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從哈佛到中國高校,壹場跨越半世紀的"文科裁員潮"
簡單回溯近千年的大學史，人文學科壹度塑就了大學的輝煌，也以其思想啟蒙與文化觀念更新，對近代科學革命、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的興起厥功至偉。關注人的存在狀態尤其是人的精神存在，秉持價值關懷立場，檢視社會不公與人的異化，是人文學科永恒的主題。即使在科學昌明、技術發達的當今社會，人類對外部世界以及自身作為生理性存在的科學認知，並不能回答人活著以及工作與生活的意義問題，技術發達與物質的相對豐裕，也未必能為人們帶來心神安定與幸福感，反而不斷加劇了內卷的焦慮。總之，百年前的科玄之爭至今還在延續，人類的價值迷失與精神困擾不僅沒有得到解除，而且在這個加速時代正面臨更嚴峻的危機，更需要人文學科的在場。
尤其是在如今這個數字智能時代，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GenAI）所帶來的影響，就短期效應而言，它似乎為大學的人文學科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加劇學生專業選擇的理工科轉向。過去10年間，美國大學人文學科領域學生減少了35%，而計算機科學與計算機工程專業分別增加了120%與75%。特別是在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計算機科學已經成為選擇人數最多的前兩個專業之壹。［34］然而，就長遠而言，由GenAI所引發的教育生態改變、工作生活狀態變遷以及GenAI存在的偏見與倫理等問題，或許更需要人文學科的介入。“人工智能只是讓過去的知識唾手可得，它更需要人文學科來訓練學生創造性思考、解決問題、信息綜合、處理分歧、提出問題和提出新想法的能力。”［35］甚至有跡象表明，在就業市場中擁有人文學科學位的學生比理工科與擅長編程的畢業生更有吸引力，因為文科生更能夠以人性化的視角審視這種新技術。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甚至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學科更不可缺位，它應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扮演領導角色，“哲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藝術家曾經是工業革命中技術進展中的重要參與者與貢獻者，在今天，他們以及其他人文學者將延續這壹傳統，基於倫理、歷史、創意以及文化立場為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提供更深刻的理解”［36］。故而，就此意義而言，如果僅僅根據勞動力市場的即時變化盲目壓縮大學中的人文學科資源，不僅僅是壹種缺乏智慧的短視行為，更是壹種無視大學傳統及其作為社會思想文化源頭的魯莽之舉。
皮爾斯指出，大學作為學術機構，其認識論的價值（epistemic value）無非有如下叁個范疇：就理論、理念與假設的屬性而言，包括“不同理論與背景知識的連貫性、解釋力、預測力、簡約性”；就學者的群體屬性而言，包括“學術真誠、智力謙遜、開放精神、同行信任和才智”；就學者與其面對的現實之間關系而言，包括“洞察力、有正當理由的信念、知識、理性信仰與理解”。他認為盡管有不同側重，但是人文學科在這些價值追求上與科學無別，甚至因為這些價值本身就是人文學科的研究關注，它可能比科學做得更好。［37］事實也證明，自科學理論與工程技術實用之術逐漸成為大學中的顯學以來，沒有壹定實力的人文學科支撐，很少有大學能夠真正成為國際上聞名遐邇的學府。即使以理工見長的知名高校，如麻省理工學院，也設有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提供包括哲學、文學、音樂、戲劇藝術、各種外國語言的本科專業與輔修專業項目，以及歷史、哲學與語言學等博士學位項目。沒有人文學科的潤澤，壹所大學或許在某些領域不乏卓越表現，卻至少在其人才培養過程中欠缺某種思想靈動、精神氛圍與文化底蘊。這也是如斯坦福、麻省理工與加州理工等以理工與實用之學創校，隨後卻紛紛設立人文學科的緣由所在。近些年來，中國諸多傳統上具有理工特色與優勢的知名大學，反而愈加重視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培植與成長，或許多少源於其尋根情結，但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其對大學何以為大學的清醒認知與意識自覺。
至於如何擺脫當前大學人文學科所面臨的現實困局，結合上述有關危機分析以及當下中國特定語境，本文認為，以人文學科資源的重組和開放共享，拓展與釋放它的普惠性教育價值，或許是人文學科擺脫當前危機的基本路徑，具體如下。
第壹，結合就業市場的信號反饋壓縮相關人文本科專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簡單撤銷方式，而應以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的方式，由學校與院系溝通，根據專業長遠前景以及畢業生未來生涯發展，理性審慎地制訂務實的調整方案。譬如，可以為相關專業的存續預留時間，允許其結合學生訴求與外部經濟社會需求進行專業改造。對此，麻省理工學院根據其辦學特色，將哲學與技術倫理、藝術與數字技術、歷史與聽覺視覺媒介結合的本科專業改造方案，頗為值得學習借鑒。此外，人文學科本科專業的取舍，不能完全遵從外部市場邏輯，而是應尊重學生專業與課程學習的自主選擇。有條件的高校應踐行學習自由的理念，開放專業選擇與專業轉換空間，為具有人文學科偏好與興趣、有志於人文學科學術職業發展的本科生提供機會和留有余地；同時應允許有自我決斷能力的學生，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自主制訂個性化培養方案，打破課程學習選擇的傳統專業邊界乃至院系壁壘，支持人文學科專業本科生選修其他專業與院系課程、輔修以及微專業項目，以增強人文學科學生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的適應彈性。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無評論不新聞，發表壹下您的意見吧
尤其是在如今這個數字智能時代，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GenAI）所帶來的影響，就短期效應而言，它似乎為大學的人文學科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加劇學生專業選擇的理工科轉向。過去10年間，美國大學人文學科領域學生減少了35%，而計算機科學與計算機工程專業分別增加了120%與75%。特別是在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計算機科學已經成為選擇人數最多的前兩個專業之壹。［34］然而，就長遠而言，由GenAI所引發的教育生態改變、工作生活狀態變遷以及GenAI存在的偏見與倫理等問題，或許更需要人文學科的介入。“人工智能只是讓過去的知識唾手可得，它更需要人文學科來訓練學生創造性思考、解決問題、信息綜合、處理分歧、提出問題和提出新想法的能力。”［35］甚至有跡象表明，在就業市場中擁有人文學科學位的學生比理工科與擅長編程的畢業生更有吸引力，因為文科生更能夠以人性化的視角審視這種新技術。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甚至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學科更不可缺位，它應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扮演領導角色，“哲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藝術家曾經是工業革命中技術進展中的重要參與者與貢獻者，在今天，他們以及其他人文學者將延續這壹傳統，基於倫理、歷史、創意以及文化立場為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提供更深刻的理解”［36］。故而，就此意義而言，如果僅僅根據勞動力市場的即時變化盲目壓縮大學中的人文學科資源，不僅僅是壹種缺乏智慧的短視行為，更是壹種無視大學傳統及其作為社會思想文化源頭的魯莽之舉。
皮爾斯指出，大學作為學術機構，其認識論的價值（epistemic value）無非有如下叁個范疇：就理論、理念與假設的屬性而言，包括“不同理論與背景知識的連貫性、解釋力、預測力、簡約性”；就學者的群體屬性而言，包括“學術真誠、智力謙遜、開放精神、同行信任和才智”；就學者與其面對的現實之間關系而言，包括“洞察力、有正當理由的信念、知識、理性信仰與理解”。他認為盡管有不同側重，但是人文學科在這些價值追求上與科學無別，甚至因為這些價值本身就是人文學科的研究關注，它可能比科學做得更好。［37］事實也證明，自科學理論與工程技術實用之術逐漸成為大學中的顯學以來，沒有壹定實力的人文學科支撐，很少有大學能夠真正成為國際上聞名遐邇的學府。即使以理工見長的知名高校，如麻省理工學院，也設有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提供包括哲學、文學、音樂、戲劇藝術、各種外國語言的本科專業與輔修專業項目，以及歷史、哲學與語言學等博士學位項目。沒有人文學科的潤澤，壹所大學或許在某些領域不乏卓越表現，卻至少在其人才培養過程中欠缺某種思想靈動、精神氛圍與文化底蘊。這也是如斯坦福、麻省理工與加州理工等以理工與實用之學創校，隨後卻紛紛設立人文學科的緣由所在。近些年來，中國諸多傳統上具有理工特色與優勢的知名大學，反而愈加重視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培植與成長，或許多少源於其尋根情結，但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其對大學何以為大學的清醒認知與意識自覺。
至於如何擺脫當前大學人文學科所面臨的現實困局，結合上述有關危機分析以及當下中國特定語境，本文認為，以人文學科資源的重組和開放共享，拓展與釋放它的普惠性教育價值，或許是人文學科擺脫當前危機的基本路徑，具體如下。
第壹，結合就業市場的信號反饋壓縮相關人文本科專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簡單撤銷方式，而應以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的方式，由學校與院系溝通，根據專業長遠前景以及畢業生未來生涯發展，理性審慎地制訂務實的調整方案。譬如，可以為相關專業的存續預留時間，允許其結合學生訴求與外部經濟社會需求進行專業改造。對此，麻省理工學院根據其辦學特色，將哲學與技術倫理、藝術與數字技術、歷史與聽覺視覺媒介結合的本科專業改造方案，頗為值得學習借鑒。此外，人文學科本科專業的取舍，不能完全遵從外部市場邏輯，而是應尊重學生專業與課程學習的自主選擇。有條件的高校應踐行學習自由的理念，開放專業選擇與專業轉換空間，為具有人文學科偏好與興趣、有志於人文學科學術職業發展的本科生提供機會和留有余地；同時應允許有自我決斷能力的學生，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自主制訂個性化培養方案，打破課程學習選擇的傳統專業邊界乃至院系壁壘，支持人文學科專業本科生選修其他專業與院系課程、輔修以及微專業項目，以增強人文學科學生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的適應彈性。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更多...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