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危险预言:资本主义,终将抛弃民主?
这是一个形态学问题,每个国家都会产生一个属于各自国家社会政治的“稳态”,即便不是永恒的。世界并不是由“多党竞争 + 福利主义 + 民主 + 工会”的欧美模式作为终点的,且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
智利已经在第一节讲过。最后的稳态是“有限民主 + 市场化宪法”,当然智利刚刚上台极右翼政府,现在的“稳态”遭遇挑战。
韩台展示的不是李普塞特线性版的”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民主”。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并不是主动设计民主化——他们的发展型工业化”无意中”创造了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和劳工集中区,这些是民主化的基础。但以台湾为例,民主化主要还是依靠精英集团分裂,以外省本省人为轴线的精英分裂,国民党对本省精英不可避免的再吸收过程,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反而与地方政治势力深度结合,成为政治权力地方分肥的基础结构,更是基本主导了台湾的地方政治。
拉美三国比较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多元性。——决定遗产的不是”威权是否市场化”。智利、阿根廷、巴西在1980年代都退出军政府,经济上都市场化了,但留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差异巨大。阿根廷军方在1982年马岛战败和人权危机中合法性崩溃,阿方辛在 1983年12月文人政府上台,但经济体系依然强烈依赖贝隆主义,工会工团权力极大,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根基,长期在贝隆主义、反贝隆主义见摇摆。但米莱上台后剧烈摆向经典哈耶克模式,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显示阿根廷几十年的民主适配了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巴西实现的是完全不同的纯粹民主模式,1988年修宪完成了大量权利文化清单,是世界上社会权利清单最长的宪法之一,也完善了公投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机制,还强化了司法独立,也进行了联邦主义的地方权力扩张,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第三波民主国家,也是现在三国中最稳定的。
巴西与智利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工程,一个用来保护市场与资本主义,一个用来保护社会权利。
日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自民党自1955年11月成立以来,在70年中仅下台两次1990 年裴庞培在《不寻常的民主国家》中把瑞典、意大利、以色列、西德、日本归为”一党优势民主”;35年过去,这一组里只剩日本。维持这种稳态格局的具体机制是:自民党-官僚-财界-农村的四角结构,甚至在经济失败的30年中依然挺立,令人惊讶。
以上国家的例子共同说明,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取决于国家能力、阶级结构、精英联盟和外部环境的具体组合。从来不是”市场自然产生民主”的单一公式。
但我们提到的那种”市场+福利+民主+工会”的稳定组合,当真没有普适性吗?用这个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总结,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四、“捆绑叙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展开一个新的问题
1944 年是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年份。这一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相隔几个月,在两个几乎同时发出的诊断中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哈耶克担心国家计划经济通向纳粹和法西斯;波兰尼担心自我调节市场——它强行把土地、劳动、货币当作商品——必然摧毁社会基础,而摧毁的反弹本身可以走向法西斯、社会主义、社民、威权,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波兰尼创造性地反驳哈耶克,”自由放任是被规划出来的”。19 世纪的”自由市场”不是”国家撤退”的结果,而是国家用大量法律、警察、税收、关税、货币政策主动创造出来的。
关键来了,这里第三条道路昭然若揭,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路线,也不会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受控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导致社会大幅反弹时,用制度寻求中道,将反弹逼入较好的路径(自由福利主义社民党),而非走入法西斯和威权或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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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智利已经在第一节讲过。最后的稳态是“有限民主 + 市场化宪法”,当然智利刚刚上台极右翼政府,现在的“稳态”遭遇挑战。
韩台展示的不是李普塞特线性版的”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民主”。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并不是主动设计民主化——他们的发展型工业化”无意中”创造了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和劳工集中区,这些是民主化的基础。但以台湾为例,民主化主要还是依靠精英集团分裂,以外省本省人为轴线的精英分裂,国民党对本省精英不可避免的再吸收过程,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反而与地方政治势力深度结合,成为政治权力地方分肥的基础结构,更是基本主导了台湾的地方政治。
拉美三国比较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多元性。——决定遗产的不是”威权是否市场化”。智利、阿根廷、巴西在1980年代都退出军政府,经济上都市场化了,但留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差异巨大。阿根廷军方在1982年马岛战败和人权危机中合法性崩溃,阿方辛在 1983年12月文人政府上台,但经济体系依然强烈依赖贝隆主义,工会工团权力极大,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根基,长期在贝隆主义、反贝隆主义见摇摆。但米莱上台后剧烈摆向经典哈耶克模式,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显示阿根廷几十年的民主适配了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巴西实现的是完全不同的纯粹民主模式,1988年修宪完成了大量权利文化清单,是世界上社会权利清单最长的宪法之一,也完善了公投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机制,还强化了司法独立,也进行了联邦主义的地方权力扩张,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第三波民主国家,也是现在三国中最稳定的。
巴西与智利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工程,一个用来保护市场与资本主义,一个用来保护社会权利。
日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自民党自1955年11月成立以来,在70年中仅下台两次1990 年裴庞培在《不寻常的民主国家》中把瑞典、意大利、以色列、西德、日本归为”一党优势民主”;35年过去,这一组里只剩日本。维持这种稳态格局的具体机制是:自民党-官僚-财界-农村的四角结构,甚至在经济失败的30年中依然挺立,令人惊讶。
以上国家的例子共同说明,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取决于国家能力、阶级结构、精英联盟和外部环境的具体组合。从来不是”市场自然产生民主”的单一公式。
但我们提到的那种”市场+福利+民主+工会”的稳定组合,当真没有普适性吗?用这个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总结,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四、“捆绑叙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展开一个新的问题
1944 年是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年份。这一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相隔几个月,在两个几乎同时发出的诊断中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哈耶克担心国家计划经济通向纳粹和法西斯;波兰尼担心自我调节市场——它强行把土地、劳动、货币当作商品——必然摧毁社会基础,而摧毁的反弹本身可以走向法西斯、社会主义、社民、威权,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波兰尼创造性地反驳哈耶克,”自由放任是被规划出来的”。19 世纪的”自由市场”不是”国家撤退”的结果,而是国家用大量法律、警察、税收、关税、货币政策主动创造出来的。
关键来了,这里第三条道路昭然若揭,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路线,也不会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受控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导致社会大幅反弹时,用制度寻求中道,将反弹逼入较好的路径(自由福利主义社民党),而非走入法西斯和威权或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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