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丧子写下伤痛 争议华人女作家获2026普利策奖
《鹅之书》是李翊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小说
与此前的作品相比,《鹅之书》的语调变得轻盈了一些。在此前的许多小说中,人物常常是沉默而隐忍的,以某种执拗甚至决绝的姿态,承受着生活中巨大的伤痛。毫无疑问,“伤痛”是李翊云写得最好的主题之一。而伤痛,也是李翊云在生活中所长期面对的课题。让李翊云在中国进入大众视野的,无疑是她小儿子自杀的新闻。2024年2月,李翊云的次子詹姆斯在19岁时和哥哥文森特在七年前所做的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城的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消息一出,媒体哗然。遗憾的是,在大众被这样可怕的悲剧惊动之时,猜疑、指责和谩骂也旋即而至,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面对漫天的负面言论,和她的许多小说人物一样,李翊云选择了沉默。
采访李翊云,她的私人生活便成为一个十分微妙(delicate)的问题。一方面,这是她身上的“新闻点”,(不幸的)是中国读者和公众想到她时的第一印象,围绕其上有太多舆论的嗓音和难解的谜团;另一方面,则是保护作家本人的愿望。有时候,去要求受访者谈论自身创伤——即便是为了向她提供解释自己的机会——都是显得不道德的。
但我其实很想和李翊云谈谈她写两个儿子之死的那两本书——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和去年出版的《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在书中,李翊云本人也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在经历了反复的、痛苦的追问之后,她选择践行一个曾经极大地帮助过她的心理学概念——“全然的接受”(radical acceptance)。归根结底,一个人能够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而一个人可以全然地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负责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或父母?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两个早慧、优秀、生活富足、得到了父母足够多的爱的少年,为什么会自杀?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尤其在生与死的两边,任何的言语和追问都不会带来回响。但在书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是,早慧敏感的儿童或与大部分成年人不同,这种特质让他们过早地感知到生命的痛苦;而某些痛苦巨大到他们认为只能以抹消生命的方式去摆脱。这种痛苦与世俗意义上的生存境况无关,而只与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感知有关。对这种痛苦,旁人即使无法完全理解,也应当予以尊重。这就是李翊云的态度。即便这种尊重,并不能减轻孩子死去的事实带给她本人的痛苦。在书中,李翊云常常使用的一个短语是“留住你”(keep you alive),或是“没能留住你”(failed to keep you alive)。这真是一个母亲最让人撕心裂肺的表达。孩子死去之后,父母的生活被完全改变,跌入了李翊云所说的“深渊”。
在采访过程中,当李翊云表示不愿谈论和回忆录有关的问题时,我表示接受。但在访谈接近尾声时,她放下了之前的防备,谈起了对于被舆论错误指责和审判的看法。这是《鹅之书》出版之后,李翊云唯一接受的中国大陆媒体的当面采访,也是她首次回应与舆论争议相关的问题。在《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一书的最后,她简短描述了丧子之后所见的众生百态。李翊云记下她在那段时间所见的众生百态,不是为了表达愤怒——像她在访谈中对我说的那样——而是为了传达一种观点: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可以也应当表现得更好。
“任何写作都是在给人物一种清晰表达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提到,《鹅之书》这本小说其实有一个现实原型,是你在阅读中偶然遇到的一个故事。你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来源,以及它最初打动你的地方?
李翊云:这个故事的起点,其实来自我读到的一篇书评。那是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的一本评论集,她在里面提到过四位法国“神童”作家。最年轻的只有9岁,其次是13岁,最年长的是19岁——19岁的那个就是萨冈。鲍恩写道,把萨冈和这些孩子一比,她简直像个中年妇女。
那个13岁的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她叫Berthe Grimault。她出身农村,后来几乎被人遗忘了。她一共写过三本书,只有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其余两本都是法语。我读了英文译本,坦率地说,我觉得写得并不好。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或许应该给她一些宽容。后来我因为别的书去巴黎,和出版商、做公关的年轻人聊天,提起这个名字,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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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与此前的作品相比,《鹅之书》的语调变得轻盈了一些。在此前的许多小说中,人物常常是沉默而隐忍的,以某种执拗甚至决绝的姿态,承受着生活中巨大的伤痛。毫无疑问,“伤痛”是李翊云写得最好的主题之一。而伤痛,也是李翊云在生活中所长期面对的课题。让李翊云在中国进入大众视野的,无疑是她小儿子自杀的新闻。2024年2月,李翊云的次子詹姆斯在19岁时和哥哥文森特在七年前所做的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城的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消息一出,媒体哗然。遗憾的是,在大众被这样可怕的悲剧惊动之时,猜疑、指责和谩骂也旋即而至,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面对漫天的负面言论,和她的许多小说人物一样,李翊云选择了沉默。
采访李翊云,她的私人生活便成为一个十分微妙(delicate)的问题。一方面,这是她身上的“新闻点”,(不幸的)是中国读者和公众想到她时的第一印象,围绕其上有太多舆论的嗓音和难解的谜团;另一方面,则是保护作家本人的愿望。有时候,去要求受访者谈论自身创伤——即便是为了向她提供解释自己的机会——都是显得不道德的。
但我其实很想和李翊云谈谈她写两个儿子之死的那两本书——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和去年出版的《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在书中,李翊云本人也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在经历了反复的、痛苦的追问之后,她选择践行一个曾经极大地帮助过她的心理学概念——“全然的接受”(radical acceptance)。归根结底,一个人能够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而一个人可以全然地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负责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或父母?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两个早慧、优秀、生活富足、得到了父母足够多的爱的少年,为什么会自杀?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尤其在生与死的两边,任何的言语和追问都不会带来回响。但在书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是,早慧敏感的儿童或与大部分成年人不同,这种特质让他们过早地感知到生命的痛苦;而某些痛苦巨大到他们认为只能以抹消生命的方式去摆脱。这种痛苦与世俗意义上的生存境况无关,而只与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感知有关。对这种痛苦,旁人即使无法完全理解,也应当予以尊重。这就是李翊云的态度。即便这种尊重,并不能减轻孩子死去的事实带给她本人的痛苦。在书中,李翊云常常使用的一个短语是“留住你”(keep you alive),或是“没能留住你”(failed to keep you alive)。这真是一个母亲最让人撕心裂肺的表达。孩子死去之后,父母的生活被完全改变,跌入了李翊云所说的“深渊”。
在采访过程中,当李翊云表示不愿谈论和回忆录有关的问题时,我表示接受。但在访谈接近尾声时,她放下了之前的防备,谈起了对于被舆论错误指责和审判的看法。这是《鹅之书》出版之后,李翊云唯一接受的中国大陆媒体的当面采访,也是她首次回应与舆论争议相关的问题。在《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一书的最后,她简短描述了丧子之后所见的众生百态。李翊云记下她在那段时间所见的众生百态,不是为了表达愤怒——像她在访谈中对我说的那样——而是为了传达一种观点: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可以也应当表现得更好。
“任何写作都是在给人物一种清晰表达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提到,《鹅之书》这本小说其实有一个现实原型,是你在阅读中偶然遇到的一个故事。你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来源,以及它最初打动你的地方?
李翊云:这个故事的起点,其实来自我读到的一篇书评。那是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的一本评论集,她在里面提到过四位法国“神童”作家。最年轻的只有9岁,其次是13岁,最年长的是19岁——19岁的那个就是萨冈。鲍恩写道,把萨冈和这些孩子一比,她简直像个中年妇女。
那个13岁的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她叫Berthe Grimault。她出身农村,后来几乎被人遗忘了。她一共写过三本书,只有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其余两本都是法语。我读了英文译本,坦率地说,我觉得写得并不好。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或许应该给她一些宽容。后来我因为别的书去巴黎,和出版商、做公关的年轻人聊天,提起这个名字,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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