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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危险预言:资本主义,终将抛弃民主?
哈耶克的危险预言:资本主义,终将抛弃民主?哈耶克的危险预言:资本主义,终将抛弃民主?
战后秩序的设计者部分接受了波兰尼的诊断。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创立了IMF、世界银行等；关键的制度装置是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资本管制、和允许各国自主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国内空间。加上WTO，塑造了战后的经济秩序。而二战前我们并不熟悉的它调和了19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和战间期金本位自由主义，是在波兰尼的视野下更具有破坏性的路径。
所以看上去，自由福利主义成为了理论上最好的归宿。但这条路径不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稳态”。它受到四重外部条件塑造：冷战压力让美国愿意补贴西欧和日本的福利国家以对抗共产主义；资本管制让国家能限制资本跨境流动，从而保留税收能力；福利共识让劳工运动和资本签订事实性社会契约；强工会让劳动者有组织化议价能力。这是一种受控的稳态，一个所有国家多多少少都有的“范型”。
但1970 年代以后，这四个条件开始系统性消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脱钩黄金，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资本管制终结；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滞胀，凯恩斯主义共识破裂；1979年撒切尔上台，1981年里根上台——这两届政府都把削弱工会、放松金融管制、降低资本税写进议程；1989年威廉森总结出“华盛顿共识”；1995年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把贸易规则从”嵌入”模式推向”超级全球化”模式；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全球价值链重组开始。
有意思的部分从这里开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张力逐渐凸显，不同的选项开始出现，让不同国家走向不同的命运。
罗德里克2000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给这一系列变化提出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三难”，这个概念脱胎于蒙代尔-弗莱明三难（即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三难）。罗德里克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同时追求三个目标中的任意两个：超级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但不能三全。读到这里你很清楚可以感受到现在全球极右翼的路径就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而中国一直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
但三难是宏观结构。要看到它在政治上如何运作，得用赫希曼的“退出与发声”框架。1970年赫希曼在《退出、发声与忠诚》里给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有用的区分：面对组织衰退，成员可以选择退出（exit，离开关系）或者发声（voice，留下来诉求改变）。把这个框架放回资本主义民主关系——资本主要拥有 exit，劳动和公民主要拥有 voice。当然资本也有voice，公民也可以润出去，但这不是主要的机制。不过这与吴国光老师研究的中国精英“润”潮流产生了关联，中国极端压制voice，也逼很多人只能选择exit。但退出与发声两者的政治不对称性，在民主国家，voice长期被exit控制。
因为退出不是显性的。它表现为迁厂、外包、避税、推迟投资、转移总部、调整融资结构。这些动作可以日常化、技术化——一个跨国公司不需要喊口号，只需要在年报里暗示”我们正在评估生产基地选址”。而voice是显性的。它表现为投票、罢工、示威、诉讼、媒体曝光、政党组织——这些动作需要集体行动，容易被污名化为”民粹”、”反商业”、”破坏竞争力”。两者完全不对称。
这就是21 世纪西方民粹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选民仍然可以用voice表达偏好，但主流政党会把政策范围缩减——久而久之，公民发现无论投给中左还是中右，核心经济政策都差不多；于是反建制动员出现，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同时上升。这不是文化战争，是 voice 被长期压缩后的政治反弹。
在中国这刚好相反，因为exit是唯一选项，但exit本身是结构性。一般公民想逃出，但很多AI人才反而在流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当然还有大龙他们在《自由的窄廊》中的分析框架，社会与国家齐头并进的窄廊，都可以用来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的情况。但这一切诊断仍然是分散的。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可以融贯不同政体和经济形态的结构，作为之后分析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和政体的复杂互动呢？
END 从冷战到现在的政治动力学
写到这里，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已经被前面五节的诊断撕开多个层次——哈耶克的张力、思想史的两条传统、现代化论的失败、六个国家路径的差异、波兰尼到罗德里克到赫希曼的当代理论展开。这些诊断各自尖锐但仍然分散。要让吴国光老师”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这个命题真正具有解释力，需要把这些诊断收束为一个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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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上去，自由福利主义成为了理论上最好的归宿。但这条路径不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稳态”。它受到四重外部条件塑造：冷战压力让美国愿意补贴西欧和日本的福利国家以对抗共产主义；资本管制让国家能限制资本跨境流动，从而保留税收能力；福利共识让劳工运动和资本签订事实性社会契约；强工会让劳动者有组织化议价能力。这是一种受控的稳态，一个所有国家多多少少都有的“范型”。
但1970 年代以后，这四个条件开始系统性消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脱钩黄金，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资本管制终结；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滞胀，凯恩斯主义共识破裂；1979年撒切尔上台，1981年里根上台——这两届政府都把削弱工会、放松金融管制、降低资本税写进议程；1989年威廉森总结出“华盛顿共识”；1995年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把贸易规则从”嵌入”模式推向”超级全球化”模式；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全球价值链重组开始。
有意思的部分从这里开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张力逐渐凸显，不同的选项开始出现，让不同国家走向不同的命运。
罗德里克2000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给这一系列变化提出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三难”，这个概念脱胎于蒙代尔-弗莱明三难（即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三难）。罗德里克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同时追求三个目标中的任意两个：超级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但不能三全。读到这里你很清楚可以感受到现在全球极右翼的路径就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而中国一直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
但三难是宏观结构。要看到它在政治上如何运作，得用赫希曼的“退出与发声”框架。1970年赫希曼在《退出、发声与忠诚》里给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有用的区分：面对组织衰退，成员可以选择退出（exit，离开关系）或者发声（voice，留下来诉求改变）。把这个框架放回资本主义民主关系——资本主要拥有 exit，劳动和公民主要拥有 voice。当然资本也有voice，公民也可以润出去，但这不是主要的机制。不过这与吴国光老师研究的中国精英“润”潮流产生了关联，中国极端压制voice，也逼很多人只能选择exit。但退出与发声两者的政治不对称性，在民主国家，voice长期被exit控制。
因为退出不是显性的。它表现为迁厂、外包、避税、推迟投资、转移总部、调整融资结构。这些动作可以日常化、技术化——一个跨国公司不需要喊口号，只需要在年报里暗示”我们正在评估生产基地选址”。而voice是显性的。它表现为投票、罢工、示威、诉讼、媒体曝光、政党组织——这些动作需要集体行动，容易被污名化为”民粹”、”反商业”、”破坏竞争力”。两者完全不对称。
这就是21 世纪西方民粹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选民仍然可以用voice表达偏好，但主流政党会把政策范围缩减——久而久之，公民发现无论投给中左还是中右，核心经济政策都差不多；于是反建制动员出现，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同时上升。这不是文化战争，是 voice 被长期压缩后的政治反弹。
在中国这刚好相反，因为exit是唯一选项，但exit本身是结构性。一般公民想逃出，但很多AI人才反而在流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当然还有大龙他们在《自由的窄廊》中的分析框架，社会与国家齐头并进的窄廊，都可以用来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的情况。但这一切诊断仍然是分散的。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可以融贯不同政体和经济形态的结构，作为之后分析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和政体的复杂互动呢？
END 从冷战到现在的政治动力学
写到这里，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已经被前面五节的诊断撕开多个层次——哈耶克的张力、思想史的两条传统、现代化论的失败、六个国家路径的差异、波兰尼到罗德里克到赫希曼的当代理论展开。这些诊断各自尖锐但仍然分散。要让吴国光老师”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这个命题真正具有解释力，需要把这些诊断收束为一个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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