學率，——衡水中學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義務教育在邏輯的悖論中不斷前行的產物，就像資本主義產生了自己的寡頭化癌症壹樣，義務教育也產生了衡水模式。
而支持這種教育寡頭化再生產的底層配置，實際上就是衡水集團本身的資本積累。
衡水中學的資本——文化場域
（壹） 資本的形態與轉換
布迪厄將資本區分為叁種基本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其中，文化資本又可分為具體化的（如教養與學識）、客觀化的（如書籍與儀器）以及制度化的（如學歷與考試分數）叁種形式。衡水中學在早期通過極端刻苦的訓練，在國家統壹的高考場域中壟斷了大量的“制度化文化資本”（即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錄取名額） 。
然而，文化資本的積累並非最終目的。衡水模式的核心秘密在於其成功打通了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轉換的隱秘通道。高升學率這壹文化資本，首先轉化為耀眼的“符號資本”（即社會的普遍認可與崇拜），隨後，這種符號資本被地方政府與商業集團迅速捕獲。地方政府借此招商引資、推高地價並獲取政績（政治資本）；商業集團則通過“特許經營”、高額學費與學區房溢價，將符號資本直接套現為巨額的經濟利潤 。
場域的破壞與重構
教育場域原本應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其運作邏輯應區別於純粹的市場經濟邏輯。然而，衡水集團的擴張徹底打破了這壹界限。通過引入外部資本，衡水集團將市場場域的逐利原則與叢林法則強行植入基礎教育場域。在這個異化的場域中，各地的縣域中學原本處於相對均衡的生態位，但衡水系分校如同擁有雄厚資本與政策特權的“掠食者”，通過高薪挖角與高額獎學金“掐尖”，迅速摧毀了原有的場域平衡，形成了贏者通吃的超級壟斷局面 。
底層文化資本
“慣習”是布迪厄理論的另壹核心，指個體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長期潛移默化形成的性情傾向與行為模式。衡水模式對學生實施了極度嚴苛的全景敞視化規訓，試圖重塑學生的慣習，使其成為高度適應考試機器的單向度個體。學術界曾有爭論，試圖用“底層文化資本”這壹概念來解釋衡水中學中底層子弟通過堅忍不拔的意志獲得成功的現象，認為這是壹種對底層生命能量的肯定 。
然而，從布迪厄的批判視角來看，“底層文化資本”的概念在此處暴露了極大的矛盾性。這種對痛苦與隱忍的浪漫化贊美，恰恰掩蓋了資本與制度的符號暴力 。學校體制與背後的商業資本不僅沒有消除階級偏見，反而利用了底層對於向上流動的極度焦慮，將這種“不甘被放逐”的生命意志轉化為驅動資本擴張的廉價燃料 。
衡水模式擴張史
衡水集團的形成與擴張並非偶發事件，而是深刻映射了中國基礎教育政策變遷與資本介入教育領域的歷史脈絡。從歷時性角度考察，衡水模式的演進可劃分為叁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每壹個階段都伴隨著資本形態的升級與政商互動模式的演變。
（壹） 原始積累期（1992-2012）：
衡水中學的發軔始於體制內官僚體系的行政力量推動。成立於1951年的衡水中學，在長達肆拾年的時間裡發展平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甚至面臨著教師隊伍渙散、學生紀律混亂、升學率極低的嚴峻困境 。轉折點出現在1992年，李金池被地方政府任命為衡水中學校長，正式開啟了“衡水模式”的初代構建 。
在這壹階段，衡水中學尚未引入外部商業資本，其核心戰略是通過極度壓榨師生的時間和精力，在體制內實現應試效率的突圍。李金池提出並實施了包括“題海戰術”、“激情教育”、全封閉管理與精細到分鍾的量化考核等壹系列規訓措施 。這種將工廠泰勒制管理完美移植到教育場域的做法，在短時間內催生了應試效率的極大提升。1995年，衡水中學奪得衡水地區升學率第壹名；2000年，其全面超越了石家莊贰中等老牌名校，成為河北省的高考冠軍，並在此後長期霸占該位置，確立了其不可撼動的“文化資本”霸權 。
在這壹時期，衡水中學的資本形態仍局限於文化資本與象征性的符號資本范疇。然而，這壹時期所確立的“升學神話”，為日後的權力尋租與資本變現奠定了堅實的符號基礎。作為對文化資本積累的豐厚回報，李金池等教育管理官僚獲得了顯著的政治資本，順利升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長，完成了從教育管理者向地方高級官僚的身份躍遷 。
（贰） 資本聯姻期（2013-2016）
如果說李金池時代完成了文化資本的原始積累，那麼在2004年張文茂接替成為衡水中學校長後，衡水模式則進入了極具擴張性的資本化變現階段 。這壹階段的核心特征，是利用國家為彌補教育經費不足而允許的“公辦民助”或“公參民”政策空間，打通了公立優質教育資源向民辦私有資本無償或低價輸送的隱秘暗道。
這壹擴張始於2006年省內的初步嘗試，公辦民助性質的滏陽中學成為第壹個被納入衡中版圖的試驗田，因其不受戶籍限制，迅速成為河北全省家長的熱門選擇 。但真正的資本質變發生於2013年。2013年2月，衡水中學（公辦）與河北泰華錦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簡稱泰華集團）正式簽署合作辦學框架協議，泰華公司投資高達9億余元，在衡水市濱湖新區高起點、高標准地投建了民辦性質的“衡水第壹中學” 。2014年8月，衡水第壹中學正式落成並投入使用 。
在這壹結構中，衡水中學作為公辦省級示范性高中，輸出其積累拾余年的無形資產——品牌、管理、師資隊伍與教學研究成果；而泰華集團等房地產資本則提供土地使用權與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 。國土資源部官網數據明確顯示，衡水第壹中學的土地使用權人實為泰華公司旗下的全資子公司“衡水華瑞投資有限公司” 。
通過“兩校壹長”的違規制度安排（張文茂同時擔任公辦河北衡水中學與民辦衡水第壹中學的校長），公辦體系內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優質骨幹教師與教研機密，被名正言順、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民辦的衡水第壹中學 。民辦高中的身份為衡水中學徹底打破了公辦學校嚴苛的招生地域與收費標准限制，使其得以在河北全省乃至全國范圍內肆無忌憚地“掐尖”優質生源，並收取高額學費 。這種公私邊界的刻意模糊與管理層的雙重身份，本質上是壹場利用公權力進行體制內資源體外循環的盛宴，完成了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直接轉化。
（叁） 狂飆突進期（2017-2022）
自2014年起，在資本逐利本性（對無盡增長的渴望）的驅使下，衡水集團打破了省域藩籬，開啟了瘋狂的跨省加盟、特許經營與資本證券化之路。在張文茂的高頻站台與全力推動下，衡水中學的分校遍布雲南、肆川、新疆、河南、山西、浙江、廣東等拾余個省份 。據不完全統計，僅揭牌過的分校就至少達到21所（其中直接冠名衡中分校13所，冠名衡水壹中分校8所） 。
這壹階段，衡水模式不僅與地方房地產商深度結合，更孵化出了高度組織化、專業化的跨區域教育投資集團。以雲南長水教育集團（其境外上市主體演變為第壹高中教育集團 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 簡稱FHS）為例，其創始人張韶維於2014年搭上了衡水中學的快車，合作創辦了雲南衡水實驗中學 。憑借衡水品牌，該集團迅速在昆明市內的呈貢、宜良、西山等地，以及雲南省的曲靖、玉溪、文山、昭通、西雙版納等多個地市州展開了瘋狂的“再繁殖” 。
2021年3月11日，第壹高中教育集團（FHS）迎來了其資本擴張的頂點——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募資達7500萬美元，發行價定為10美元 。盡管衡水中學官方隨後在輿論重壓下發布辟謠聲明，試圖撇清與上市集團的直接股權關系，但FHS集團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官方招股書卻無可辯駁地揭示了兩者之間的深度利益依附 。至此，衡水模式走到了資本化擴張的最高形態，實現了從壹個地方公辦中學的文化符號，向跨國資本市場金融資產的終極跳躍。
衡水集團的資本構成
衡水集團的擴張並非依靠單壹的財政撥款或民間捐贈，其資本網絡呈現出極其復雜的層級結構與多元化特征。剖析其資本構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團是如何在“教育”這把大傘下，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合謀。
（壹） 實體經濟資本的注入：
房地產商的“學區房”邏輯與土地增值溢價
房地產資本是衡水模式擴張最為重要的早期輸血者與最大受益者之壹。在衡水模式走向全國的過程中，大量的加盟分校背後都站著當地實力雄厚的房地產開發商。
正如上表所示，房地產資本介入教育的根本動機並非出於對教育事業的純粹熱忱，而是壹場精密的財務算計。通過引入衡水中學這壹頂級的“文化符號資本”，荒地或偏遠郊區被迅速重塑為教育高地，周邊的土地價值與房地產項目售價隨之水漲船高。在這壹交易中，教育完全淪為了推高地價與房價的催化劑和房地產營銷的配套服務。
（贰） 專業教育集團的品牌變現
除了房地產商，另壹股主導力量是高度商業化的教育投資集團，如保定的賀陽教育投資有限公司、廣州高新教育集團以及第壹高中教育集團（FHS） 。這些集團是衡水模式真正的操作盤手，他們與衡水壹中或張文茂本人達成協議，獲取品牌授權，隨後在各地圈地建校。
這些教育集團的盈利模式簡單粗暴且極其有效：利用衡水中學長期渲染的升學焦慮與名校崇拜，向極度渴望改變命運的學生家庭收取遠高於當地公辦學校乃至壹般民辦學校的學費。
以在美上市的第壹高中教育集團（長水教育集團）為例，其向SEC披露的財務數據撕破了衡水模式“平民教育”的面紗，展現了其驚人的財富攫取能力：
數據冷酷地表明，“衡水神話”的跨區域復制，本質上是對中產及以上家庭經濟資本的系統性收割。所謂“底層子弟的希望”，在兩萬余元的高昂復讀學費面前，淪為了壹句虛偽的營銷口號。
（叁） 金融資本
為了能夠讓這套教育資本機器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順利變現，衡水集團的運營者們設計了極其復雜且游走於法律邊緣的海外架構。根據第壹高中教育集團（FHS）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F-1和20-F年度報告（Form 20-F），該集團為了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中關於“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設立營利性民辦學校”以及對外資准入的嚴格限制，采用了壹套經典的VIE（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y）架構 。
通過這套精妙的VIE架構，大量的中國學生家庭繳納的學費，在扣除必要的辦學成本後，化作源源不斷的利潤，穿透重重國界，最終落入了華爾街投資者和集團高管的口袋 。在此過程中，許多學校（如曲靖衡水實驗中學、新平衡水實驗中學等）雖然在國內民政局注冊為“非營利性私人學校”（Non-profit private schools），理應將所有收入用於學校後續發展，但實際上卻通過關聯交易和獨家服務協議，向境外輸送經濟利益 。
FHS集團在招股書的風險提示章節（Risk Factors）中，罕見且直白地承認了這種基於“符號資本”特許經營權的脆弱性與法律風險。招股書明確指出，集團業務高度依賴與“河北衡水中學”的合作協議；如果衡水中學終止合作，或者發生任何不可預見的事件導致合作破裂，集團旗下相關學校將被迫更改名稱（失去品牌溢價），無法繼續從衡水中學橫向招募高質量的教師（失去核心師資），從而對集團的整體教學質量、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且不利的毀滅性影響 。這壹供認不諱的官方聲明，徹底坐實了所謂的“分校”，不過是借用公辦名校招牌進行資本套利的空殼，其自身並不具備獨立的教育生產力。
官僚-學校的互動邏輯
布迪厄認為，國家不僅僅是壹個統治機構，更是各種資本進行斗爭的最高級場域，它掌握著元資本（Meta-capital），能夠賦予其他資本以合法性。衡水集團之所以能夠在壹路狂飆中獲得無數綠燈，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成功地將自身的利益與地方政府的政治訴求進行了深度捆綁，形成了壹套穩固的官僚-學校互動機制與資本交易網絡。
（壹） 地方政府的政績訴求與“BOT”外包模式
在當下中國，隨著教育資源的過度集中與“超級中學”的崛起，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及縣域層面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教育生態惡化問題。優質生源與優秀教師大量流失，導致許多地方的高考升學率常年低迷，甚至陷入縣域高中“塌陷”的絕境 。對於地方主政官員而言，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面臨著巨大的民間怨氣，更直接影響其政績考核與政治晉升。
為了迅速扭轉這壹被動局面，地方官僚在政績沖動的驅使下，采取了壹種類似於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BOT（建設-經營-移交）模式”來外包基礎教育 。在這壹模式下，地方政府大開綠燈，免費或以極低廉的價格提供大面積的建設用地，甚至直接騰出現成的公辦校園設施，引入外部商業資本（如房地產商或教育集團）負責基建與日常重資產運營；同時，通過官方牽線搭橋，引入衡水中學輸出品牌、管理體系與骨幹師資 。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這是壹筆穩賺不賠的政治買賣。首先，它極大地減輕了地方財政直接投資基礎教育的資金壓力；其次，衡水模式憑借其強大的威懾力與管理手段，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鯰魚效應”，在短期內阻斷本地優質生源的外流，甚至吸引外地生源回流，從而在現任官員的任期內，迅速打造出幾篇考入清華、北大的亮眼戰報。這些耀眼的升學數據作為制度化的文化資本，被地方官員精准地轉化為自身履歷表上熠熠生輝的政治資本，為其職務晉升鋪平道路。更為露骨的是，在壹些開發區，引進衡水分校直接被定義為“招商引資”的重要配套工程，旨在為引進的高管與企業家解決子女就學問題，使得教育徹底淪為服務於地方GDP增長的工具 。
（贰）體制內權力的體外尋租
在這壹龐大復雜的政商交易網絡中，原衡水中學校長張文茂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樞紐角色。他不僅是教育家，更是精通資本與政治運作的高級操盤手。
作為體制內的公辦中學校長，張文茂擁有著極高的行政榮譽、政治光環與社會威望；而與此同時，他又長期兼任民營性質的衡水第壹中學的校長 。這種被外界戲稱為“兩校壹長”的混合身份，為體制內屬於國家與公共屬性的教育資源變相私有化、資本化，提供了壹把絕佳的合法性保護傘。
在張文茂的主導與默許下，公辦河北衡水中學最核心的資產——經過多年沉澱的優秀教師隊伍、極具針對性的內部教學資料、高效嚴密的管理經驗——被源源不斷地輸送給民辦的衡水壹中以及遍布全國的加盟分校 。張文茂本人更是常年處於高強度的“走穴”狀態，頻繁穿梭於全國各大省市，為各類“衡水實驗中學”的分校掛牌儀式站台背書，並肆處受聘擔任名譽校長或首席教育顧問 。例如，在保定賀陽教育集團斥資興建的蘭州新區賀陽高級中學中，其不僅並未直接使用衡水字眼以規避監管，反而將張文茂的名字赫然掛在現任領導班子的第壹位，職位標明為“賀陽教育集團基礎教育部顧問”，將其作為招攬生源的“秘密武器” 。
長水教育集團高級副總裁桑海勇、副總裁丁業勝等核心高管，均曾是河北衡水中學的名師，在第壹高中教育集團（FHS）赴美上市後，他們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了千萬美元級別的股東名單之中 。這種公辦學校核心管理層與骨幹力量在民辦資本網絡中的深度游走與交叉持股，本質上是壹種極其隱蔽的權力尋租。公立優質教育資源原本屬於全社會的公共物品，理應為普羅大眾服務，卻在“名校辦民校”的幌子下，被管理階層私相授受，轉化為教育商業集團在資本市場上攫取暴利、推高股價的核心籌碼。這正是中國基礎教育領域公私邊界模糊、監管套利被發揮到極致的典型表征。
（叁） 浙江平湖事件
衡水模式的跨省輸出並非在所有地方都暢通無阻。當其試圖入侵東南沿海經濟發達、教育理念相對前衛的省份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劇烈的文化沖突與行政博弈。2017年爆發的“衡水中學進駐浙江平湖事件”，便是壹個最具隱喻性與剖析價值的典型案例。
2017年3月，衡水第壹中學平湖學校在浙江省嘉興市下轄的平湖市乍浦高級中學基礎上高調揭牌 。該校的資本結構同樣復雜，屬於典型的“名校辦民校”合作模式：平湖市乍浦高級中學（地方公辦機構）提供現成的教學場所及校舍，廣州高新集團提供資金支持，而衡水第壹中學則負責輸出品牌、管理、師資和應試文化 。嘉興港區社會發展局教育科官員坦言，引進該校是為了優化教育資源，吸引招商引資人才，讓企業家安心 。
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打響知名度並掠奪浙江省內的優質生源，平湖衡中祭出了壹項極具震撼力與破壞性的“重金懸賞”招生政策：對在本校高中畢業後考取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學生，每人壹次性重獎人民幣50萬元；在全國性、省級學科競賽中獲得壹等獎的學生，每次分別給予5000元至3萬元不等的現金獎勵 。同時，為了搶奪先機，該校法人代表、執行董事肖家興無視浙江省教育廳關於中考結束後統壹招生的紅線規定，要求提前招收的90名初叁學生在4月15日便提前到校報到入讀 。
這壹極具侵略性的擴張行徑，猶如將壹條凶猛的食人魚扔進了相對平靜的池塘，瞬間激怒了浙江教育界，並引發了全國性的輿論嘩然 。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對平湖衡中展開了毫不留情的嚴厲抨擊，其措辭之嚴厲在官方語境中實屬罕見。
方紅峰明確指出，平湖衡中4月15日提前讓學生報到的做法嚴重違背了省教育廳制定的《完善初中畢業升學考試與改革普通高中招生的指導意見》，涉嫌嚴重的違規招生 。更深層次地，方紅峰將矛頭直指衡水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核，他嚴辭定性：“這所學校是應試教育的典型，眼睛裡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我們浙江不需要。” 。方紅峰的表態在朋友圈獲得了大量浙江教育界人士的點贊，有評論尖銳地指出，這種建立在違規招生與生源掠奪基礎上的學校，是壹種依靠懸賞招生的“假優質學校”，河北大地之所以“寸草不生”、唯獨衡中壹枝獨秀，絕不是什麼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規律，而是徹頭徹尾的掠奪與寄生 。
面對巨大的社會反彈與輿論危機，平湖衡中執行董事肖家興只能在微信上感慨“輿論太激烈了，請讓我們緩沖壹下”，並試圖保持低調 。2017年4月11日，杭州市專門召開了名校校長關於“衡水中學現象”研討會，杭州學軍中學校長陳萍憂慮地表示，浙江反對的不僅是壹所學校，而是憂慮壹種極端教育模式與學校文化對浙江教育生態的長遠危害 。同日，浙江省教育廳主要領導以罕見的高規格，直接約談了嘉興市、平湖市政府的分管領導，責令兩地政府必須作為責任主體，對平湖衡中涉嫌違規招生的行為進行徹底調查；隨後，平湖衡中的違規招生被強行叫停，其提前招收的90名初中生被全部遣送回原籍學校 。
這場激烈的沖突表面上看似是“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兩種抽象理念的辯論，但在布迪厄的社會學縱深層面，實則是兩種不同教育場域運作邏輯與不同層級資本之間的劇烈沖撞。浙江作為東部經濟高度發達的省份，其原有的教育生態已經形成了壹種注重綜合素養、鼓勵創新與文化資本自然、長效積累的場域邏輯；而平湖市地方政府與外來資本則試圖通過引入衡水模式這壹充滿野蠻生長氣息的“破壞者”，通過短平快的暴力應試與金錢懸賞，打破現有的階層與利益格局以謀求局部的政績突圍 。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的強勢幹預與叫停，不僅是對行政規章的維護，更是對破壞區域基礎教育生態、實施掠奪式辦學行為的強力國家糾偏。
底層文化資本的破產
任何社會空間都是各個行動者為了爭奪特定形式的稀缺資本而進行激烈斗爭的結構性力場。衡水集團憑借其與地方政府在暗中合謀建立的法外特權地位，通過濫用“公參民”的制度漏洞，在全省乃至全國范圍內的基礎教育場域中發動了壹場慘烈的非對稱戰爭。
衡水第壹中學等“超級中學”通過涉嫌違規的提前跨區域招生、高達數拾萬的巨額獎學金惡意懸賞等破壞性手段，如同抽水機壹般肆無忌憚地“掐尖”掠奪各地最為拔尖的初中畢業生生源與最富經驗的優秀教師骨幹 。這種缺乏底線的市場化行為，不僅瞬間摧毀了原有區域教育生態的平衡，更導致了極其慘烈的“虹吸效應”。大量原本支撐著地方教育基座的縣域中學，由於優質生源與核心師資的快速失血，陷入了升學率下滑、家長不信任、生源進壹步流失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得這些縣域高中在殘酷的高考競爭格局中被徹底邊緣化，引發了令人痛心的中國地方縣域教育全面“塌陷”的深重危機 。
更令人感到絕望的是，當衡水模式在逐利資本的推波助瀾下，在全國各省份被海量復制時，它並不能增加頂尖高校的總體錄取名額（因為清華、北大等985高校在各個省份的招生計劃配額是相對固定的、零和的）。它唯壹做到的，是強行、無限度地推高了所有參與者的高考競爭及格線與付出成本，制造了教育體系內部極其嚴重的“內卷化”。為了爭奪那幾個固定的名額，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家庭被迫付出了成倍的時間精力、犧牲了身心健康，並上繳了極為高昂的學費作為資本過路費。最終，除了肥了少數教育集團的腰包與成全了個別官僚的政績，整個社會的教育獲得感並未增加。教育不僅失去了促進社會公平、實現階層階梯的核心功能，反而異化為壹場毫無意義、相互碾壓的零和博弈與資本消耗戰。
衡水模式的宣導者與利益相關方，長期以來通過精心包裝的話術，將自己打扮成拯救平民子弟、幫助底層群體逆天改命的救世主。他們聲稱，只有通過這種拋棄壹切尊嚴與休息時間的極端應試集中營式訓練，才能幫助缺乏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農村學生及底層階層打破階級固化，獲得進入國家精英大學的壹線生機。這種帶有悲情色彩的意識形態話語，成功地為衡水中學及其分校體系確立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與極高的道德高地，讓任何對其殘酷性的指責都顯得像是不懂底層疾苦的“何不食肉糜”。
然而，冰冷的財務數據與殘酷的社會事實，無情地戳破了這層幻象。隨著衡水模式在跨省擴張中走向深度資本化，入讀這些被冠以“實驗中學”名號的所謂平民救星學校的門檻早已高不可攀。正如第壹高中教育集團的招股書所披露，高達每年壹萬至兩萬叁千余元人民幣的昂貴學費（這壹數字遠遠超過了中國中西部地區許多普通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入），猶如壹道無形但堅不可摧的柏林牆，早已將那些真正急需教育改變命運的底層貧困家庭徹底拒之門外 。
在這種隱蔽但極為嚴苛的階層經濟篩選中，衡水教育集團實則服務於那些具備壹定經濟資本累積、但缺乏在壹線城市獲取優質體制內教育資源的中產及以上階層。金融資本與地方官僚以“幫助底層翻身、實現教育公平”作為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遮羞布，實則在資本市場上進行著最冷酷無情的商業收割。而真正的社會弱勢群體與底層子弟，不僅徹底失去了進入名校的機會，其原本賴以生存的縣域中學的衰敗與塌陷，更讓他們在基礎教育場域的最底層徹底沉淪，再無翻身之日。
此外，即使那些看起來有幸避免了資本化的衡水集團的中產階級們，他們也可以通過更多的“盤外招”如高考移民選擇更輕松的升學方式。至於那些被腳下土地深深綁定的平常人，在“主的羊群”中獲得的不是安濟，反而是某種猛然覺察到的幻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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