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木马?美国马铃薯有这么可怕?
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当前台湾的公共舆论与政策探讨议题,存在着不对称且充满矛盾的现象。 只要涉及美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迎来与本质无关的叙事,进而以安全作为话语,模糊化问题本身。
这种被称为“安全化”的问题,可以从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提出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进一步理解。 该理论指出,安全威胁并非全然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而是透过政治人物、媒体或意见领袖的话语行动(speech act)进行社会建构的结果。
当特定议题被成功塑造为对国家、社会或群体生存构成“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并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与恐惧时,该议题便完成“安全化”,进而合理化政府或是社会上特定主体采取的非常态防御措施或抵制。
近期最为显著的是美国农产品进口议题,由于具体的生命性风险,屡次被过安全化,并且不时被作为认知作战的主题; 相反地,潜伏于数位空间、具备实质信息战与渗透能力的中国APP带来的资安威胁,却透过精密的商业包装与文化叙事,成功在台湾社会中完成“去安全化”,使其潜在的国安风险遭到严重的低估与模糊化。
美国农产品是被动员恐惧的常客
要深入理解为何美国农产品总是被台湾各界放大检视,必须回溯过去二十年来,台湾社会针对进口农产品所建构的深刻历史记忆与负面叙事。 台湾进口美国农产品的争议,早已脱离单纯的跨国贸易与科学检验层次,成为国内政治动员与恐惧的最佳资材,每逢选举必然被反复操作。
这段负面叙事的源头可追溯至2003年美国爆发疯牛症(BSE)案例后的美牛争议。 在2009年至2012年间,马英九政府放宽美国牛肉进口条件的谈判,尽管国际科学评估指出,在排除特定风险物质(SRM)后,食用美牛引发人类感染新型库贾氏症(vCJD)的机率极微(约为十亿分之一),且进口附带严格的边境检验。 但在当时的社会舆论,反对阵营透过毒牛等强烈的话语行动,无限上纲为毒害台湾人下一代的生存威胁。

蔡英文政府任内宣布放宽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直接促成2021年的“反莱猪公投”。 (设计划面/资料照片)
这股负面叙事的动能,于蔡英文政府任内被进一步放大,当时宣布放宽含莱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美国猪肉进口,直接促成2021年的“反莱猪公投”。 尽管多份科学研究表明,依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制定的残留标准,一般成人每天需食用数十片排骨长达数年才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但“莱猪即毒猪”的等号已深植于部分民众心中。 该公投案虽然最终遭到否决,但同意票仍高达近四百万票。 这显示农产品议题的敏感性极易被转化。
近期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同样难逃相同的命运,农业部依据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增订美国产加工用马铃薯的检疫条件。 同时,在零关税与缺乏特别防卫措施(SSG)条件下叩关的美国去壳花生,其到岸价仅为台湾国产花生的四成。 美国农产品进口问题,再次被无限上纲为摧毁台湾农业与食安的末日危机。
美国农产品之所以极易被放大检视,根本原因在于“生物性风险”的认知极易被操作。 食物是每日吞咽入肚的必需品,“人如其食”的直观感受让人类在演化上对“毒素”有着深层的恐惧。 透过媒体渲染,这种对健康的焦虑能轻易跨越理性的门槛,导致经贸议题被不成比例地“过安全化”,甚至成为转移其他议题的标的。
中国应用才是数字毒品与糖衣毒药
相较于对美国农产品的草木皆兵与严苛把关,台湾社会对于同样具备资安与国安威胁的中国APP,却展现出令人不寒而惭的宽容。 中国APP之所以能成功避开台湾民众的安全防备,关键在于中国科技企业极度擅长为其软件披上正面叙事(positive narrative)的外衣,透过商业利益与文化的双重渗透,在台湾民众心中不知不觉地完成“去安全化”。 这些正面叙事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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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称为“安全化”的问题,可以从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提出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进一步理解。 该理论指出,安全威胁并非全然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而是透过政治人物、媒体或意见领袖的话语行动(speech act)进行社会建构的结果。
当特定议题被成功塑造为对国家、社会或群体生存构成“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并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与恐惧时,该议题便完成“安全化”,进而合理化政府或是社会上特定主体采取的非常态防御措施或抵制。
近期最为显著的是美国农产品进口议题,由于具体的生命性风险,屡次被过安全化,并且不时被作为认知作战的主题; 相反地,潜伏于数位空间、具备实质信息战与渗透能力的中国APP带来的资安威胁,却透过精密的商业包装与文化叙事,成功在台湾社会中完成“去安全化”,使其潜在的国安风险遭到严重的低估与模糊化。
美国农产品是被动员恐惧的常客
要深入理解为何美国农产品总是被台湾各界放大检视,必须回溯过去二十年来,台湾社会针对进口农产品所建构的深刻历史记忆与负面叙事。 台湾进口美国农产品的争议,早已脱离单纯的跨国贸易与科学检验层次,成为国内政治动员与恐惧的最佳资材,每逢选举必然被反复操作。
这段负面叙事的源头可追溯至2003年美国爆发疯牛症(BSE)案例后的美牛争议。 在2009年至2012年间,马英九政府放宽美国牛肉进口条件的谈判,尽管国际科学评估指出,在排除特定风险物质(SRM)后,食用美牛引发人类感染新型库贾氏症(vCJD)的机率极微(约为十亿分之一),且进口附带严格的边境检验。 但在当时的社会舆论,反对阵营透过毒牛等强烈的话语行动,无限上纲为毒害台湾人下一代的生存威胁。

蔡英文政府任内宣布放宽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直接促成2021年的“反莱猪公投”。 (设计划面/资料照片)
这股负面叙事的动能,于蔡英文政府任内被进一步放大,当时宣布放宽含莱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美国猪肉进口,直接促成2021年的“反莱猪公投”。 尽管多份科学研究表明,依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制定的残留标准,一般成人每天需食用数十片排骨长达数年才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但“莱猪即毒猪”的等号已深植于部分民众心中。 该公投案虽然最终遭到否决,但同意票仍高达近四百万票。 这显示农产品议题的敏感性极易被转化。
近期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同样难逃相同的命运,农业部依据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增订美国产加工用马铃薯的检疫条件。 同时,在零关税与缺乏特别防卫措施(SSG)条件下叩关的美国去壳花生,其到岸价仅为台湾国产花生的四成。 美国农产品进口问题,再次被无限上纲为摧毁台湾农业与食安的末日危机。
美国农产品之所以极易被放大检视,根本原因在于“生物性风险”的认知极易被操作。 食物是每日吞咽入肚的必需品,“人如其食”的直观感受让人类在演化上对“毒素”有着深层的恐惧。 透过媒体渲染,这种对健康的焦虑能轻易跨越理性的门槛,导致经贸议题被不成比例地“过安全化”,甚至成为转移其他议题的标的。
中国应用才是数字毒品与糖衣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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