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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危險預言:資本主義,終將拋棄民主?
哈耶克的危險預言:資本主義,終將拋棄民主?哈耶克的危險預言:資本主義,終將拋棄民主?
兩本書的出版只隔兩年，兩位頂級思想史家幾乎同時從相反方向切入”商業-政治”關系，得出方向相反的結論。但為何我們現在認為民主和經濟自由相輔相成呢？是因為冷戰時期的”自由世界”敘事、撒切爾與裡根的新自由主義、福山的”歷史終結”論、19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所有這些都建立在同壹個未經證明的前提上：市場、個人自由、代議民主是壹組互相支撐的孿生兄弟。這就是“捆綁敘事”。但這僅僅是壹種敘事的成功，而不是事實。
捆綁敘事在1970年代就開始出現裂縫。30年後，2004年，克勞奇出版《後民主》給出第壹個系統化的當代診斷：民主形式仍在——選舉照常舉行、議會照常立法、法治照常運作——但權力實質已經從公民和代表轉向公司和金融機構。政黨不再是公民會員組織，而是被金融精英控制的選舉機器。公共服務私有化讓公民”自動享有”的權利變成”需要購買”。這是壹個非常波考克式的診斷，只是用的是當代政治社會學語言。
10年後，施特雷克在《買時間》裡把同壹診斷推到財政層面，體現出財政層面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的矛盾。1970年代以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國家走過叁個階段：稅收國家——通過稅收籌集福利國家所需資源；債務國家——通過公共債務延後福利國家沖突；整頓國家——通過緊縮、獨立央行和債券市場紀律把責任主體從納稅人/選民轉向債權人。施特雷克稱這是資本對民主的“免疫化”，指資本對民主社會的合法性要求越來越低，脫離民主的資本領域越來越多。無論如何。這又是壹個非常波考克式的判斷：債務把公民的政治判斷綁在投資收益上。只是施特雷克看的不是傑斐遜時代的國債，而是歐元區財政紀律。
所以哈耶克1981年訴求“自由主義獨裁者”的那句話，放回思想史中並不奇怪。它是赫希曼”溫柔商業”傳統在20世紀面對民主多數壓力時的退守姿態——當商業不能馴服激情，反而被民主多數威脅時，自由主義就退到壹個更基本的立場：市場優先於民主。這不是哈耶克個人的偏見。這是自由主義內部張力的必然。在這裡，市場就存在了擁抱中國的潛能。
“捆綁敘事”是個過於單壹的敘事，資本主義與民主制的困境更加復雜，這會讓問題壹步步逼近吳國光老師所說的資本主義與民主制的脫嵌。
贰、資本主義帶來民主危機
1959年李普塞特寫下題為《民主的若幹社會必要條件：經濟發展與政治合法性》，發表於《美國政治科學評論》。這是該刊百年史上第柒大被引用論文。命題很簡單：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更可能成為且維持穩定民主。他提出的指標非常具體：人均收入、教育水平、農業人口比例、城市化。這套話語在冷戰時期成為西方對世界的默認期待——只要經濟發展上去了，民主遲早會來，成為“捆綁敘事”另壹側的重要假設。
但這60年的實證研究讓問題變得比這個困難，阿西莫格魯、約翰遜、羅賓遜和雅瑞德2008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得出壹個讓李普塞特派震驚的結論：人均收入水平與”向民主轉型”的可能性之間沒有顯著關系。這個研究得出壹個修正版的說法：富裕民主國家比貧窮民主國家更不容易倒退為威權——經濟發展可以維持民主，不會產生民主。
新加坡就是最好的反例，也不怪前幾代領導人都希望向新加坡取經——壹個經濟高度發達，但不民主的國家。這個城邦從1959年至2025年，人民行動黨連續執政16屆。2025年5月大選，人民行動黨拿下87/97席、65.6%普選票。新加坡的富裕和發達自不必言。但自由之家2025年評分仍是”半自由”48/100；經濟學人民主指數評為”有缺陷民主”；無國界記者2025新聞自由排名第123。2021年，美國民主黨拒絕邀請新加坡參加110國民主峰會。
新加坡的威權體制當然是專門設計的結果，是其選舉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結果。但在吳國光老師的視野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還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為何不能帶來民主。而是壹個更深的問題在於——熊彼特1942年那個著名預言，他說：資本主義不會主要死於經濟失敗，而會死於自身成功。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預言想法，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會死於其失敗（剝削、資本積累過度、利潤率下降，其實更像中國現在的情況），而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崩塌，是因為它運轉得太好，以致摧毀了它自己賴以存在的社會、心理、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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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捆綁敘事在1970年代就開始出現裂縫。30年後，2004年，克勞奇出版《後民主》給出第壹個系統化的當代診斷：民主形式仍在——選舉照常舉行、議會照常立法、法治照常運作——但權力實質已經從公民和代表轉向公司和金融機構。政黨不再是公民會員組織，而是被金融精英控制的選舉機器。公共服務私有化讓公民”自動享有”的權利變成”需要購買”。這是壹個非常波考克式的診斷，只是用的是當代政治社會學語言。
10年後，施特雷克在《買時間》裡把同壹診斷推到財政層面，體現出財政層面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的矛盾。1970年代以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國家走過叁個階段：稅收國家——通過稅收籌集福利國家所需資源；債務國家——通過公共債務延後福利國家沖突；整頓國家——通過緊縮、獨立央行和債券市場紀律把責任主體從納稅人/選民轉向債權人。施特雷克稱這是資本對民主的“免疫化”，指資本對民主社會的合法性要求越來越低，脫離民主的資本領域越來越多。無論如何。這又是壹個非常波考克式的判斷：債務把公民的政治判斷綁在投資收益上。只是施特雷克看的不是傑斐遜時代的國債，而是歐元區財政紀律。
所以哈耶克1981年訴求“自由主義獨裁者”的那句話，放回思想史中並不奇怪。它是赫希曼”溫柔商業”傳統在20世紀面對民主多數壓力時的退守姿態——當商業不能馴服激情，反而被民主多數威脅時，自由主義就退到壹個更基本的立場：市場優先於民主。這不是哈耶克個人的偏見。這是自由主義內部張力的必然。在這裡，市場就存在了擁抱中國的潛能。
“捆綁敘事”是個過於單壹的敘事，資本主義與民主制的困境更加復雜，這會讓問題壹步步逼近吳國光老師所說的資本主義與民主制的脫嵌。
贰、資本主義帶來民主危機
1959年李普塞特寫下題為《民主的若幹社會必要條件：經濟發展與政治合法性》，發表於《美國政治科學評論》。這是該刊百年史上第柒大被引用論文。命題很簡單：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更可能成為且維持穩定民主。他提出的指標非常具體：人均收入、教育水平、農業人口比例、城市化。這套話語在冷戰時期成為西方對世界的默認期待——只要經濟發展上去了，民主遲早會來，成為“捆綁敘事”另壹側的重要假設。
但這60年的實證研究讓問題變得比這個困難，阿西莫格魯、約翰遜、羅賓遜和雅瑞德2008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得出壹個讓李普塞特派震驚的結論：人均收入水平與”向民主轉型”的可能性之間沒有顯著關系。這個研究得出壹個修正版的說法：富裕民主國家比貧窮民主國家更不容易倒退為威權——經濟發展可以維持民主，不會產生民主。
新加坡就是最好的反例，也不怪前幾代領導人都希望向新加坡取經——壹個經濟高度發達，但不民主的國家。這個城邦從1959年至2025年，人民行動黨連續執政16屆。2025年5月大選，人民行動黨拿下87/97席、65.6%普選票。新加坡的富裕和發達自不必言。但自由之家2025年評分仍是”半自由”48/100；經濟學人民主指數評為”有缺陷民主”；無國界記者2025新聞自由排名第123。2021年，美國民主黨拒絕邀請新加坡參加110國民主峰會。
新加坡的威權體制當然是專門設計的結果，是其選舉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結果。但在吳國光老師的視野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還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為何不能帶來民主。而是壹個更深的問題在於——熊彼特1942年那個著名預言，他說：資本主義不會主要死於經濟失敗，而會死於自身成功。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預言想法，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會死於其失敗（剝削、資本積累過度、利潤率下降，其實更像中國現在的情況），而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崩塌，是因為它運轉得太好，以致摧毀了它自己賴以存在的社會、心理、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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