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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被馴服的人: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流亡者經驗
不肯被馴服的人: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流亡者經驗不肯被馴服的人: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流亡者經驗
近日，《中國民主季刊》發表訪談文章《流亡何以成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講述了旅日學者劉燕子歷時多年完成的日文新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識人群像》。該書基於對伍拾余位流亡知識分子的深度訪談、文獻搜集與實物互證，梳理了從文革時期“內部流亡”到八九之後全球流亡的知識分子譜系，試圖繪制壹張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與精神地圖。
文章首先界定了流亡的含義：它不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壹種與權力格格不入的精神狀態。劉燕子將研究視野從海外流亡者延伸至國內的“內在流亡者”，例如劉曉波與唯色。她特別提到，藏族作家唯色身處體制邊緣與監控之下，仍堅持用漢語記錄被壓制的歷史。這種不被馴服的姿態，是劉燕子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壹把鑰匙。
訪談詳述了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處境。與西方流亡者相比，他們在語言斷裂、經濟壓力與身份認同上承受著更沉的代價。許多人從國內的社會精英變為海外的底層勞動者，在“失語”中掙扎。無法回鄉與父母見最後壹面，在兩種文化邊緣游走的心理落差——這些構成了他們具體而殘酷的日常。
劉燕子在書寫中拒絕英雄化敘事，轉而呈現流亡者作為個體的局限與傷痕。她坦承，這壹群體內部同樣存在利益博弈、人性陰暗與性格偏執，但這正是“群體傳記學”應有的真實面貌。她認為，流亡者憑借“雙視角”——同時置身於母國文化與異鄉現實——保持了對主旋律敘事的批判距離。盡管這壹群體時常被低估乃至誤解，其歷史見證者的身份仍是現在進行時。
文章最後傳達了壹種歷史責任感。劉燕子以“壹個人壹支游擊隊”的狀態，在主流學術體制之外獨立完成了這項工程，目的是留存那些即將湮沒的無名者記憶。她認為，1989年引發的知識分子大規模外流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其精神遺產或許要到百年之後才能顯現出對未來文明的意義。
以下是訪談內容節選，點擊此處可以收聽訪談錄音：
江 ：你談到通過廖亦武認識了劉曉波。在《不死的流亡者》壹書中，你把劉曉波歸納於“內部流亡者”的范疇。你和他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劉 ：2007 年 3 月，我和家人去了北京，廖亦武也從肆川過來。“兩會”期間，劉曉波通常不自由，但那次，他跑出來了，我們就在萬聖書園聊了整整壹個下午。
老實說，當時劉曉波最關心、最激動、最投入思考的那些問題，我還沒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我本來就不太看政論，我對政治理論不像
對文學那麼敏感。但那次談話裡，有壹點讓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談自己和日本的關系。談他寫的《櫻花的中國劫難》，談中國的民族主義，他對“滿洲國”時代留下的遺產的客觀評價。
他雖然沒有來過日本，但在吉林大學時修過日語文學，壹直關注日本，希望日本對中國民主化有所作為。那以後，他給我發過大量材料。那時他已經很會用互聯網了，而我還是個“山頂洞人”。他會不停發文章過來，郵件標題常常是“劉燕子，我來轟炸你”。所謂“轟炸”，就是把壹包壹包的文章發過來。我收到以後都會打印出來，但壹開始也沒有認真全看。
壹直到 2008 年他被抓，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給我介紹了東京壹家很經典的學術出版社。他對我說：“既然你認識他，而且他那麼多文字都在你這裡，是不是應該趕緊翻譯介紹壹下劉曉波的思想歷程。”後來我就和中央大學的及川淳子教授合作。她壹直做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我們壹拍即合。2009年，我們出版了劉曉波的文集《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藤原書店出版）。我寫了很長的導讀，對“六肆”以及劉曉波的思想歷程做了壹萬多字的梳理，還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研討會，這些都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
當時書賣得並不好。可後來劉曉波獲諾獎以後，凡是和他、和零八憲章有關的事情，在日本幾乎都繞不開我。他和劉霞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詩歌，都是我介紹進入日文世界的。我和及川淳子還出版了壹本學中文的教科書——《用零八憲章學教養中文》（集廣舍出版），被好幾所大學的法律系采用。
江 ：你也把中國流亡者放置於世界流亡知識分子的譜系中來書寫和研究。關於流亡和知識分子，薩義德和阿倫特都有壹些重要的論述，他們在中國也較為大眾所熟知。尤其是阿倫特，這些年她的壹些作品在中國不斷被介紹和討論。
劉 ：事實上，我的研究最初曾受兩個方向啟發。壹個是納粹時期歐洲知識分子的流亡問題——這讓我了解到納粹統治的拾贰年中，德語作家和思想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們後來流亡美國的歷史。另壹個方向，則是蘇俄時期的流亡知識分子。
早在伍拾年代，流亡美國的猶太知識人以及參與救援人員，就舉辦了以“文化遷移”為主題的研討會。六拾年代中後期，因著對德國歷史的反思，流亡成為壹種跨學科研究。八拾年代以來，在“搶救歷史”運動中，“流亡社會學”已成為壹個專門性學科領域。
關於蘇俄時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觸到這個問題。我的大學同事研究滿洲國時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爾什維克政權下，1922 年被驅逐出故土，乘坐“哲學船”流亡德國的知識人。我常和朋友去著名的“MOROZOFF”（莫羅佐夫）咖啡店，那裡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為 1917 年“拾月革命”，俄羅斯人莫羅佐夫攜家逃亡哈爾濱，然後又流亡日本神戶，給落腳地帶來了西式點心。在日本學術界，納粹下的德語知識人流亡，以及東歐、蘇聯時期知識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啟發，讓我慢慢獲得了壹個更大的視點：怎樣把中國的流亡者，放到壹個更寬廣的世界歷史和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並與那些已廣受矚目的流亡作家傳統進行比較。
關於知識分子和流亡，薩義德和阿倫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資源，但我在書裡並不只是重復他們的論述。我真正要引出來的是“流亡知識分子”的“流亡”，不只是壹般意義上身體離開故土，更是壹種精神上的、持續、內在的流動狀態。也就是說，壹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流亡其實是不會終結的。身體上的流亡也許有結束的壹天，但精神內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壹篇關於我這本書的書評中所說，只有作為壹個“永遠的流亡者”，知識分子才可能始終保持反思、保持距離、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斷保存自己的文化，並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繼續生長、豐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時，會覺得他們夾在兩種文化之間：他或她既沒有真正融入所在國，又仿佛已經和祖國訣別，似乎已經被從原有的文化土壤中連根拔起，變成壹棵快要枯死的樹。但恰恰不是這樣。正因為身處兩種文化之間，流亡知識分子反而獲得了壹種雙重視角——既能夠以母國的視點看世界，又能夠以世界的視點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國。
江 ：你書裡把中國流亡者遭遇的處境概括成“多重復合的困難”。這具體包括哪些？
劉 ：最重要的，第壹個就是語言。對作家、詩人、人文知識分子來說，語言是壹條巨大的溝壑。尤其是肆拾多歲以後流亡的人，更難跨過去。我讀過壹位日本詩人飯島耕壹的詩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壹個字母》，非常口語化，“我在外國（法國）住了半年，想寫詩的心情，壹次都沒有。母國語中，是從‘母’與‘國’中割斷的半年，我沒有受傷，但我幾乎沒有寫詩的必要”。這位日本詩人還不是因為流亡，而是客居。那麼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壹生成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謂“肆不像”，沒進入西方，卻脫離了東方 ；外語學不好，中文卻退化。其中壹個例外是哈金。他的寫作是用大無畏的精神冒險寫作，在語言與語言的空隙間寫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這裡作出貢獻。但哈金這樣的成功者很少。當然代際也會不同，流亡者的下壹代，或者新世代的離散者，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就不會困惑。
第贰個是經濟。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國都有身份、地位、稿費、組織保障。到了海外，壹切都沒了。不管曾經在中國多有名，很多人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怎麼買贰手車、怎麼修舊房子、怎麼找工作、怎麼吃飯。我後來發現，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來，都離不開他們的太太。這個我在書裡也談到了。沒有這些女性在後面支撐，很多男性流亡知識分子在生活上會非常艱難。
第叁個是心理上的落差。像嚴家其先生，他在八拾年代是參與設計中國未來的人。到了美國以後，最初還有學校請他講演，後來慢慢連基金都申請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來的知識結構和英美學界不接軌，語言又不夠。這種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壹開始甚至做過外賣，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訪護士和家庭看護的工作。
還有身份認同。你要不要拿美國國籍？要不要繼續說“祖國”這個詞？這是壹個很糾結的問題。嚴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國國籍後的拾年才決定申請美籍。後來拿了美國國籍以後，他說自己不再用“我國”這個詞。這不是詞語的小變化，而是認同方式的壹種變化。這次美國華裔花式滑冰運動員劉美賢的父親劉俊也說，他拿到美籍之後，改原名“劉俊國”為“劉俊”，因為那“國”不是自由民主的“國”。
另外壹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思鄉。“鄉”這個字，對中國人特別大。很多人的軟肋都在這裡：你要不要寫個檢討換取壹次回國機會？要不要為了見父母妥協壹點？這個問題，很多中國流亡者都繞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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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界定了流亡的含義：它不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壹種與權力格格不入的精神狀態。劉燕子將研究視野從海外流亡者延伸至國內的“內在流亡者”，例如劉曉波與唯色。她特別提到，藏族作家唯色身處體制邊緣與監控之下，仍堅持用漢語記錄被壓制的歷史。這種不被馴服的姿態，是劉燕子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壹把鑰匙。
訪談詳述了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處境。與西方流亡者相比，他們在語言斷裂、經濟壓力與身份認同上承受著更沉的代價。許多人從國內的社會精英變為海外的底層勞動者，在“失語”中掙扎。無法回鄉與父母見最後壹面，在兩種文化邊緣游走的心理落差——這些構成了他們具體而殘酷的日常。
劉燕子在書寫中拒絕英雄化敘事，轉而呈現流亡者作為個體的局限與傷痕。她坦承，這壹群體內部同樣存在利益博弈、人性陰暗與性格偏執，但這正是“群體傳記學”應有的真實面貌。她認為，流亡者憑借“雙視角”——同時置身於母國文化與異鄉現實——保持了對主旋律敘事的批判距離。盡管這壹群體時常被低估乃至誤解，其歷史見證者的身份仍是現在進行時。
文章最後傳達了壹種歷史責任感。劉燕子以“壹個人壹支游擊隊”的狀態，在主流學術體制之外獨立完成了這項工程，目的是留存那些即將湮沒的無名者記憶。她認為，1989年引發的知識分子大規模外流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其精神遺產或許要到百年之後才能顯現出對未來文明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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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你談到通過廖亦武認識了劉曉波。在《不死的流亡者》壹書中，你把劉曉波歸納於“內部流亡者”的范疇。你和他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劉 ：2007 年 3 月，我和家人去了北京，廖亦武也從肆川過來。“兩會”期間，劉曉波通常不自由，但那次，他跑出來了，我們就在萬聖書園聊了整整壹個下午。
老實說，當時劉曉波最關心、最激動、最投入思考的那些問題，我還沒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我本來就不太看政論，我對政治理論不像
對文學那麼敏感。但那次談話裡，有壹點讓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談自己和日本的關系。談他寫的《櫻花的中國劫難》，談中國的民族主義，他對“滿洲國”時代留下的遺產的客觀評價。
他雖然沒有來過日本，但在吉林大學時修過日語文學，壹直關注日本，希望日本對中國民主化有所作為。那以後，他給我發過大量材料。那時他已經很會用互聯網了，而我還是個“山頂洞人”。他會不停發文章過來，郵件標題常常是“劉燕子，我來轟炸你”。所謂“轟炸”，就是把壹包壹包的文章發過來。我收到以後都會打印出來，但壹開始也沒有認真全看。
壹直到 2008 年他被抓，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給我介紹了東京壹家很經典的學術出版社。他對我說：“既然你認識他，而且他那麼多文字都在你這裡，是不是應該趕緊翻譯介紹壹下劉曉波的思想歷程。”後來我就和中央大學的及川淳子教授合作。她壹直做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我們壹拍即合。2009年，我們出版了劉曉波的文集《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藤原書店出版）。我寫了很長的導讀，對“六肆”以及劉曉波的思想歷程做了壹萬多字的梳理，還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研討會，這些都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
當時書賣得並不好。可後來劉曉波獲諾獎以後，凡是和他、和零八憲章有關的事情，在日本幾乎都繞不開我。他和劉霞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詩歌，都是我介紹進入日文世界的。我和及川淳子還出版了壹本學中文的教科書——《用零八憲章學教養中文》（集廣舍出版），被好幾所大學的法律系采用。
江 ：你也把中國流亡者放置於世界流亡知識分子的譜系中來書寫和研究。關於流亡和知識分子，薩義德和阿倫特都有壹些重要的論述，他們在中國也較為大眾所熟知。尤其是阿倫特，這些年她的壹些作品在中國不斷被介紹和討論。
劉 ：事實上，我的研究最初曾受兩個方向啟發。壹個是納粹時期歐洲知識分子的流亡問題——這讓我了解到納粹統治的拾贰年中，德語作家和思想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們後來流亡美國的歷史。另壹個方向，則是蘇俄時期的流亡知識分子。
早在伍拾年代，流亡美國的猶太知識人以及參與救援人員，就舉辦了以“文化遷移”為主題的研討會。六拾年代中後期，因著對德國歷史的反思，流亡成為壹種跨學科研究。八拾年代以來，在“搶救歷史”運動中，“流亡社會學”已成為壹個專門性學科領域。
關於蘇俄時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觸到這個問題。我的大學同事研究滿洲國時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爾什維克政權下，1922 年被驅逐出故土，乘坐“哲學船”流亡德國的知識人。我常和朋友去著名的“MOROZOFF”（莫羅佐夫）咖啡店，那裡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為 1917 年“拾月革命”，俄羅斯人莫羅佐夫攜家逃亡哈爾濱，然後又流亡日本神戶，給落腳地帶來了西式點心。在日本學術界，納粹下的德語知識人流亡，以及東歐、蘇聯時期知識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啟發，讓我慢慢獲得了壹個更大的視點：怎樣把中國的流亡者，放到壹個更寬廣的世界歷史和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並與那些已廣受矚目的流亡作家傳統進行比較。
關於知識分子和流亡，薩義德和阿倫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資源，但我在書裡並不只是重復他們的論述。我真正要引出來的是“流亡知識分子”的“流亡”，不只是壹般意義上身體離開故土，更是壹種精神上的、持續、內在的流動狀態。也就是說，壹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流亡其實是不會終結的。身體上的流亡也許有結束的壹天，但精神內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壹篇關於我這本書的書評中所說，只有作為壹個“永遠的流亡者”，知識分子才可能始終保持反思、保持距離、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斷保存自己的文化，並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繼續生長、豐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時，會覺得他們夾在兩種文化之間：他或她既沒有真正融入所在國，又仿佛已經和祖國訣別，似乎已經被從原有的文化土壤中連根拔起，變成壹棵快要枯死的樹。但恰恰不是這樣。正因為身處兩種文化之間，流亡知識分子反而獲得了壹種雙重視角——既能夠以母國的視點看世界，又能夠以世界的視點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國。
江 ：你書裡把中國流亡者遭遇的處境概括成“多重復合的困難”。這具體包括哪些？
劉 ：最重要的，第壹個就是語言。對作家、詩人、人文知識分子來說，語言是壹條巨大的溝壑。尤其是肆拾多歲以後流亡的人，更難跨過去。我讀過壹位日本詩人飯島耕壹的詩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壹個字母》，非常口語化，“我在外國（法國）住了半年，想寫詩的心情，壹次都沒有。母國語中，是從‘母’與‘國’中割斷的半年，我沒有受傷，但我幾乎沒有寫詩的必要”。這位日本詩人還不是因為流亡，而是客居。那麼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壹生成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謂“肆不像”，沒進入西方，卻脫離了東方 ；外語學不好，中文卻退化。其中壹個例外是哈金。他的寫作是用大無畏的精神冒險寫作，在語言與語言的空隙間寫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這裡作出貢獻。但哈金這樣的成功者很少。當然代際也會不同，流亡者的下壹代，或者新世代的離散者，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就不會困惑。
第贰個是經濟。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國都有身份、地位、稿費、組織保障。到了海外，壹切都沒了。不管曾經在中國多有名，很多人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怎麼買贰手車、怎麼修舊房子、怎麼找工作、怎麼吃飯。我後來發現，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來，都離不開他們的太太。這個我在書裡也談到了。沒有這些女性在後面支撐，很多男性流亡知識分子在生活上會非常艱難。
第叁個是心理上的落差。像嚴家其先生，他在八拾年代是參與設計中國未來的人。到了美國以後，最初還有學校請他講演，後來慢慢連基金都申請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來的知識結構和英美學界不接軌，語言又不夠。這種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壹開始甚至做過外賣，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訪護士和家庭看護的工作。
還有身份認同。你要不要拿美國國籍？要不要繼續說“祖國”這個詞？這是壹個很糾結的問題。嚴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國國籍後的拾年才決定申請美籍。後來拿了美國國籍以後，他說自己不再用“我國”這個詞。這不是詞語的小變化，而是認同方式的壹種變化。這次美國華裔花式滑冰運動員劉美賢的父親劉俊也說，他拿到美籍之後，改原名“劉俊國”為“劉俊”，因為那“國”不是自由民主的“國”。
另外壹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思鄉。“鄉”這個字，對中國人特別大。很多人的軟肋都在這裡：你要不要寫個檢討換取壹次回國機會？要不要為了見父母妥協壹點？這個問題，很多中國流亡者都繞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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