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两次丧子写下伤痛 争议华人女作家获2026普利策奖
两次丧子写下伤痛 争议华人女作家获2026普利策奖两次丧子写下伤痛 争议华人女作家获2026普利策奖
李翊云：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很多年来，中国的出版人彭伦一直在联系我，每年都会问一次。
正如你刚才说的，我的写作题材已经变了，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了，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妨试一试。《我该走了吗》是我第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书，《鹅之书》是第二本。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可选择的。后来又有一本书，因为中国各种各样的噪声，我决定不出版了。
我的想法就是试试看，看看会怎么样。我的书有20多个语言的译本，其他语言的译本我都不会看，所以中文的译本我也不看。但我对读者的反应很感兴趣，我对记者对我提的问题很感兴趣。虽然《鹅之书》写的是发生在法国的故事，但中国的读者对它依然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特别深刻的思想转变。我只是想做一个试验，试一试，看看是否可行。因为不是必选项，对我来说就比较放松。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问一个比较复杂、也可能不完全公平的问题。在你看来，你母亲对待你的方式，和一部分中国舆论对待你的方式，是不是有某种共通之处？
李翊云：不谈我母亲的事情。你既然问中国的舆论，我可以聊一聊。我当然知道，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会被大众舆论当作谈资，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的经历是大众虚构我的生活，把它们当作真相来传播，然后用这些虚构之事来评判我。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是一直在关注这些言论的，因为我想知道这些舆论到底有多糟糕。
有一个说法是说我大儿子留了遗书我们决定不看——这完全是编造的。我不知道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有一说我大儿子死的时候，我和我丈夫出去旅游了，把后事丢给了小儿子来处理。然后又有说我在整理大儿子遗物时，让小儿子在一旁看着。这些传言越传越生动。
我很困惑，直到一年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肯定是有一个读过我英文书的、但又是很糟糕的读者搬出来的这个细节。我在《理性终结之处》这本书里写到过，我在收拾大儿子遗物的时候，我家的狗在旁边。我问狗说：“你还记得他吗？”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中国的叙事中，狗就变成了我的小儿子。这已经是很离谱的捏造了，但之后又变成了不是我在收拾遗物，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给了小儿子和“保姆”。这个“保姆”的说法也很滑稽，我们家从来没有保姆。我们有一个偶尔帮我们照看狗的dog sitter，我们出门旅行时她住在我们家照看。后来在一些中国读者的叙事里，这个故事最终变成了：我们把小儿子留给保姆自己出门散心，然后我们家不仅儿子死了，“保姆”也死了。
这个跟我的母亲是没有关系的。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跟我说，国内的媒体把你说得这么糟糕，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常常觉得自己有一种权利，可以基于虚构去审判一个人。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是彻头彻尾的“特朗普(专题)式逻辑”。
三联生活周刊：非常无奈。我看《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时，在书的最后，我能感受到你对这些言论的愤怒。即便你不直接跟媒体说，但你在书里写了你对这些言论的立场。你表态了。因为你对此是有感受的。
李翊云：我并不觉得是愤怒。我天性很少愤怒，我想更确切地说我的观点是不容忍。我在书里说，我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I acknowledge it），但我不原谅，也不容忍（I don’t condone）。我的生活像一面镜子，总会有看客对之指手画脚，但是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或我的生活，只是他们内心的影像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多年来你一直非常勤奋地阅读和写作。你认为是这两件事支撑了你走过那些艰难的时刻吗？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这条新闻还没有人评论喔，等着您的高见呢
正如你刚才说的，我的写作题材已经变了，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了，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妨试一试。《我该走了吗》是我第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书，《鹅之书》是第二本。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可选择的。后来又有一本书，因为中国各种各样的噪声，我决定不出版了。
我的想法就是试试看，看看会怎么样。我的书有20多个语言的译本，其他语言的译本我都不会看，所以中文的译本我也不看。但我对读者的反应很感兴趣，我对记者对我提的问题很感兴趣。虽然《鹅之书》写的是发生在法国的故事，但中国的读者对它依然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特别深刻的思想转变。我只是想做一个试验，试一试，看看是否可行。因为不是必选项，对我来说就比较放松。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问一个比较复杂、也可能不完全公平的问题。在你看来，你母亲对待你的方式，和一部分中国舆论对待你的方式，是不是有某种共通之处？
李翊云：不谈我母亲的事情。你既然问中国的舆论，我可以聊一聊。我当然知道，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会被大众舆论当作谈资，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的经历是大众虚构我的生活，把它们当作真相来传播，然后用这些虚构之事来评判我。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是一直在关注这些言论的，因为我想知道这些舆论到底有多糟糕。
有一个说法是说我大儿子留了遗书我们决定不看——这完全是编造的。我不知道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有一说我大儿子死的时候，我和我丈夫出去旅游了，把后事丢给了小儿子来处理。然后又有说我在整理大儿子遗物时，让小儿子在一旁看着。这些传言越传越生动。
我很困惑，直到一年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肯定是有一个读过我英文书的、但又是很糟糕的读者搬出来的这个细节。我在《理性终结之处》这本书里写到过，我在收拾大儿子遗物的时候，我家的狗在旁边。我问狗说：“你还记得他吗？”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中国的叙事中，狗就变成了我的小儿子。这已经是很离谱的捏造了，但之后又变成了不是我在收拾遗物，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给了小儿子和“保姆”。这个“保姆”的说法也很滑稽，我们家从来没有保姆。我们有一个偶尔帮我们照看狗的dog sitter，我们出门旅行时她住在我们家照看。后来在一些中国读者的叙事里，这个故事最终变成了：我们把小儿子留给保姆自己出门散心，然后我们家不仅儿子死了，“保姆”也死了。
这个跟我的母亲是没有关系的。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跟我说，国内的媒体把你说得这么糟糕，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常常觉得自己有一种权利，可以基于虚构去审判一个人。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是彻头彻尾的“特朗普(专题)式逻辑”。
三联生活周刊：非常无奈。我看《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时，在书的最后，我能感受到你对这些言论的愤怒。即便你不直接跟媒体说，但你在书里写了你对这些言论的立场。你表态了。因为你对此是有感受的。
李翊云：我并不觉得是愤怒。我天性很少愤怒，我想更确切地说我的观点是不容忍。我在书里说，我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I acknowledge it），但我不原谅，也不容忍（I don’t condone）。我的生活像一面镜子，总会有看客对之指手画脚，但是他们看到的不是我或我的生活，只是他们内心的影像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多年来你一直非常勤奋地阅读和写作。你认为是这两件事支撑了你走过那些艰难的时刻吗？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