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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危險預言:資本主義,終將拋棄民主?
哈耶克的危險預言:資本主義,終將拋棄民主?哈耶克的危險預言:資本主義,終將拋棄民主?
這句話被反復引用，但常被誤解。左派把它當作哈耶克支持獨裁的鐵證。部分右派同情者解釋為80歲老人的偶發失言或晚年昏聵。哈耶克當然沒有失言，而是揭示了資本主義與政治制度間某種特殊的張力。
最近斗膽和吳薇壹起做吳國光老師節目的評述，我總結了“拾大命題”，是因為吳國光老師的思想框架對於理解現在中國和世界的問題具有獨特的穿透力。其第壹命題就是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脫嵌是這場全球危機的由來。這個分析非常有意義，至少可以響應以下叁個最關鍵的問題：
中國何以與市場經濟制度看似成功的融合？雖有顛簸，其獨裁體制卻越來越穩固？似乎是全世界最有利於企業發展的國家
西方的民主危機，有個過於簡單的“去工業化”導致產業工人民粹化的解釋，這個解釋是否有更深的政治學經濟學意涵？
這輪全球保護主義回潮，以及中國遭遇現實經濟困境，是壹種模式問題，還是周期與時運的問題？
有壹種簡單的制度決定論解釋，中共的獨裁制度從道德上就應該失敗，然後從各種蛛絲馬跡上找到其失敗的論證。當然反過來也有為中共制度辯護的同樣簡單的版本。但如果沿著吳國光老師的視野出發，我們將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做更復雜的分辨，這個“民主自由資本主義”vs“獨裁國家資本主義”的死胡同，可能可以找到新的解釋。
我們可以從這裡回到哈耶克，自由主義獨裁和缺乏自由主義的民主是個真問題。哈耶克在1979年《泰晤士報》的訪談給出了非常直白的答案。他說：你可以有經濟自由沒有政治自由，但你不能有政治自由沒有經濟自由。市場在前，民主在後。
這就能理解他在不同情境下對於經濟和民主看似矛盾的立場。當國家代表民主多數、工會、福利聯盟和再分配時，它就是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警告的那條路——通向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當國家保護產權、限制再分配、壓制勞工、隔離政策免受選舉周期沖擊時，它就是自由的守夜人。這才是新自由主義真正的核心問題。不是”市場 vs 國家”——這是被反復傳誦卻抓錯重心的贰元對立，也是很多人對中國的基本認識，認為中國政府壹定剿殺市場和企業。但這裡的問題是不管國家是民主或獨裁，國家在維持什麼？
智利1980年憲法，在哈耶克和皮諾切特之下，是壹個經典的例子。他的選舉系統和軍人幹政遠談不上民主，其復雜的修憲機制更是為了鎖定憲法中要保護的東西——自由主義經濟。包括私有養老金體系、教育市場化、礦業產權私有化、勞動法反工會、限制罷工權、限制再分配。
導致即使1990 年皮諾切特下台，智利回歸形式民主。中左聯盟長期掌權，數次推動修憲，包括最近的壹次終於進入修憲程序卻依然失敗，經濟模型維持不動。
所以智利的真正歷史意義，不在於市場可以在威權下存活——這早就被新加坡、韓國、台灣分別證明，而且路徑各不相同。智利的特殊性在於，市場秩序可以通過獨裁國家以其強力鎖定。就算民主化了也無法改變，智利國家不是維持政治秩序，而是優先維持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即便其已經與勞工階層選民對立。
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個問題比大家想象的復雜，而世界的改變，就是從這裡開始。
壹、資本主義與民主制的張力
哈耶克的問題揭示出壹個重要的張力，也是吳國光老師論述資本主義與民主脫嵌的動力根源。很多人壹直依賴的常識性主張——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相輔相成，這是真的嗎？
西方思想史從來就有兩條互不相容的脈絡。1975年，波考克在《馬基雅維利時刻》中梳理出第壹個視角：從佛羅倫薩的馬基雅維利、圭恰迪尼到清教英格蘭再到美國革命，有壹條“公民人文主義”的傳承。在這壹傳統中，商業、信貸、雇傭軍、宮廷網絡都被視為腐蝕公民獨立性的具體機制。波考克花了大量篇幅討論18世紀英美關於”公共信貸”的辯論——傑斐遜和他的同時代人之所以反對國債，不是因為不懂金融，而是因為他們相信：把公民的政治判斷綁在投資收益上，分權共和國會走向腐敗、走向德性喪失。在這個視野上，商業通過侵蝕公民德行，顛覆共和社會，大家都聽過這個主張的壹個簡化片段——商人無國籍。
但1977年，赫希曼出版《激情與利益：資本主義勝利前的政治論證》，梳理出第贰個。在赫希曼筆下，17–18世紀的孟德斯鳩、斯圖亞特、休謨、亞當·斯密用了壹整代人發展出“溫柔商業”的論證：商業活動會讓”對收益的愛”壓過”對快樂的愛”，於是會馴服暴烈激情——戰爭、宗教狂熱、君主任性。孟德斯鳩那句被反復引用的話寫得很直白——凡商業之處人變得溫和，凡人溫和之處則有商業。斯圖亞特把現代經濟比作精密時鍾，稱它是”對暴政愚蠢最有效的韁繩”。資本主義在這裡的角色，是用“無害的”利益壓抑“破壞性的”政治激情，這壹視角在2021年習近平壹夜殲滅教培行業中也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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