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产业链,正在逼近生死线
03 规模幻觉:为什么“卖更多”不能“降更多”?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汽车产业远未触底,因为还有广阔的下沉市场和海外市场可以开拓。销量继续增长,规模效应持续释放,降本空间依然巨大。
这个逻辑听起来合理,却犯了一个根本错误:把“产业规模增长”和“企业降本空间”混为一谈。
下沉市场确实广阔,但下沉市场需要的是更便宜的车。5-1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单车利润本就微薄,主机厂为了抢量,只会向零部件企业施加更大的降价压力,而不是给它们喘息空间。零部件企业被迫“以更低的单价供应更多的量”——这是增量毒药,不是规模红利。
海外市场确实在扩张,但出海是成本中心,不是利润中心。欧盟加征关税、美国100%关税、本地化合规认证、海外渠道建设、汇率风险对冲——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奇瑞、比亚迪能出海成功,是因为有规模和技术积累可以消化这些成本。
零部件企业跟随出海,议价能力更弱,合规成本却一样高。海外市场的利润,首先要补贴海外投入,根本无力反哺国内的低价竞争。
更关键的是,2025年的数据已经戳破了规模幻觉:汽车行业销量在增长,但行业利润仅微增0.6%,成本增速(8.1%)远超收入增速(7.1%)。规模增长和利润增长已经脱钩。继续追求规模,是在用增量掩盖存量的恶化,而不是用规模解决成本问题。
规模本身不产生降本,规模背后的产能利用率、议价能力和技术壁垒才产生降本。当产能利用率跌破盈亏平衡点,当议价能力被主机厂绝对压制,当技术壁垒被同质化竞争磨平,规模越大,失血越快。
04 触底时刻:三重刚性封死降价空间
那么,降本空间何时触底?答案取决于成本结构的刚性程度。当前,三重刚性正在同时发力,把降价空间物理性封死。
第一重,原材料刚性。碳酸锂反弹、芯片涨价、特种钢材价格波动——这些不是周期性扰动,而是供应链重构后的新常态。原材料成本占零部件总成本的50%-60%,当这部分成本硬性地被抬高,企业内部再怎么优化,也只是在剩下的40%里抠利润。
第二重,人力刚性。汽车零部件行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约9%-12%,看似不高,实则极其刚性。全国工商联汽摩配商会调研显示,42.3%的零部件企业将"用工成本增加"列为突出困难。制造业用工成本年均增长约15.8%,社保合规、招工难、技能缺口(2023年汽车行业缺口达68万人)——这些因素决定了人力成本不是“可压缩项”,而是“生存底线”。机器换人?头部企业能做,中小企业投不起、等不起、技术整合不起。
第三重,制度刚性。2026年1月起,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一辆20万的车多出约8800元成本;部分地方补贴到期,政策“掩护”消失。更关键的是,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整治“内卷式竞争”,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划定低于成本销售的红线。政策层面不再允许无底线的价格战。
三重刚性叠加,意味着不同品类的零部件将在不同时间点触底:
传统零部件(内饰、冲压件、标准件):已经触底。年降超过3%即亏损,2025年已有大量中小供应商退出。
三电系统(电池、电驱、电控):2026年中触底。碳酸锂和芯片涨价让成本传导机制失效,宁德时代2026年Q1日均净赚2.3亿,而11家上市车企利润总和不如它一家——这种利润分配格局不可持续。
智能零部件(域控制器、传感器、激光雷达):2027年初触底。技术迭代快,头部企业净利率还能维持15%以上,但随着技术标准化,降价空间会快速收窄。
传统零部件的恶性降价已经终结,三电系统的压价空间正在关闭,智能零部件还有最后一两年的窗口期。 这就是当前的成本现实。
05 触底之后:产业链的强制性重构
当降价空间耗尽,产业链不会平静地“软着陆”,而是会经历一场强制性再平衡。这场重构将呈现四个特征:
第一,供应商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博弈”。2026年4月,东风岚图等车企已公开表示“原材料涨价必然传导到终端”——这实际上是主机厂承认,继续压价已不可能。理论上,零部件企业可以集体拒降甚至要求涨价,年降机制可以从“单向压榨”变为“双向协商”。
当然,这种博弈的达成并非易事。中国的行业协会在价格协调、集体谈判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缺乏欧盟行业协会那样的反垄断豁免权,也不同于日本经团联式的产业自律传统。更现实的情况是,零部件企业群体内部存在分化——头部企业可能选择趁机抢单扩大份额,中小企业则只求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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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汽车产业远未触底,因为还有广阔的下沉市场和海外市场可以开拓。销量继续增长,规模效应持续释放,降本空间依然巨大。
这个逻辑听起来合理,却犯了一个根本错误:把“产业规模增长”和“企业降本空间”混为一谈。
下沉市场确实广阔,但下沉市场需要的是更便宜的车。5-1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单车利润本就微薄,主机厂为了抢量,只会向零部件企业施加更大的降价压力,而不是给它们喘息空间。零部件企业被迫“以更低的单价供应更多的量”——这是增量毒药,不是规模红利。
海外市场确实在扩张,但出海是成本中心,不是利润中心。欧盟加征关税、美国100%关税、本地化合规认证、海外渠道建设、汇率风险对冲——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奇瑞、比亚迪能出海成功,是因为有规模和技术积累可以消化这些成本。
零部件企业跟随出海,议价能力更弱,合规成本却一样高。海外市场的利润,首先要补贴海外投入,根本无力反哺国内的低价竞争。
更关键的是,2025年的数据已经戳破了规模幻觉:汽车行业销量在增长,但行业利润仅微增0.6%,成本增速(8.1%)远超收入增速(7.1%)。规模增长和利润增长已经脱钩。继续追求规模,是在用增量掩盖存量的恶化,而不是用规模解决成本问题。
规模本身不产生降本,规模背后的产能利用率、议价能力和技术壁垒才产生降本。当产能利用率跌破盈亏平衡点,当议价能力被主机厂绝对压制,当技术壁垒被同质化竞争磨平,规模越大,失血越快。
04 触底时刻:三重刚性封死降价空间
那么,降本空间何时触底?答案取决于成本结构的刚性程度。当前,三重刚性正在同时发力,把降价空间物理性封死。
第一重,原材料刚性。碳酸锂反弹、芯片涨价、特种钢材价格波动——这些不是周期性扰动,而是供应链重构后的新常态。原材料成本占零部件总成本的50%-60%,当这部分成本硬性地被抬高,企业内部再怎么优化,也只是在剩下的40%里抠利润。
第二重,人力刚性。汽车零部件行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约9%-12%,看似不高,实则极其刚性。全国工商联汽摩配商会调研显示,42.3%的零部件企业将"用工成本增加"列为突出困难。制造业用工成本年均增长约15.8%,社保合规、招工难、技能缺口(2023年汽车行业缺口达68万人)——这些因素决定了人力成本不是“可压缩项”,而是“生存底线”。机器换人?头部企业能做,中小企业投不起、等不起、技术整合不起。
第三重,制度刚性。2026年1月起,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一辆20万的车多出约8800元成本;部分地方补贴到期,政策“掩护”消失。更关键的是,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整治“内卷式竞争”,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划定低于成本销售的红线。政策层面不再允许无底线的价格战。
三重刚性叠加,意味着不同品类的零部件将在不同时间点触底:
传统零部件(内饰、冲压件、标准件):已经触底。年降超过3%即亏损,2025年已有大量中小供应商退出。
三电系统(电池、电驱、电控):2026年中触底。碳酸锂和芯片涨价让成本传导机制失效,宁德时代2026年Q1日均净赚2.3亿,而11家上市车企利润总和不如它一家——这种利润分配格局不可持续。
智能零部件(域控制器、传感器、激光雷达):2027年初触底。技术迭代快,头部企业净利率还能维持15%以上,但随着技术标准化,降价空间会快速收窄。
传统零部件的恶性降价已经终结,三电系统的压价空间正在关闭,智能零部件还有最后一两年的窗口期。 这就是当前的成本现实。
05 触底之后:产业链的强制性重构
当降价空间耗尽,产业链不会平静地“软着陆”,而是会经历一场强制性再平衡。这场重构将呈现四个特征:
第一,供应商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博弈”。2026年4月,东风岚图等车企已公开表示“原材料涨价必然传导到终端”——这实际上是主机厂承认,继续压价已不可能。理论上,零部件企业可以集体拒降甚至要求涨价,年降机制可以从“单向压榨”变为“双向协商”。
当然,这种博弈的达成并非易事。中国的行业协会在价格协调、集体谈判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缺乏欧盟行业协会那样的反垄断豁免权,也不同于日本经团联式的产业自律传统。更现实的情况是,零部件企业群体内部存在分化——头部企业可能选择趁机抢单扩大份额,中小企业则只求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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