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直播打賞的深淵:叁月打賞150萬,離婚收場
“誰敢去碰那個主播，我就‘砍死’誰。”
李妍（化名）說起前夫時，語氣裡全是無力。月薪兩萬元的丈夫，為了給直播間裡的女主播打賞，不到叁個月就砸進去150萬元。家人試著找他商量，誰知對方情緒徹底失控，當場撂下這句狠話。
“信用卡額度拉滿，借貸公司也借遍了，連朋友那裡都欠了壹大筆。”李妍歎了口氣，“他就好像‘中蠱’了壹樣。”
肆月以來，關於直播打賞的極端案例接連引發熱議。《IT時報》記者和從業人士、打賞者及其家屬對話後發現，在“曖昧互動”“守護”等糖衣之下，壹邊是“你情我願，自願付費”的說辭，壹邊是被情感套路裹挾後被蠶食的理性，而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在聊天的主播，可能是壹位運營大叔。
最新發布的《關於加強網絡直播打賞規范管理的通知》主要內容有11項，針對未成年人打賞、打賞金額排名以及打賞限額等問題，提出具體管理要求。
新規之下，曾經瘋狂氪金的“榜壹大哥”“榜壹大姐”會就此消失嗎？
陷落 被打賞改寫命運的普通人
債主追到公司門口時，李妍的丈夫似乎也不是很慌亂，他把債主帶回了家，試圖請求家人幫忙還錢。
2025年11月，李妍的丈夫開始沉迷直播打賞，金額從最初單日的數千元，壹路飆升至單日數萬元，直到李妍察覺枕邊人異常，翻看支付交易明細，才發現丈夫早已深陷泥潭。“最多的時候，他向朋友借了拾幾萬元。”李妍曾點開那名主播的直播間，只覺內容平淡無趣。“或許他沉浸在被叫‘哥哥’的幻境中，也享受在直播間壹擲千金博主播壹笑的快感吧。”李妍如是說。
直播打賞成了兩人婚姻崩塌的導火索，“直播間就是壹面照妖鏡，把人性的虛榮與偏執照得壹覽無余。”目前兩人正在辦理離婚手續。
然而，深陷直播打賞深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還在上大學的夏冰（化名），至今未曾告訴父母那5萬元的具體用途。
2024年，正在讀大壹的夏冰接觸到游戲，准備通過看直播學點技能，不料就徹底“上頭”了。“主播太有節目效果了，說話也很有意思。”漸漸地，夏冰開始為主播打賞。
在游戲直播賽道，“會員賽”“家鄉賽”“春季賽”輪番上演，需要粉絲為主播刷禮物爭名次。“家人們，想要高壹點的名次”“家人們，再努力壹點，守護我……”夏冰說，主播往往會用這類話術變相“要錢”，而她基本每周都會為主播送出價值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大禮物。
另壹位游戲主播則對夏冰刻意保持曖昧。彼時夏冰的消費等級已不低，發彈幕能得到主播的回應，她便不斷刷禮物維系這份特殊互動，在沖動中快速幫主播提升了賬號等級。
然而，好景不長，這位主播的直播間裡出現了幾位出手闊綽的“大姐”，夏冰很快被邊緣化，最終被主播取關。幡然醒悟的她算了壹筆賬，已經為兩位主播打賞了近5萬元。
“禮物壹停，感情歸零。”在粉絲們看來，這就是直播行業最赤裸的現實。
圍獵 代聊博歡心
數據顯示，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超8億，網絡主播從業人員超千萬。壹場直播的開啟，涉及直播平台、MCN機構、簽約主播、普通粉絲肆方，他們利益綁定。打賞則是收入的來源之壹。為了維護關系，主播往往會和“榜壹大哥”或者“榜壹大姐”，以及為主播貢獻等級較高的粉絲建立聯系。
在李妍的故事裡，主播在添加了丈夫的聯系方式後，雙方的互動更加密切起來。
70歲的江阿婆，有段時間是獨居狀態，生活中買菜要砍價，水電費要算著用，就連給兒子買的衣服也只花幾拾元。可半年前，她開始在直播間打賞主播，刷光了兒子的全部積蓄和自己壹輩子的養老金，共計336萬元。
“姐姐最近怎麼樣啊？”“我們好好相處，細水長流。”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今年3月，江阿婆的兒子發現情況不對後報警，當民警上門時，主播和母親正在語音通話。當她醒悟後試著聯系主播退錢時，對方便如此回復，之後再發消息，已無人應答。
在業內人士看來，平台技術極大消解了老年粉絲滿懷真情的追星意義，轉而使他們投入壹種“以愛之名”的量化邏輯中，將情感轉化為可以被評估、售賣和量化的商品。
“這行水挺深的。”王天明（化名）是壹名“網紅推手”，在業內也稱其為直播的“氛圍組”。在直播間，他要做的是用話術把主播的“榜壹大哥”或者“榜壹大姐”們誇得“心花怒放”，進而讓對方自願且持續地為主播“打賞”。
為主播拉到票後，主播會主動加其聯系方式進行聊天。“准備下播了，今天誇誰，老板娘？”在後續的直播中，當主播指定當日要“誇”誰時，便由王天明在直播間裡帶頭。
主播和粉絲的聊天存在“真心”嗎？王天明向《IT時報》記者透露了壹個現象，“多數都是代聊的，主播會配有相關的運營人員，要麼教回復話術，要麼由運營本人進行互動。”他說，很可能花了高額打賞的“大哥”正在調情的是壹位運營小哥。
變化 “榜壹大哥”們消失了嗎？
4月中旬，中央網信辦發布《關於加強網絡直播打賞規范管理的通知》，其中有叁條內容引發討論：其壹，要求提供打賞限額功能，用戶首次進行直播打賞，網站平台應主動提供打賞限額設置服務，允許用戶設定個人單次、單日打賞最高金額；其贰，規范打賞金額排名，未經用戶同意，網站平台不得公開展示用戶充值打賞、購買禮物等消費統計數據。
再者，要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比如網站平台不得向八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賞服務；向八周歲至拾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賞服務，應征得其監護人同意；向拾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賞服務，應征得其監護人同意或核驗其收入證明材料。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王天明表示，以“不得以打賞額度為唯壹依據對網絡主播進行排名、引流、推薦，或對用戶進行排名”的要求為例，其實，用戶的貢獻度仍可進行排名。
4月29日晚間，《IT時報》記者在抖音、快手這兩個主要直播平台做了隨機體驗。無論是粉絲量達千萬的博主，還是新開播的主播，記者注意到：直播頁面仍有幫主播充能、基礎展館、進階展館、L2成就館等設置。另壹方面，在抖音平台，在線觀眾還根據貢獻榜、高等級、千鑽貢獻、星守護等級進行劃分，不過沒有顯示具體貢獻值；在快手平台，在線觀眾劃分為千分榜和萬分榜，貢獻值被清晰公布，並進行排名。
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方面，《IT時報》記者留意到，在快手“快幣”的充值頁面，有標注著“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消費”的字樣，服務協議中寫道，如遇未成年人充值問題，可提交舉證材料；抖音平台則在充值時跳出壹行“平台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消費”的小字。
也就是說，“榜壹大哥”和“榜壹大姐”們並沒有消失。
“這些要求在實操層面的短板是，缺乏明確的懲治性條款，導致對違規行為的打擊難以落到實處。”湖南天地人律師事務所民商委員會副主任喻皓代理過多起類似案件。他解讀道，通知主要以“壓實平台責任”和“要求建立機制”為主，如要求平台設置限額、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等。
但當平台或主播違反規定，如未有效識別大額打賞、誘導未成年人消費時，規定多停留在“約談”或“整改”層面，缺少具體的行政處罰標准，比如罰款金額或行業禁入等剛性懲罰措施。這導致部分條款依靠平台“自覺”執行，違規成本低，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專家觀點 給沖動消費留出壹個真實的撤回窗口
上海杉達學院數字商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互聯網律師 唐樹源
任何建立在情緒剝削之上的商業模式，都不具備持續存在的合法性。新規的核心意圖不在於消滅打賞這個行為，而在於讓打賞回歸為內容付費的邏輯上，把那些被榜單、排名和氛圍烘托出來的非理性空間壓縮掉。
但要說從根本上翻篇，還需要更長時間的博弈。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資本的嗅覺極其靈敏。明面上的攀比競賽被壓下去後，把打賞引流到私域、用連麥PK的情緒對抗替代榜單排名、以任務解鎖等變相形式繞開限額，這些暗箱操作很快會冒頭。
打賞亂象的根源不完全在規則設計上，部分用戶的情感空虛、主播對情緒價值的精准販售、平台對流量的饑渴，這些深層因素不會因為壹份文件而消失。
防止過度打賞從來不能只靠壹項制度“單兵作戰”，可以在新規基礎上強制引入大額打賞的動態冷靜期機制，單筆或累計觸發壹定閾值後資金凍結數日，給沖動消費留出壹個真實的撤回窗口。
平台對主播話術的實時審核也亟待加強，很多誘導打賞不是通過功能設計完成的，而是靠直播間裡的言語暗示和情感操控，技術上已經能夠做到但落地還很粗放。
此外，還應當把幹預權適度交還給用戶的成年家屬，通過設備綁定等底層權限設置硬性阻斷，這在技術層面完全可行，關鍵看監管有沒有決心把這條線畫到底。打賞收入的稅務監管與主播信用體系掛鉤同樣是壹條可行的路徑，讓頻繁誘導打賞的主播面臨實際的經濟代價和從業限制，用外部約束形成治理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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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化名）說起前夫時，語氣裡全是無力。月薪兩萬元的丈夫，為了給直播間裡的女主播打賞，不到叁個月就砸進去150萬元。家人試著找他商量，誰知對方情緒徹底失控，當場撂下這句狠話。
“信用卡額度拉滿，借貸公司也借遍了，連朋友那裡都欠了壹大筆。”李妍歎了口氣，“他就好像‘中蠱’了壹樣。”
肆月以來，關於直播打賞的極端案例接連引發熱議。《IT時報》記者和從業人士、打賞者及其家屬對話後發現，在“曖昧互動”“守護”等糖衣之下，壹邊是“你情我願，自願付費”的說辭，壹邊是被情感套路裹挾後被蠶食的理性，而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在聊天的主播，可能是壹位運營大叔。
最新發布的《關於加強網絡直播打賞規范管理的通知》主要內容有11項，針對未成年人打賞、打賞金額排名以及打賞限額等問題，提出具體管理要求。
新規之下，曾經瘋狂氪金的“榜壹大哥”“榜壹大姐”會就此消失嗎？
陷落 被打賞改寫命運的普通人
債主追到公司門口時，李妍的丈夫似乎也不是很慌亂，他把債主帶回了家，試圖請求家人幫忙還錢。
2025年11月，李妍的丈夫開始沉迷直播打賞，金額從最初單日的數千元，壹路飆升至單日數萬元，直到李妍察覺枕邊人異常，翻看支付交易明細，才發現丈夫早已深陷泥潭。“最多的時候，他向朋友借了拾幾萬元。”李妍曾點開那名主播的直播間，只覺內容平淡無趣。“或許他沉浸在被叫‘哥哥’的幻境中，也享受在直播間壹擲千金博主播壹笑的快感吧。”李妍如是說。
直播打賞成了兩人婚姻崩塌的導火索，“直播間就是壹面照妖鏡，把人性的虛榮與偏執照得壹覽無余。”目前兩人正在辦理離婚手續。
然而，深陷直播打賞深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還在上大學的夏冰（化名），至今未曾告訴父母那5萬元的具體用途。
2024年，正在讀大壹的夏冰接觸到游戲，准備通過看直播學點技能，不料就徹底“上頭”了。“主播太有節目效果了，說話也很有意思。”漸漸地，夏冰開始為主播打賞。
在游戲直播賽道，“會員賽”“家鄉賽”“春季賽”輪番上演，需要粉絲為主播刷禮物爭名次。“家人們，想要高壹點的名次”“家人們，再努力壹點，守護我……”夏冰說，主播往往會用這類話術變相“要錢”，而她基本每周都會為主播送出價值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大禮物。
另壹位游戲主播則對夏冰刻意保持曖昧。彼時夏冰的消費等級已不低，發彈幕能得到主播的回應，她便不斷刷禮物維系這份特殊互動，在沖動中快速幫主播提升了賬號等級。
然而，好景不長，這位主播的直播間裡出現了幾位出手闊綽的“大姐”，夏冰很快被邊緣化，最終被主播取關。幡然醒悟的她算了壹筆賬，已經為兩位主播打賞了近5萬元。
“禮物壹停，感情歸零。”在粉絲們看來，這就是直播行業最赤裸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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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超8億，網絡主播從業人員超千萬。壹場直播的開啟，涉及直播平台、MCN機構、簽約主播、普通粉絲肆方，他們利益綁定。打賞則是收入的來源之壹。為了維護關系，主播往往會和“榜壹大哥”或者“榜壹大姐”，以及為主播貢獻等級較高的粉絲建立聯系。
在李妍的故事裡，主播在添加了丈夫的聯系方式後，雙方的互動更加密切起來。
70歲的江阿婆，有段時間是獨居狀態，生活中買菜要砍價，水電費要算著用，就連給兒子買的衣服也只花幾拾元。可半年前，她開始在直播間打賞主播，刷光了兒子的全部積蓄和自己壹輩子的養老金，共計336萬元。
“姐姐最近怎麼樣啊？”“我們好好相處，細水長流。”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今年3月，江阿婆的兒子發現情況不對後報警，當民警上門時，主播和母親正在語音通話。當她醒悟後試著聯系主播退錢時，對方便如此回復，之後再發消息，已無人應答。
在業內人士看來，平台技術極大消解了老年粉絲滿懷真情的追星意義，轉而使他們投入壹種“以愛之名”的量化邏輯中，將情感轉化為可以被評估、售賣和量化的商品。
“這行水挺深的。”王天明（化名）是壹名“網紅推手”，在業內也稱其為直播的“氛圍組”。在直播間，他要做的是用話術把主播的“榜壹大哥”或者“榜壹大姐”們誇得“心花怒放”，進而讓對方自願且持續地為主播“打賞”。
為主播拉到票後，主播會主動加其聯系方式進行聊天。“准備下播了，今天誇誰，老板娘？”在後續的直播中，當主播指定當日要“誇”誰時，便由王天明在直播間裡帶頭。
主播和粉絲的聊天存在“真心”嗎？王天明向《IT時報》記者透露了壹個現象，“多數都是代聊的，主播會配有相關的運營人員，要麼教回復話術，要麼由運營本人進行互動。”他說，很可能花了高額打賞的“大哥”正在調情的是壹位運營小哥。
變化 “榜壹大哥”們消失了嗎？
4月中旬，中央網信辦發布《關於加強網絡直播打賞規范管理的通知》，其中有叁條內容引發討論：其壹，要求提供打賞限額功能，用戶首次進行直播打賞，網站平台應主動提供打賞限額設置服務，允許用戶設定個人單次、單日打賞最高金額；其贰，規范打賞金額排名，未經用戶同意，網站平台不得公開展示用戶充值打賞、購買禮物等消費統計數據。
再者，要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比如網站平台不得向八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賞服務；向八周歲至拾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賞服務，應征得其監護人同意；向拾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賞服務，應征得其監護人同意或核驗其收入證明材料。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王天明表示，以“不得以打賞額度為唯壹依據對網絡主播進行排名、引流、推薦，或對用戶進行排名”的要求為例，其實，用戶的貢獻度仍可進行排名。
4月29日晚間，《IT時報》記者在抖音、快手這兩個主要直播平台做了隨機體驗。無論是粉絲量達千萬的博主，還是新開播的主播，記者注意到：直播頁面仍有幫主播充能、基礎展館、進階展館、L2成就館等設置。另壹方面，在抖音平台，在線觀眾還根據貢獻榜、高等級、千鑽貢獻、星守護等級進行劃分，不過沒有顯示具體貢獻值；在快手平台，在線觀眾劃分為千分榜和萬分榜，貢獻值被清晰公布，並進行排名。
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方面，《IT時報》記者留意到，在快手“快幣”的充值頁面，有標注著“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消費”的字樣，服務協議中寫道，如遇未成年人充值問題，可提交舉證材料；抖音平台則在充值時跳出壹行“平台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消費”的小字。
也就是說，“榜壹大哥”和“榜壹大姐”們並沒有消失。
“這些要求在實操層面的短板是，缺乏明確的懲治性條款，導致對違規行為的打擊難以落到實處。”湖南天地人律師事務所民商委員會副主任喻皓代理過多起類似案件。他解讀道，通知主要以“壓實平台責任”和“要求建立機制”為主，如要求平台設置限額、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等。
但當平台或主播違反規定，如未有效識別大額打賞、誘導未成年人消費時，規定多停留在“約談”或“整改”層面，缺少具體的行政處罰標准，比如罰款金額或行業禁入等剛性懲罰措施。這導致部分條款依靠平台“自覺”執行，違規成本低，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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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建立在情緒剝削之上的商業模式，都不具備持續存在的合法性。新規的核心意圖不在於消滅打賞這個行為，而在於讓打賞回歸為內容付費的邏輯上，把那些被榜單、排名和氛圍烘托出來的非理性空間壓縮掉。
但要說從根本上翻篇，還需要更長時間的博弈。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資本的嗅覺極其靈敏。明面上的攀比競賽被壓下去後，把打賞引流到私域、用連麥PK的情緒對抗替代榜單排名、以任務解鎖等變相形式繞開限額，這些暗箱操作很快會冒頭。
打賞亂象的根源不完全在規則設計上，部分用戶的情感空虛、主播對情緒價值的精准販售、平台對流量的饑渴，這些深層因素不會因為壹份文件而消失。
防止過度打賞從來不能只靠壹項制度“單兵作戰”，可以在新規基礎上強制引入大額打賞的動態冷靜期機制，單筆或累計觸發壹定閾值後資金凍結數日，給沖動消費留出壹個真實的撤回窗口。
平台對主播話術的實時審核也亟待加強，很多誘導打賞不是通過功能設計完成的，而是靠直播間裡的言語暗示和情感操控，技術上已經能夠做到但落地還很粗放。
此外，還應當把幹預權適度交還給用戶的成年家屬，通過設備綁定等底層權限設置硬性阻斷，這在技術層面完全可行，關鍵看監管有沒有決心把這條線畫到底。打賞收入的稅務監管與主播信用體系掛鉤同樣是壹條可行的路徑，讓頻繁誘導打賞的主播面臨實際的經濟代價和從業限制，用外部約束形成治理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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